藏族作家阿來的《山珍三部》（《三只蟲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皆以植物為引子鋪陳故事，推衍世相，通過藏地風情的纖細描摹，鏡子般地展現(xiàn)當下中國的自然生態(tài)、社會生態(tài)、文化生態(tài)，拷問現(xiàn)代文明視野下人們靈魂的歸屬，力圖引領人們立足蒼茫大地，仰望理想的星空，追索真善美的人性價值。作品批判那些“嘲笑和侮辱自然”的“蠻人”，贊揚那些與自然為鄰、為友的“有教養(yǎng)的人”。

一

阿來這樣自陳心曲：“今年突然起意，要寫幾篇從青藏高原上出產的、被今天的消費社會強烈需求的物產入手的小說。”阿來關切的是，消費時代語境下，藏地特有的為人們所熟知的“物產”突然炙手可熱，引發(fā)連鎖反應的社會境況。青藏高原上的蟲草、松茸、岷江柏成為了小說敘述的對象。作品表達物產與物欲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以突顯消費時代人心欲望的汪洋恣肆。

消費時代的物品日益符號化，并充當了見證社會人心“異化”的象征物。在《河上柏影》中，阿來摘抄了數(shù)種植物志關于岷江柏的植物形態(tài)、生長屬性、地理分布情態(tài)的描述，彰顯柏樹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意義。人們與柏樹之間本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后來人們對柏樹進行大規(guī)模的砍伐，岷江柏在人們心靈世界的意義逐漸嬗變。阿來說：“這個故事從說樹起頭，最終要講的還是人的故事。”作家是通過樹的形象來表征人心乃至社會心靈的變遷史、異化史，帶有明顯的借物喻志的表達策略。

阿來將目光投置于他最為熟悉的藏地生活，有延展消費時代面相的文化意圖。消費社會更多地強調城市生活方式的變遷、城市文化景觀的光怪陸離與喧囂繁華，以及消費的節(jié)日屬性、狂歡形態(tài)。相對而言，田園風情則成為人們表達文化尋根、情感返祖的有效捷徑，是人們對抗城市化而返歸精神與情感原鄉(xiāng)的現(xiàn)實方式。但是，阿來敏銳地意識到，消費時代不僅體現(xiàn)在視聽娛樂和消費意識、消費觀念方面，還體現(xiàn)在城市中快節(jié)奏、高效率的生活。它作為一種不可逆、不可抗的生活之流彌漫于整個華夏大地，包括鄉(xiāng)村和城市。因此，當阿來以消費時代為背景展現(xiàn)藏地鄉(xiāng)村鄉(xiāng)民的生活狀態(tài)，更具有震撼力和沖擊力。即便是現(xiàn)代生活資訊和交通如此發(fā)達的今天，一般人對于藏地的認知還處于蒙昧或模糊的想象狀態(tài)，或將之視為香格里拉般的一方凈土，對于藏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還缺乏深入直觀的認知。阿來通過《山珍三部》撕裂了人們的文化想象，還原了藏地日常生活的瑣碎、新鮮乃至蕪雜的一面，追逐金錢、地位、權勢等體現(xiàn)人們世俗身份的現(xiàn)實劇目同樣在偏遠藏鄉(xiāng)不間斷地上演。《三只蟲草》中的教委主任甚至誘迫小學生桑吉奉獻出他費盡千辛萬苦挖來的蟲草，以作為其恢復權職的工具，而蟲草也隨著權勢的遞增，不斷地游走于各種交通工具，直至抵達權勢的頂點。《蘑菇圈》中的松茸由鄉(xiāng)間貼補口糧的替代品一躍成為不同人群實現(xiàn)各種目的的犧牲品。《河上柏影》中的岷江柏亦逃脫不了被砍伐、被掘根最終走向消亡的命運。阿來通過這些高原植物映射著形形色色的社會歷史和現(xiàn)狀，勾連起人們的生活世界，藝術化地再現(xiàn)了藏地的百味人生，雜糅了他的生態(tài)認知、歷史感知以及對世情興衰的復雜豐富的情感體驗。

由此觀之，消費時代或者說是消費社會構成了文本敘述的現(xiàn)實背景，對物欲的抨擊是作家的創(chuàng)作初衷所在。其實，無論在哪個時代，物欲追求都是人們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現(xiàn)實處境，但若能在追逐的過程中實現(xiàn)心與物的平衡，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人類社會的進步與文明。

二

這三部作品之間是有內在的聯(lián)系的。《三只蟲草》以兒童桑吉的視角審視高原物象，帶有童真童趣；《蘑菇圈》則以阿媽斯炯飽經風霜的雙眸回顧歷史，直面現(xiàn)實，帶有鄉(xiāng)村的智慧；《河上柏影》是以知識分子自居的王澤周的生命歷程及其生命體驗來感受外力對質樸鄉(xiāng)野的強烈沖擊，帶有無奈的反思意味。可以說，《山珍三部》是以三代人的目光直面高原藏鄉(xiāng)的歷史和現(xiàn)實情貌，完整地構成了由山野向山珍變遷的發(fā)展路徑，也鋪排出藏民由自然、淳樸的生活躍遷到喧囂、蕪雜的角力場的現(xiàn)實和心理情態(tài)。因此，《山珍三部》的三個故事，看似毫無關聯(lián)，實則有其內在的完整性，三者構成了一幅完整的藏鄉(xiāng)風俗畫。

《三只蟲草》中的鄉(xiāng)民們挖蟲草的目的是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狀況。生長在草原的蟲草似乎天然地成為人們走向富裕生活的工具，因此“挖蟲草的季節(jié)，是草原上的人們每年收獲最豐厚的季節(jié)”，但為了保護自然生態(tài)，在實行了“退牧還草”的生態(tài)保護舉措之后，牧場的范圍壓縮，相應的畜牧數(shù)量也不得不減少，使得搬遷到定居點后的牧民們收入受損。因此，蟲草就顯得尤為珍貴，蟲草對應的是“一家人的柴米油鹽錢，向寺院作供養(yǎng)的錢，添置新衣服和新家具的錢，供長大的孩子到遠方上學的錢，看病的錢”，簡言之，蟲草就是“錢”。在此，阿來將蟲草塑造為維系牧民日常生活開支的象征。對于兒童桑吉而言，收獲蟲草意味著在省城念書的姐姐就可以和城里的同學一樣打扮得“花枝招展”，還意味著奶奶看病的醫(yī)藥費有了著落。但在面對蟲草時，年幼的深受草原文化熏染的桑吉卻有些糾結：“是該把這株蟲草看成一個美麗的生命，還是看成30元人民幣？”這一“糾結”為草原上的牧民挖蟲草找到了合理的依據(jù)，盡管內心愧疚，但為了生計不得不采掘蟲草。而寺廟中的一些喇嘛以護佑為名，強行向村民索取蟲草，官員們也以各種名目搜購、索要蟲草，作為升遷的賄賂之物。蟲草成為顯示世俗面相的映照，不再是天然的植物，而成為某種生活的符號化的象征。

至于松茸等草原上的蘑菇，在藏民的傳統(tǒng)世界中，一概稱之為“蘑菇”，并無高低尊卑的區(qū)別，皆是自然的饋贈，破土而出的蘑菇是春天、生機的昭示。進村的工作隊打破了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寧靜，機村的鄉(xiāng)民們意識到蘑菇的烹飪方法是“文明和飲食文化”的體現(xiàn)。人們帶著不解、無奈的心緒逐漸接受了所謂的新興生產生活方式，但吊詭的是，新興的生產生活方式并未帶來鄉(xiāng)民們渴求的富足生活，反而因為違背了基本的生活、生產規(guī)律而走向饑荒，松茸之類的自然之物成為人們艱難度日的果腹之物。在荒誕的時代，松茸則成為人們生活的罪證。在開放的年代，松茸華麗變身，成為饋贈佳品，甚至成為支撐機村經濟發(fā)展的重要物資。阿媽斯炯的一生就伴隨著松茸的價值的不斷更新而發(fā)生著變化。阿媽斯炯眼中的松茸是帶有神性的存在，是果腹之物、親情象征，更是證明她具有獨立生活能力的體現(xiàn)。但隨著消費觀念的侵襲，人們以霸占、劫掠阿媽斯炯的蘑菇圈為自己的事業(yè)，尾隨、跟蹤阿媽斯炯是一種較為簡單的劫掠方式，而將現(xiàn)代儀器放置于阿媽斯炯的身上，借助發(fā)展經濟的名義利用阿媽斯炯最后的蘑菇圈，則是從根底上體現(xiàn)出消費時代藏鄉(xiāng)民眾生活觀念的巨大變化。因此，阿媽斯炯失去的不僅僅是賴以維系生活、維護情感的蘑菇圈，更是傳統(tǒng)藏鄉(xiāng)生活習俗、生活觀念的消亡殆盡。

相比較桑吉的單純、阿媽斯炯的固執(zhí)，《河上柏影》中的王澤周不僅在血統(tǒng)上是混血兒，而且在文化上亦是混血兒。他竭盡全力維護自身精神平衡的工具是思考。他反思生活中的一切現(xiàn)象，避免陷入生活的塵俗。但是，現(xiàn)實情況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遠遁于甚至蜷縮于自己的心靈世界，舔舐內心的創(chuàng)傷，體味人生的無常。母親的出身、父親的逃難、家庭的貧困、事業(yè)的委頓等一切都困擾著王澤周，使他陷入一種西西弗斯般的現(xiàn)實荒誕境遇，他始終都在掙扎，但一直都逃脫不了生活之網的束縛。就像村口深扎進巨石的岷江柏，盡管蒼翠濃蔭、枝繁葉茂，依然無法擺脫被凌辱的命運。王澤周與岷江柏一樣在消費文化和文化消費的語境中成為明日黃花。

三

《山珍三部》散發(fā)出濃郁的悲壯氣息。這份悲壯得以生成的原因，在于阿來精神世界的糾結甚至是困惑。生于斯而長于斯的桑吉、阿媽斯炯、王澤周深愛著腳下的這片熱土，眷戀著母親般哺育他們成長的草原、山地、河谷。他們野蠻而倔強地生活在相對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中，但他們又是如此愜意、自足。而這種封閉的生活情態(tài)為外在的強力所打破，他們似乎成為無根的漂萍，拔劍四顧心茫然，無從釋放他們壓抑已久的情緒。但同時，阿來又是充滿希望地看待新生事物，他把希望寄托在兒童桑吉身上，桑吉沒有如阿媽斯炯一樣的歷史負擔，也沒有像王澤周一樣對苦難的生命體驗，暫時的困惑激勵著他走向更高遠的世界，在摒棄痛苦、仇恨之后，以全新的面貌再造藏鄉(xiāng)的和諧，這似乎就是阿來所謂的“人性的溫暖”的書寫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