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魯迅為何以“阿Q”命名小說主人公？

或曰：這個字母，像是一個腦袋，后面拖下的小尾巴，酷似小辮子。它“畫”出了阿Q的形象。形似神也似。

——這么想問題，“前提”是中國人慣常的以“（文）字（圖）形”來解讀意義的思路，這還是訓詁釋讀“漢字”時一種強大的“集體無意識”。追問這個命名，考察魯迅如此“寫”這個名字意義所在，我想，絕非無足輕重。

從“字”的現(xiàn)象來看，這里最重要的事情，莫過于，魯迅是在用一個西文字母，即單純表音的符號，來表征中國人的名字。這本來會牽涉到相當巨大的文化震撼。可是，我們卻似乎不經(jīng)意地接受了。內(nèi)在因由，值得深思。

一、無名無姓

阿Q從哪兒來？他有父母么？恰似“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古典小說中，無父無母的人物，當數(shù)孫猴子，他是從石頭中崩出來的。《紅樓夢》，又作《石頭記》，其中的“神瑛”、“絳珠”寶玉、黛玉，則還是有一個連理的“家”；盡管寶玉同樣來自通靈的“石頭”，可是，畢竟，他得有一個“賈”（假）姓。阿Q卻沒來由地“出現(xiàn)”了。

韓少功“尋根”，其筆下的丙崽，或被有的批評家以阿Q作比。可是，韓少功一開始就追溯丙崽的父母。而且小說干脆以“爸爸爸”為題，其中，丙崽最重要的“話”，除了“爸爸”，就是那句“國罵”——“×嗎嗎”。不妨說，其中體現(xiàn)的中國人最重要、最根本的“終極關(guān)切”，確是尋到了“根”。但是，丙崽有爸爸，卻也無姓氏；但是，好歹，他還有一個漢字的“名”。甲乙丙丁的“丙”字，在甲骨文中已有，應當還可以繼續(xù)向遠古追溯。其主要意義，乃是十干之一。甲骨文中，已有頗為完善的干支記時，這表明，“丙”來自于古人對“天”的認識，“丙”崽得名，絕非泛泛；以此一字，即可尋求其中的文化涵義。

那么，“阿Q”的“名”，是怎么“失去”的呢？小說敘事者曰，除了一個讀音，無人可以認定他叫什么。也許，對識字的讀書人來說，首先需問的是：阿Q 名中的Q “字”應當怎么寫？因為，漢字作為“形音義”的統(tǒng)一體，意義所在，必然與“形”、“音”相關(guān)。只有一個讀音，無法知道其意義所在。阿Q就是這樣一個“無意義”的符號。所以，我們說，似乎有“名”的阿Q，卻出于一種“無名”狀態(tài)。敘述者曰：“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寫的。他活著的時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沒有一個人再叫阿Quei了，那里還會有‘著之竹帛’的 事。若論‘著之竹帛’，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著了這第一個難關(guān)。”“書之竹帛”，“寫下來”的“名字”，其重要性不僅在于生前，更在“死了之后”。也就是令一個人獲得某種“不朽”。這種與“語音中心主義”對抗的“書寫”，所具有的意義，確是阿Q一類人物所無法企及的。但是，無法企及，卻并非是被剝奪的借口，因為，“無法企及”本身還是留下了一種“企及”的指望。這是在“叫”一個人的名字時，在現(xiàn)象學意義上，給予這個人的。

那么，阿Q是如何“失去了”名字的“書寫”權(quán)的呢？敘述者說，“我曾仔細想：阿Quei，阿桂還是阿貴呢?倘使他號月亭，或者在八月間做過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沒有號——也許有號，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又未嘗散過生日征文的帖子：寫作阿桂，是武斷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貴了；而他又只是一個人：寫作阿貴，也沒有佐證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樣，更加湊不上了。先前，我也曾問過趙太爺?shù)膬鹤用畔壬l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據(jù)結(jié)論說，是因為陳獨秀辦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國粹淪亡，無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個同鄉(xiāng)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 八個月之后才有回信，說案卷里并無與阿Quei的聲音相近的人。我雖不知道是真沒有，還是沒有查，然而也再沒有別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還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略作阿Q。這近于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還有什么好辦法呢。”

這個“Quei”字，怎么“寫”，在中國文化中，確實是個問題。請注意，不是怎么“拼（音）”，也不是用傳統(tǒng)的“反切”，魯迅卻采取了“英國流行的拼法”，將其命名為“阿Q”。魯迅嬉笑冷嘲地說了許多，對這個名字可能是“桂”還是“貴”，確立了“考證學”上的原則。這些原則，確是頗有意思，它顯示了中國文化的某些“成規(guī)”。比如，有“名”，還得有“字”，甚至有“號”。關(guān)于“名”與“字”，章太炎曰：“鄭康成注《禮》曰：‘古曰名，今曰字。’尋討舊籍，書契稱字，慮非始于李斯。何者，人生幼而有名，冠為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號。名不可二，孳乳寖多謂之字，足明周世有其稱矣。”阿Q無“字”，這不奇怪，畢竟，有名有字，恐怕還是“有文化”的人家才有的“標配”。阿Q 無“號”，“號”乃指名、字以外另起的稱號。起號之風，源于何時？或以為，大概在春秋戰(zhàn)國時即有。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視為最早的別號。東晉時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南北朝時代有更多的人給自己起了號，唐宋時形成普遍風氣，元明清達到鼎盛，不但人人有號，而且一個人可以起許多號。阿Q無號，可是“阿Q”似乎也貼著他揭不下來，成為了一個“別號”。又，名字是需要“排序”的，“阿貴”往往排在“阿富”后，“名”之“序”，與“人”之“序”，就這樣被“文化”先定地“編碼”了。幸而不幸，阿Q也不在文化的“序列”里。

為什么無法用漢字來為阿Q命名，就在于他的“名”只剩下了一個“音”！“音”成為解決“無名”卻有“音”者的一個方案，“這近于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還有什么好辦法呢。”“盲從《新青年》”，接上了西方“語音中心主義”，其中玄機，似可深思。不過，阿“Q”這種“表音”、“標音”本身，卻是失敗的。因為，“Q”字卻難以找到與之讀音相對應的漢字或漢語。也許，魯迅先生在此設(shè)置的，或者正是一種嘲諷式的悖謬吧！卡夫卡用K作其小說主人公之名，不致產(chǎn)生某種文化上的不適，以中國符號中不曾有的“Q”字來表音，本少合宜性；省略作阿“Q”，這更似乎是“盲從”。那么，魯迅先生自己對漢字的觀點，原本不是正屬于“《新青年》”一派的么？那種激進的“漢字不滅，中國必忘”的觀點，據(jù)傳出自魯迅，或者可以存疑；不過，魯迅明確說過：“漢文終當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存之道。”“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傳布智力的結(jié)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也就是說，魯迅本人關(guān)于漢字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不僅與“《新青年》”相同，還是其中的激進的中流砥柱。

所以，魯迅將小說主人公命名為“阿Q”，對當時的閱讀者和后來的“我們”來說，并沒有遇到什么文化抵抗，或者，其緣由正在于反對漢字甚至廢除漢字的意識，早已滲透“大家”的心底。正如小說中，后來出現(xiàn)的小D之類，也“順勢”地似乎自然為“我們”接受了下來。

麻煩的是，阿Q的“Q”字代表的漢字是什么，絕非無足輕重的事情。“名”，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從許慎的說法中，我們可知，名乃自我意識覺醒的標志。可是，在中國文化中，名更有一種來自氏族的集體意識乃至一定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那么，它是那個字，就顯得重要了。從個體到集體，都不會無視名字的涵義。更何況，“名不正則言不順”，“名”還與更重要的事物相聯(lián)系，乃至與“形而上”的東西有關(guān)系，“顯現(xiàn)”名字，“揚名立萬”，防止被“冥滅”其意義絕不在小。

那么，為什么阿Q陷入一種奇怪的“無名”狀態(tài)呢？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阿Q“無姓”。小說中著名的“你怎么會姓趙!——你那里配姓趙！”似乎是阿Q沒有“姓”的原因。可是，似乎更需要追問的是，阿Q何以會姓趙。小說中說：“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趙，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這“有一回”便相當奇怪——難道之前從來沒有人關(guān)心過阿Q姓什么嗎？是什么讓一個人可以“無姓”地活著呢？阿Q生活的時代，恐怕并非奴隸時代，阿Q本人亦非奴隸或準奴隸（家仆），怎么會“憑空”產(chǎn)生“有一回”的呢？小說寫道：“那是趙太爺?shù)膬鹤舆M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鏜鏜的報到村里來，阿Q正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的說，這于他也很光采，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其中，值得探究的原因在于，阿Q和趙太爺“攀”了“本家”，具有父系血緣關(guān)系。這就是趙家說他“你那里配姓趙”的來由。我們認為，阿Q或者是“攀”本家，這當然需要依據(jù)，因為父系血緣關(guān)系乃至家族意識，是中國文化一個重要核心，決不容淆亂。但是，就此說“你那里配姓趙”，則超越了準則：一個姓，不再是或不一定是純粹的血緣結(jié)合體；一個姓，可以允許有各種階級、身份的存在，甚至一些家仆就跟著主人姓，以表現(xiàn)衷心和歸宿感。所以，說“你那里配姓趙”表現(xiàn)出來的蠻橫無知，卻令人發(fā)指。當然，考慮到阿Q“攀本家”在先，激起的憤怒使得趙太爺口不擇言，或許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無論如何，剝奪一個人的“姓”，乃一個重大的事件。還是引《說文解字》：“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從女，從生，生亦聲。《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段玉裁注曰：“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后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姓”乃“人所生也”，與“人生”關(guān)系極大。“姓”最初乃代表共同血緣、血統(tǒng)、血族關(guān)系的種族稱號，可追溯到原始社會的氏族時期。“姓”的產(chǎn)生為了“別婚姻”、“明世系”、“別種族”。魯迅的老師章太炎在《檢論》中著有《序種姓》，對“姓”有頗為詳盡的論述。這說明，“姓”在中國，乃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社會、乃至“種族”與人類關(guān)系之最為重要的關(guān)鍵。西方文化中，雖然無中國名姓概念，卻也有類似意識。總之，對自己“姓”重要性，在任何人均非可以輕忽地看待。何況是“精神勝利”的阿Q，他怎么會“第二日便模糊了”！西方小說常有以主人公作書名的，如大衛(wèi)?科波菲爾、綠衣亨利、威廉?邁斯特等等，也以此種類型結(jié)構(gòu)小說的魯迅，為何“失去”了主人公的姓名？

不妨從小說的虛構(gòu)，看阿Q如何失去了“姓”、失去了“名”？

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魯迅他老人家恰恰忘掉了，阿Q是應當有父母的。這個看似大難題的證據(jù)，只要敘述者注意“尋根”，一切都迎刃而解。“姓”乃人之“生”來就帶著的，從“女”，乃一“母”所生；又與父親相關(guān)，所謂“天子因生以賜姓”，血緣關(guān)系可能產(chǎn)生于母系氏族社會，卻在“有夫妻然后有男女”之后，成為父系的標志。只要有父母，那么，必定有“姓名”。可是，恰恰這一關(guān)鍵，在《阿Q正傳》中，被“模糊”了。也就是說，阿Q在小說中，成了橫空出世的存在。我們固然不知道他如何“生”，如何“長”，出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就是這個意識“模糊”、忘掉自己“姓什么”，乃至“叫什么”的家伙。

阿Q沒來由地成了孫猴子一樣的純“虛構(gòu)”的存在。可是，孫猴子還有他賴以“出生”的石頭，我們卻無法尋找阿Q的“出身”。這個怪現(xiàn)象，除了魯迅，恐怕沒誰能說得清。

沒了“出身”，姓甚名誰都成了問題，如何書寫阿Q的“正傳”？

二、無根無史

敘事者曰：

“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也渺茫。因為未莊的人們之于阿Q，只要他幫忙，只拿他玩笑，從來沒有留心他的‘行狀’的。而阿Q自己也不說，獨有和別人口角的時候，間或瞪著眼睛道：

‘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

這就很有“誅心”乃至“刨根”的意味了。因為說到任何一種文化，都需要刨根問底，需要追溯其源流。西方文化往往需追問到古希臘、希伯來的“兩希傳統(tǒng)”。中國文化，在當時乃有所謂“國學”的稱謂，賴以抵抗接著堅船利炮進入中國的文化思潮。魯迅先生對那種堅守“國學”的“國粹”派、“學衡”派皆極其反感，所以，阿Q的話：“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不妨說，是堅守“國故”、“國學”或者中國文化本位者的思想明快簡潔的顯現(xiàn)——是未曾說出的“潛臺詞”的明白化，也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無限崇尚心理的直接表露。阿Q這樣的打工者，而且是打短工的，怎么會有如此強烈的尊崇祖先的意識，我們無法去探索；但是，“我們先前”的意識，卻在文化中極其重要。或曰，陶淵明之“不為五斗米折腰”，乃一種出身高貴（曾祖父或為陶侃，乃東晉開國元勛，雖有爭議，但有親緣關(guān)系無疑；母親孟氏，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

而來的尊嚴意識；此雖不可必，但是，對一種文化精神的持守卻必有其緣由。那種“我們先前”的意識，不能不是最為重要的精神資源。對于鄉(xiāng)村來說，那種從古而來的濃厚的祖先意識，是儒家文化賦予這片土地的一種重要文化現(xiàn)象。何況，它還與鄉(xiāng)村中復雜的家族關(guān)系，與鄉(xiāng)村中的權(quán)力、經(jīng)濟、倫理道德等，都有著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所以，阿Q的這種“我們先前”意識，乃是“尋根”意識的表現(xiàn)。

鄉(xiāng)村中以“家”、“家鄉(xiāng)”為根本的傳統(tǒng)，在魯迅小說中具有多種表現(xiàn)形態(tài)。我覺得，最能反映魯迅心靈深處的秘密的，是《故鄉(xiāng)》，它與《阿Q正傳》同年發(fā)表。其中，魯迅對已然“回不去”的“故鄉(xiāng)”，具有的悵惘之情，似乎蘊涵著復雜的心態(tài)——故鄉(xiāng)，有其令人揪心的魅力，關(guān)于童年的迷幻，在童話般的少年閏土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跡。這些“我們先前”，這些“你算是什么東西!”，幾乎是一種自然的、文學的情感，無法冥滅。魯迅自己的“尋根”之旅，在“故鄉(xiāng)”里似乎破滅。可是，那種“尋根”的深刻情感傾向，卻是任何作家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一切創(chuàng)作，所無法回避的。

“鄉(xiāng)村”具有的那種鄉(xiāng)土意識，在走出鄉(xiāng)村、鄉(xiāng)土的人們中逐漸消失；而現(xiàn)代化的大潮加速了這種消失。阿Q有過的進城經(jīng)歷，有一種悖謬的作用，恰似他被趙太爺罵產(chǎn)生的效果一樣，一方面，令他看不起城里人的做派；另一方面，卻打開了眼界，又有了看不起鄉(xiāng)下人的理由。“鄉(xiāng)土”所維系的情感，在“離鄉(xiāng)背井”的現(xiàn)代社會中傾向于解體。流動，造成的思想意識的變化，在阿Q身上已初露端倪。所以，在后來的阿Q，“我們先前”，已被“舉人老爺”所代表的文化權(quán)威所替代，更重要的是，阿Q卻并不以這種權(quán)威為重要，“經(jīng)濟”的力量，在悄悄地侵蝕傳統(tǒng)的“文化”力量乃至傳統(tǒng)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說：“‘哪兒好，那兒就是家’這句話在文化發(fā)生以前和以后都是正確的。”因為，“作為文明的人，作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完全成為小宇宙的，完全成為無家的；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像獵人和牧人在感覺上是自由的一樣。”“沒有根砥的智性卻在一切景色及思想的可能性中馳騁。”西諦曾指出，“像阿Ｑ那樣的一個人，終于要做起革命黨來，終于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jié)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這種人格的分裂，其實正在于文化的裂變；而那種“智性的自由”，即使在阿Q身上，也有著深刻的改變。他不再以趙太爺為意，不再糾纏于是否“姓趙”，城市所帶來的“自由”，固然在阿Q身上扭曲為“經(jīng)濟”上的變異的優(yōu)勢，但是，其文化上的改變，卻毋庸置疑。而“革命”則令他獲得了又一“人格”，使得“阿Q”可以成為趙太爺嘴里的“老Q”。這種“料不到”，正如魯迅所說，“據(jù)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Ｑ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兩個。”似乎強調(diào)其歷史必然性，可是卻也可解釋為“自由”了的阿Q，精神的邏輯也會如此發(fā)展。“人格”是兩個，卻又是一個。

這樣，失卻了“行狀”的阿Q，漸漸地，也會失去“我們先前”，甚至失去“土谷祠”，失去“故鄉(xiāng)”。那種悠久而牢固的文化之根意識，也會在一種激進的潮流中潰敗：“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的意識，一時之間，竟會成為笑料。相反的，那種“一窮二白”的思維，即“一張白紙，可以華最新最美的圖畫”的思路，卻占據(jù)上風。如此，“時間開始了”！有“我們先前”嗎？“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無論在文化的意義上，還是在其他意義上，或許，這個“我們”，這個“集體”，如果加上“身份”的話，應當是“中國”，或“中華民族”。那么，這個判斷，至少，具有一定的依據(jù)。

可是，通過魯迅的重重剝離，阿Q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國文化的“身份”。關(guān)于他的社會身份，就阿Q是不是農(nóng)民，有過許多討論。其實，也攸關(guān)其文化身份。我們可以說，阿Q不是農(nóng)民——他甚至連“家”都沒有！沒有土地乃至沒有對于土地的意識——他真能做的范圍表現(xiàn)出一種流蕩特質(zhì)。同樣，阿Q不是市民；阿Q不是流民；阿Q不是工人；阿Q不是革命者……

他似乎又是一種綜合：認同“從前”，認同“鄉(xiāng)土”，認同“城市”，認同“革命”……可是，他很可能立即走向反面，因為，那個“不準姓趙”、“不準革命”……的“不準”也在他的對面等候著。

所以，阿Q的歷史，阿Q所在的“歷史”，確是難寫。因為，他無“根”。

三、無字無文

魯迅對中國的歷史書寫，有太多的感慨，反復抉微發(fā)隱；但最具殺傷力的，還是在《狂人日記》中，那句著名的話：“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種顛覆性的讀法，如同梁啟超說二十四史皆“相斫書”一樣，激切，銳利，深有感染力。到自己來寫類似歷史傳記的作品，恐怕首先需要對這種書寫本身——傳統(tǒng)所謂“書法”，乃指史家對材料處理、史事評論、人物褒貶，體現(xiàn)出來的原則、體例，謂之“書法”——進行反思。也就是說，“書寫”與“解讀”，應當分別對待；從“字縫”中看出來的，或許與寫下來的“字”是否留下了“縫隙”有關(guān)。列奧?施特勞斯的《迫害與寫作藝術(shù)》，即將這種“讀法”與“書法”聯(lián)系起來。

寫作《阿Q正傳》的魯迅，在回憶“成因”時說：小說的“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稱的。”就小說整體而言，這或許頗為切實，但是，這些“不必要的滑稽”，卻別具一種作用：作者有意無意地表露了關(guān)于書寫歷史的見解。

關(guān)于“正傳”，敘事者解釋道：“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原是應該極注意的。傳的名目很繁多：列傳，自傳，內(nèi)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而可惜都不合。‘列傳’么，這一篇并非和許多闊人排在‘正史’里；‘自傳’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說是 ‘外傳’，‘內(nèi)傳’在那里呢？倘用‘內(nèi)傳’，阿Q又決不是神仙。‘別傳’呢，阿Q實在未曾有大總統(tǒng)上諭宣付國史館立‘本傳’——雖說英國正史上并無‘博徒列傳’，而文豪迭更司也做過《博徒別傳》這一部書，但文豪則可，在我輩卻不可。其次是‘家傳’，則我既不知與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孫的拜托；或 ‘小傳’，則阿Q又更無別的‘大傳’了。總而言之，這一篇也便是‘本傳’，但從我的文章著想，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閑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里，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即使與古人所撰《書法正傳》的‘正傳’字面上很相混，也顧不得了。”

在傳統(tǒng)史學范圍中，確乎沒有“阿Q”們的位置；所以，雖然“傳的名目很繁多”，“而可惜都不合”。那么，這個“正傳”，從語義上來說，尤其“不合”。但是，卻歪打正著地切合了小說人物的“身份”，以一種“無文”的文化，為這個寫法找到了因緣。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名義”的重要性是不容輕忽的。但寫阿Q仍以“傳”名之，并且以“優(yōu)勝記略”、 “續(xù)優(yōu)勝記略”、“戀愛的悲劇”、“生計問題”、“從中興到末路”、“革命”、“不準革命”、“大團圓”來為筆下的阿Q提要鉤玄。其中，“優(yōu)勝記略”、 “續(xù)優(yōu)勝記略”，乃戲仿傳統(tǒng)傳記名目，卻以表現(xiàn)大事件的“大詞”來寫阿Q人生中的事件；“精神勝利法”以“優(yōu)勝”名之，足顯嘲諷。“戀愛的悲劇”、“生計問題”、“革命”、“不準革命”，這些名目，則顯然是現(xiàn)代社會與現(xiàn)代歷史的產(chǎn)物。“從中興到末路”，同樣是以“大詞”寫“小人物”的興衰悲歡，但是，卻似更具某種歷史感。至于“大團圓”，乃魯迅對中國小說戲曲敘事尤其是悲劇敘事的根本看法，用在此處，無邊悲涼辛酸頓時撲面而來。結(jié)構(gòu)《阿Q正傳》的手法，蘊涵著根本性的反諷。一來，對傳統(tǒng)史學持一種懷疑的心態(tài)，“字縫”處的歷史“書寫”，與“字面”上的呈現(xiàn)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借著這部小說，酣暢淋漓地表現(xiàn)出來。另一方面，現(xiàn)代性的情境，尤其是現(xiàn)代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在小說中烙上了深刻的印痕，如“戀愛”、“生計”、“革命”等，但卻以“似是而非”的形式，予以深刻的懷疑。阿Q“戀愛”過么？有“革命”意識么？乃至，阿Q的“大團圓”難道也是“大團圓”？

傳統(tǒng)的“春秋筆法”、“太史公筆法”，在阿Q身上，或許還在，但卻是以一種現(xiàn)代小說形式予以結(jié)構(gòu)，也予以解構(gòu)；傳統(tǒng)的“太史公曰”還隱含在字里行間，卻以“異史氏曰”來宣稱其隱微的涵義。在《阿Q正傳》中，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時候，沒有歷史。很多時候，卻又有太多歷史。魯迅似乎要將《阿Q正傳》賦諸歷史，阿Q的敘事者云：除了阿Q的“阿”字經(jīng)得起推敲，“至于其余，卻都非淺學所能穿鑿，只希望有‘歷史癖與考據(jù)癖’的胡適之先生的門人們，將來或者能夠?qū)こ鲈S多新端緒來，但是我這《阿Q正傳》到那時卻又怕早經(jīng)消滅了。”“歷史”帶來的“文化”，在小說中的阿Q身上，出于一種模糊而又確定的形態(tài)，那就是所謂“精神勝利法”。這也是魯迅在中國人身上尋找到的“國民性”。不過，如果“歷史”、“文化”，都無法在“文字”中落實，那么，“國民性”又當從何處認得呢？

漢字符號去除后，“虛無”必然來臨，無論是歷史，還是文化，都面臨著危機。陳寅恪曾經(jīng)稱道沈兼士，謂其訓詁，“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其實，任何一個“字”，均為文字系統(tǒng)中一分子，故均蘊涵著一種文化。解釋一字，所作的“文化史”，既包含著物質(zhì)、精神文化，更包含制度文化；當然，還包含著特定群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tǒng)習俗，工具，附屬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學藝術(shù)、規(guī)范，律法，制度、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精神圖騰等等。魯迅曾從章太炎學《說文》，思想觀念上，也頗受其影響，如對文字與文章關(guān)系的認識，即與太炎同調(diào)；他論文字，則曰：“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觸目會心，不待授受，漸而演進，則會意指事之類興焉。今之文字，形聲轉(zhuǎn)多，而察其締構(gòu)，什九以形象為本柢，誦習一字，當識形音義三：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三識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則寫山曰崚嶒嵯峨，狀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蔥蘢，恍逢豐木；鱒魴鰻鯉，如見多魚。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具體見解雖或有可商，但卻顯示出卓越的眼光。漢字特具的美感，“首必象形”，因其“觸目會心，不待授受”。那么，以“Q”為“阿Q”命名，豈非喪失了他最根本的生存符號？更無須論其所包含的美學意蘊了。

如此一來，只有聲音才是確鑿的——阿Q，只剩下了一個漢字“阿”字。敘述者曰：“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頗可以就正于通人。”可是，我們知道，“阿Q”的這個“阿”字，是以一個語音表現(xiàn)出特定情感。不過，這個“阿”字也并不簡單。《說文解字》曰：“阿，大陵也。一曰曲阜也。從曲，可聲。”段玉裁曰：“凡曲處皆得偁阿。”又曰：“曲則易為美，故《隰桑》傳曰：‘阿然，美皃。’凡以阿言私曲、言昵近者，皆引申叚借也。”可見，這個“阿”字，并不簡單表音，而具有豐富的含義。《漢字大辭典》更給出了二十多個義項。就“阿”出現(xiàn)的語境而言，則此字作“Q”的前綴，用在這個“無名”之“名”的前面，頗有親昵、稍不注意即成輕視。可是，看其字源，金文，，乃阜，指大山、高地；，呵，感嘆、呼喚。，土，山地。 造字本義，當是指人們在登上高山后感嘆、呼喚。篆文 省去“土”。隸書將簡寫成 。也就是說，這個“阿”字，仍然符合魯迅所說“首必象形”的原則，與西方語言中，“阿”這個“元音”迥然不同。如此，則“阿”字與“Q”的絕妙結(jié)合，也就有了復雜的“跨文化”的意味。《說文解字敘》曰：“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由“文字”到“文學”的推演，與西方從語言到文學的路數(shù)，有了不同。這在“阿”之一字，已可看出。所以，“阿Q”之傳記，必然留下種種“縫隙”。“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國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符號——漢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魯迅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由于對文化根底的貶低，小說未免滲透著濃厚的虛無氣息。魯迅指出小說的英譯存在的問題：“‘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xiāng)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我想，“鄉(xiāng)下人”的訛錯，乃因“語音中心主義”造成，要真正懂得“自由”，固然要懂得西方文化的內(nèi)在精神，卻也需懂得中國文化的境況。這里面，由漢字表征的意識形態(tài)，乃是重要一環(huán)。

《阿Q正傳》寫于1921年底至1922年初，《漢文學史綱要》則作于1926年。魯迅對漢字以及“連屬文字，亦謂之文”的“文章”、“文學”，都有了回歸太炎關(guān)于小學以及《文學總略》的認識。這篇綱要是文言寫成的。再后來，到了1934年，魯迅寫出《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思想有了很大變化。文章中，對“國民性”的看法似不同以往：“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我以為，正可用來駁斥以“精神勝利法”指稱“國民性”的做法。此文說，“中國人現(xiàn)在是在發(fā)展著‘自欺力’”；“自欺力”不也是“精神勝利法”之重要內(nèi)容嗎？那么，這里的“中國人”，還是只能指“一部分”。因為，“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中國文化自有其“脊梁”在，漢字亦其一也；珍視漢字的文化創(chuàng)造，尋找與西方文化更為平等的“對視”方式，或許是我們告別“阿Q”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