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冬青:阿Q、漢字與文化認同
問:魯迅為何以“阿Q”命名小說主人公?
或曰:這個字母,像是一個腦袋,后面拖下的小尾巴,酷似小辮子。它“畫”出了阿Q的形象。形似神也似。
——這么想問題,“前提”是中國人慣常的以“(文)字(圖)形”來解讀意義的思路,這還是訓詁釋讀“漢字”時一種強大的“集體無意識”。追問這個命名,考察魯迅如此“寫”這個名字意義所在,我想,絕非無足輕重。
從“字”的現(xiàn)象來看,這里最重要的事情,莫過于,魯迅是在用一個西文字母,即單純表音的符號,來表征中國人的名字。這本來會牽涉到相當巨大的文化震撼。可是,我們卻似乎不經(jīng)意地接受了。內(nèi)在因由,值得深思。
一、無名無姓
阿Q從哪兒來?他有父母么?恰似“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古典小說中,無父無母的人物,當數(shù)孫猴子,他是從石頭中崩出來的。《紅樓夢》,又作《石頭記》,其中的“神瑛”、“絳珠”寶玉、黛玉,則還是有一個連理的“家”;盡管寶玉同樣來自通靈的“石頭”,可是,畢竟,他得有一個“賈”(假)姓。阿Q卻沒來由地“出現(xiàn)”了。
韓少功“尋根”,其筆下的丙崽,或被有的批評家以阿Q作比。可是,韓少功一開始就追溯丙崽的父母。而且小說干脆以“爸爸爸”為題,其中,丙崽最重要的“話”,除了“爸爸”,就是那句“國罵”——“×嗎嗎”。不妨說,其中體現(xiàn)的中國人最重要、最根本的“終極關(guān)切”,確是尋到了“根”。但是,丙崽有爸爸,卻也無姓氏;但是,好歹,他還有一個漢字的“名”。甲乙丙丁的“丙”字,在甲骨文中已有,應當還可以繼續(xù)向遠古追溯。其主要意義,乃是十干之一。甲骨文中,已有頗為完善的干支記時,這表明,“丙”來自于古人對“天”的認識,“丙”崽得名,絕非泛泛;以此一字,即可尋求其中的文化涵義。
那么,“阿Q”的“名”,是怎么“失去”的呢?小說敘事者曰,除了一個讀音,無人可以認定他叫什么。也許,對識字的讀書人來說,首先需問的是:阿Q 名中的Q “字”應當怎么寫?因為,漢字作為“形音義”的統(tǒng)一體,意義所在,必然與“形”、“音”相關(guān)。只有一個讀音,無法知道其意義所在。阿Q就是這樣一個“無意義”的符號。所以,我們說,似乎有“名”的阿Q,卻出于一種“無名”狀態(tài)。敘述者曰:“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寫的。他活著的時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沒有一個人再叫阿Quei了,那里還會有‘著之竹帛’的 事。若論‘著之竹帛’,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著了這第一個難關(guān)。”“書之竹帛”,“寫下來”的“名字”,其重要性不僅在于生前,更在“死了之后”。也就是令一個人獲得某種“不朽”。這種與“語音中心主義”對抗的“書寫”,所具有的意義,確是阿Q一類人物所無法企及的。但是,無法企及,卻并非是被剝奪的借口,因為,“無法企及”本身還是留下了一種“企及”的指望。這是在“叫”一個人的名字時,在現(xiàn)象學意義上,給予這個人的。
那么,阿Q是如何“失去了”名字的“書寫”權(quán)的呢?敘述者說,“我曾仔細想:阿Quei,阿桂還是阿貴呢?倘使他號月亭,或者在八月間做過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沒有號——也許有號,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又未嘗散過生日征文的帖子:寫作阿桂,是武斷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貴了;而他又只是一個人:寫作阿貴,也沒有佐證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樣,更加湊不上了。先前,我也曾問過趙太爺?shù)膬鹤用畔壬l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據(jù)結(jié)論說,是因為陳獨秀辦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國粹淪亡,無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個同鄉(xiāng)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 八個月之后才有回信,說案卷里并無與阿Quei的聲音相近的人。我雖不知道是真沒有,還是沒有查,然而也再沒有別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還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略作阿Q。這近于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還有什么好辦法呢。”
這個“Quei”字,怎么“寫”,在中國文化中,確實是個問題。請注意,不是怎么“拼(音)”,也不是用傳統(tǒng)的“反切”,魯迅卻采取了“英國流行的拼法”,將其命名為“阿Q”。魯迅嬉笑冷嘲地說了許多,對這個名字可能是“桂”還是“貴”,確立了“考證學”上的原則。這些原則,確是頗有意思,它顯示了中國文化的某些“成規(guī)”。比如,有“名”,還得有“字”,甚至有“號”。關(guān)于“名”與“字”,章太炎曰:“鄭康成注《禮》曰:‘古曰名,今曰字。’尋討舊籍,書契稱字,慮非始于李斯。何者,人生幼而有名,冠為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號。名不可二,孳乳寖多謂之字,足明周世有其稱矣。”阿Q無“字”,這不奇怪,畢竟,有名有字,恐怕還是“有文化”的人家才有的“標配”。阿Q 無“號”,“號”乃指名、字以外另起的稱號。起號之風,源于何時?或以為,大概在春秋戰(zhàn)國時即有。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視為最早的別號。東晉時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南北朝時代有更多的人給自己起了號,唐宋時形成普遍風氣,元明清達到鼎盛,不但人人有號,而且一個人可以起許多號。阿Q無號,可是“阿Q”似乎也貼著他揭不下來,成為了一個“別號”。又,名字是需要“排序”的,“阿貴”往往排在“阿富”后,“名”之“序”,與“人”之“序”,就這樣被“文化”先定地“編碼”了。幸而不幸,阿Q也不在文化的“序列”里。
為什么無法用漢字來為阿Q命名,就在于他的“名”只剩下了一個“音”!“音”成為解決“無名”卻有“音”者的一個方案,“這近于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還有什么好辦法呢。”“盲從《新青年》”,接上了西方“語音中心主義”,其中玄機,似可深思。不過,阿“Q”這種“表音”、“標音”本身,卻是失敗的。因為,“Q”字卻難以找到與之讀音相對應的漢字或漢語。也許,魯迅先生在此設(shè)置的,或者正是一種嘲諷式的悖謬吧!卡夫卡用K作其小說主人公之名,不致產(chǎn)生某種文化上的不適,以中國符號中不曾有的“Q”字來表音,本少合宜性;省略作阿“Q”,這更似乎是“盲從”。那么,魯迅先生自己對漢字的觀點,原本不是正屬于“《新青年》”一派的么?那種激進的“漢字不滅,中國必忘”的觀點,據(jù)傳出自魯迅,或者可以存疑;不過,魯迅明確說過:“漢文終當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存之道。”“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傳布智力的結(jié)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也就是說,魯迅本人關(guān)于漢字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不僅與“《新青年》”相同,還是其中的激進的中流砥柱。
所以,魯迅將小說主人公命名為“阿Q”,對當時的閱讀者和后來的“我們”來說,并沒有遇到什么文化抵抗,或者,其緣由正在于反對漢字甚至廢除漢字的意識,早已滲透“大家”的心底。正如小說中,后來出現(xiàn)的小D之類,也“順勢”地似乎自然為“我們”接受了下來。
麻煩的是,阿Q的“Q”字代表的漢字是什么,絕非無足輕重的事情。“名”,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從許慎的說法中,我們可知,名乃自我意識覺醒的標志。可是,在中國文化中,名更有一種來自氏族的集體意識乃至一定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那么,它是那個字,就顯得重要了。從個體到集體,都不會無視名字的涵義。更何況,“名不正則言不順”,“名”還與更重要的事物相聯(lián)系,乃至與“形而上”的東西有關(guān)系,“顯現(xiàn)”名字,“揚名立萬”,防止被“冥滅”其意義絕不在小。
那么,為什么阿Q陷入一種奇怪的“無名”狀態(tài)呢?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阿Q“無姓”。小說中著名的“你怎么會姓趙!——你那里配姓趙!”似乎是阿Q沒有“姓”的原因。可是,似乎更需要追問的是,阿Q何以會姓趙。小說中說:“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趙,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這“有一回”便相當奇怪——難道之前從來沒有人關(guān)心過阿Q姓什么嗎?是什么讓一個人可以“無姓”地活著呢?阿Q生活的時代,恐怕并非奴隸時代,阿Q本人亦非奴隸或準奴隸(家仆),怎么會“憑空”產(chǎn)生“有一回”的呢?小說寫道:“那是趙太爺?shù)膬鹤舆M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鏜鏜的報到村里來,阿Q正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的說,這于他也很光采,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其中,值得探究的原因在于,阿Q和趙太爺“攀”了“本家”,具有父系血緣關(guān)系。這就是趙家說他“你那里配姓趙”的來由。我們認為,阿Q或者是“攀”本家,這當然需要依據(jù),因為父系血緣關(guān)系乃至家族意識,是中國文化一個重要核心,決不容淆亂。但是,就此說“你那里配姓趙”,則超越了準則:一個姓,不再是或不一定是純粹的血緣結(jié)合體;一個姓,可以允許有各種階級、身份的存在,甚至一些家仆就跟著主人姓,以表現(xiàn)衷心和歸宿感。所以,說“你那里配姓趙”表現(xiàn)出來的蠻橫無知,卻令人發(fā)指。當然,考慮到阿Q“攀本家”在先,激起的憤怒使得趙太爺口不擇言,或許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無論如何,剝奪一個人的“姓”,乃一個重大的事件。還是引《說文解字》:“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從女,從生,生亦聲。《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段玉裁注曰:“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后氏別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姓”乃“人所生也”,與“人生”關(guān)系極大。“姓”最初乃代表共同血緣、血統(tǒng)、血族關(guān)系的種族稱號,可追溯到原始社會的氏族時期。“姓”的產(chǎn)生為了“別婚姻”、“明世系”、“別種族”。魯迅的老師章太炎在《檢論》中著有《序種姓》,對“姓”有頗為詳盡的論述。這說明,“姓”在中國,乃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社會、乃至“種族”與人類關(guān)系之最為重要的關(guān)鍵。西方文化中,雖然無中國名姓概念,卻也有類似意識。總之,對自己“姓”重要性,在任何人均非可以輕忽地看待。何況是“精神勝利”的阿Q,他怎么會“第二日便模糊了”!西方小說常有以主人公作書名的,如大衛(wèi)?科波菲爾、綠衣亨利、威廉?邁斯特等等,也以此種類型結(jié)構(gòu)小說的魯迅,為何“失去”了主人公的姓名?
不妨從小說的虛構(gòu),看阿Q如何失去了“姓”、失去了“名”?
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魯迅他老人家恰恰忘掉了,阿Q是應當有父母的。這個看似大難題的證據(jù),只要敘述者注意“尋根”,一切都迎刃而解。“姓”乃人之“生”來就帶著的,從“女”,乃一“母”所生;又與父親相關(guān),所謂“天子因生以賜姓”,血緣關(guān)系可能產(chǎn)生于母系氏族社會,卻在“有夫妻然后有男女”之后,成為父系的標志。只要有父母,那么,必定有“姓名”。可是,恰恰這一關(guān)鍵,在《阿Q正傳》中,被“模糊”了。也就是說,阿Q在小說中,成了橫空出世的存在。我們固然不知道他如何“生”,如何“長”,出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就是這個意識“模糊”、忘掉自己“姓什么”,乃至“叫什么”的家伙。
阿Q沒來由地成了孫猴子一樣的純“虛構(gòu)”的存在。可是,孫猴子還有他賴以“出生”的石頭,我們卻無法尋找阿Q的“出身”。這個怪現(xiàn)象,除了魯迅,恐怕沒誰能說得清。
沒了“出身”,姓甚名誰都成了問題,如何書寫阿Q的“正傳”?
二、無根無史
敘事者曰:
“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也渺茫。因為未莊的人們之于阿Q,只要他幫忙,只拿他玩笑,從來沒有留心他的‘行狀’的。而阿Q自己也不說,獨有和別人口角的時候,間或瞪著眼睛道:
‘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
這就很有“誅心”乃至“刨根”的意味了。因為說到任何一種文化,都需要刨根問底,需要追溯其源流。西方文化往往需追問到古希臘、希伯來的“兩希傳統(tǒng)”。中國文化,在當時乃有所謂“國學”的稱謂,賴以抵抗接著堅船利炮進入中國的文化思潮。魯迅先生對那種堅守“國學”的“國粹”派、“學衡”派皆極其反感,所以,阿Q的話:“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不妨說,是堅守“國故”、“國學”或者中國文化本位者的思想明快簡潔的顯現(xiàn)——是未曾說出的“潛臺詞”的明白化,也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無限崇尚心理的直接表露。阿Q這樣的打工者,而且是打短工的,怎么會有如此強烈的尊崇祖先的意識,我們無法去探索;但是,“我們先前”的意識,卻在文化中極其重要。或曰,陶淵明之“不為五斗米折腰”,乃一種出身高貴(曾祖父或為陶侃,乃東晉開國元勛,雖有爭議,但有親緣關(guān)系無疑;母親孟氏,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
而來的尊嚴意識;此雖不可必,但是,對一種文化精神的持守卻必有其緣由。那種“我們先前”的意識,不能不是最為重要的精神資源。對于鄉(xiāng)村來說,那種從古而來的濃厚的祖先意識,是儒家文化賦予這片土地的一種重要文化現(xiàn)象。何況,它還與鄉(xiāng)村中復雜的家族關(guān)系,與鄉(xiāng)村中的權(quán)力、經(jīng)濟、倫理道德等,都有著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所以,阿Q的這種“我們先前”意識,乃是“尋根”意識的表現(xiàn)。
鄉(xiāng)村中以“家”、“家鄉(xiāng)”為根本的傳統(tǒng),在魯迅小說中具有多種表現(xiàn)形態(tài)。我覺得,最能反映魯迅心靈深處的秘密的,是《故鄉(xiāng)》,它與《阿Q正傳》同年發(fā)表。其中,魯迅對已然“回不去”的“故鄉(xiāng)”,具有的悵惘之情,似乎蘊涵著復雜的心態(tài)——故鄉(xiāng),有其令人揪心的魅力,關(guān)于童年的迷幻,在童話般的少年閏土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跡。這些“我們先前”,這些“你算是什么東西!”,幾乎是一種自然的、文學的情感,無法冥滅。魯迅自己的“尋根”之旅,在“故鄉(xiāng)”里似乎破滅。可是,那種“尋根”的深刻情感傾向,卻是任何作家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一切創(chuàng)作,所無法回避的。
“鄉(xiāng)村”具有的那種鄉(xiāng)土意識,在走出鄉(xiāng)村、鄉(xiāng)土的人們中逐漸消失;而現(xiàn)代化的大潮加速了這種消失。阿Q有過的進城經(jīng)歷,有一種悖謬的作用,恰似他被趙太爺罵產(chǎn)生的效果一樣,一方面,令他看不起城里人的做派;另一方面,卻打開了眼界,又有了看不起鄉(xiāng)下人的理由。“鄉(xiāng)土”所維系的情感,在“離鄉(xiāng)背井”的現(xiàn)代社會中傾向于解體。流動,造成的思想意識的變化,在阿Q身上已初露端倪。所以,在后來的阿Q,“我們先前”,已被“舉人老爺”所代表的文化權(quán)威所替代,更重要的是,阿Q卻并不以這種權(quán)威為重要,“經(jīng)濟”的力量,在悄悄地侵蝕傳統(tǒng)的“文化”力量乃至傳統(tǒng)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說:“‘哪兒好,那兒就是家’這句話在文化發(fā)生以前和以后都是正確的。”因為,“作為文明的人,作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完全成為小宇宙的,完全成為無家的;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像獵人和牧人在感覺上是自由的一樣。”“沒有根砥的智性卻在一切景色及思想的可能性中馳騁。”西諦曾指出,“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于要做起革命黨來,終于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jié)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這種人格的分裂,其實正在于文化的裂變;而那種“智性的自由”,即使在阿Q身上,也有著深刻的改變。他不再以趙太爺為意,不再糾纏于是否“姓趙”,城市所帶來的“自由”,固然在阿Q身上扭曲為“經(jīng)濟”上的變異的優(yōu)勢,但是,其文化上的改變,卻毋庸置疑。而“革命”則令他獲得了又一“人格”,使得“阿Q”可以成為趙太爺嘴里的“老Q”。這種“料不到”,正如魯迅所說,“據(jù)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兩個。”似乎強調(diào)其歷史必然性,可是卻也可解釋為“自由”了的阿Q,精神的邏輯也會如此發(fā)展。“人格”是兩個,卻又是一個。
這樣,失卻了“行狀”的阿Q,漸漸地,也會失去“我們先前”,甚至失去“土谷祠”,失去“故鄉(xiāng)”。那種悠久而牢固的文化之根意識,也會在一種激進的潮流中潰敗:“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的意識,一時之間,竟會成為笑料。相反的,那種“一窮二白”的思維,即“一張白紙,可以華最新最美的圖畫”的思路,卻占據(jù)上風。如此,“時間開始了”!有“我們先前”嗎?“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無論在文化的意義上,還是在其他意義上,或許,這個“我們”,這個“集體”,如果加上“身份”的話,應當是“中國”,或“中華民族”。那么,這個判斷,至少,具有一定的依據(jù)。
可是,通過魯迅的重重剝離,阿Q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國文化的“身份”。關(guān)于他的社會身份,就阿Q是不是農(nóng)民,有過許多討論。其實,也攸關(guān)其文化身份。我們可以說,阿Q不是農(nóng)民——他甚至連“家”都沒有!沒有土地乃至沒有對于土地的意識——他真能做的范圍表現(xiàn)出一種流蕩特質(zhì)。同樣,阿Q不是市民;阿Q不是流民;阿Q不是工人;阿Q不是革命者……
他似乎又是一種綜合:認同“從前”,認同“鄉(xiāng)土”,認同“城市”,認同“革命”……可是,他很可能立即走向反面,因為,那個“不準姓趙”、“不準革命”……的“不準”也在他的對面等候著。
所以,阿Q的歷史,阿Q所在的“歷史”,確是難寫。因為,他無“根”。
三、無字無文
魯迅對中國的歷史書寫,有太多的感慨,反復抉微發(fā)隱;但最具殺傷力的,還是在《狂人日記》中,那句著名的話:“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種顛覆性的讀法,如同梁啟超說二十四史皆“相斫書”一樣,激切,銳利,深有感染力。到自己來寫類似歷史傳記的作品,恐怕首先需要對這種書寫本身——傳統(tǒng)所謂“書法”,乃指史家對材料處理、史事評論、人物褒貶,體現(xiàn)出來的原則、體例,謂之“書法”——進行反思。也就是說,“書寫”與“解讀”,應當分別對待;從“字縫”中看出來的,或許與寫下來的“字”是否留下了“縫隙”有關(guān)。列奧?施特勞斯的《迫害與寫作藝術(shù)》,即將這種“讀法”與“書法”聯(lián)系起來。
寫作《阿Q正傳》的魯迅,在回憶“成因”時說:小說的“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稱的。”就小說整體而言,這或許頗為切實,但是,這些“不必要的滑稽”,卻別具一種作用:作者有意無意地表露了關(guān)于書寫歷史的見解。
關(guān)于“正傳”,敘事者解釋道:“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原是應該極注意的。傳的名目很繁多:列傳,自傳,內(nèi)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而可惜都不合。‘列傳’么,這一篇并非和許多闊人排在‘正史’里;‘自傳’么,我又并非就是阿Q。說是 ‘外傳’,‘內(nèi)傳’在那里呢?倘用‘內(nèi)傳’,阿Q又決不是神仙。‘別傳’呢,阿Q實在未曾有大總統(tǒng)上諭宣付國史館立‘本傳’——雖說英國正史上并無‘博徒列傳’,而文豪迭更司也做過《博徒別傳》這一部書,但文豪則可,在我輩卻不可。其次是‘家傳’,則我既不知與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孫的拜托;或 ‘小傳’,則阿Q又更無別的‘大傳’了。總而言之,這一篇也便是‘本傳’,但從我的文章著想,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閑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里,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即使與古人所撰《書法正傳》的‘正傳’字面上很相混,也顧不得了。”
在傳統(tǒng)史學范圍中,確乎沒有“阿Q”們的位置;所以,雖然“傳的名目很繁多”,“而可惜都不合”。那么,這個“正傳”,從語義上來說,尤其“不合”。但是,卻歪打正著地切合了小說人物的“身份”,以一種“無文”的文化,為這個寫法找到了因緣。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名義”的重要性是不容輕忽的。但寫阿Q仍以“傳”名之,并且以“優(yōu)勝記略”、 “續(xù)優(yōu)勝記略”、“戀愛的悲劇”、“生計問題”、“從中興到末路”、“革命”、“不準革命”、“大團圓”來為筆下的阿Q提要鉤玄。其中,“優(yōu)勝記略”、 “續(xù)優(yōu)勝記略”,乃戲仿傳統(tǒng)傳記名目,卻以表現(xiàn)大事件的“大詞”來寫阿Q人生中的事件;“精神勝利法”以“優(yōu)勝”名之,足顯嘲諷。“戀愛的悲劇”、“生計問題”、“革命”、“不準革命”,這些名目,則顯然是現(xiàn)代社會與現(xiàn)代歷史的產(chǎn)物。“從中興到末路”,同樣是以“大詞”寫“小人物”的興衰悲歡,但是,卻似更具某種歷史感。至于“大團圓”,乃魯迅對中國小說戲曲敘事尤其是悲劇敘事的根本看法,用在此處,無邊悲涼辛酸頓時撲面而來。結(jié)構(gòu)《阿Q正傳》的手法,蘊涵著根本性的反諷。一來,對傳統(tǒng)史學持一種懷疑的心態(tài),“字縫”處的歷史“書寫”,與“字面”上的呈現(xiàn)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借著這部小說,酣暢淋漓地表現(xiàn)出來。另一方面,現(xiàn)代性的情境,尤其是現(xiàn)代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在小說中烙上了深刻的印痕,如“戀愛”、“生計”、“革命”等,但卻以“似是而非”的形式,予以深刻的懷疑。阿Q“戀愛”過么?有“革命”意識么?乃至,阿Q的“大團圓”難道也是“大團圓”?
傳統(tǒng)的“春秋筆法”、“太史公筆法”,在阿Q身上,或許還在,但卻是以一種現(xiàn)代小說形式予以結(jié)構(gòu),也予以解構(gòu);傳統(tǒng)的“太史公曰”還隱含在字里行間,卻以“異史氏曰”來宣稱其隱微的涵義。在《阿Q正傳》中,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時候,沒有歷史。很多時候,卻又有太多歷史。魯迅似乎要將《阿Q正傳》賦諸歷史,阿Q的敘事者云:除了阿Q的“阿”字經(jīng)得起推敲,“至于其余,卻都非淺學所能穿鑿,只希望有‘歷史癖與考據(jù)癖’的胡適之先生的門人們,將來或者能夠?qū)こ鲈S多新端緒來,但是我這《阿Q正傳》到那時卻又怕早經(jīng)消滅了。”“歷史”帶來的“文化”,在小說中的阿Q身上,出于一種模糊而又確定的形態(tài),那就是所謂“精神勝利法”。這也是魯迅在中國人身上尋找到的“國民性”。不過,如果“歷史”、“文化”,都無法在“文字”中落實,那么,“國民性”又當從何處認得呢?
漢字符號去除后,“虛無”必然來臨,無論是歷史,還是文化,都面臨著危機。陳寅恪曾經(jīng)稱道沈兼士,謂其訓詁,“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其實,任何一個“字”,均為文字系統(tǒng)中一分子,故均蘊涵著一種文化。解釋一字,所作的“文化史”,既包含著物質(zhì)、精神文化,更包含制度文化;當然,還包含著特定群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tǒng)習俗,工具,附屬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學藝術(shù)、規(guī)范,律法,制度、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精神圖騰等等。魯迅曾從章太炎學《說文》,思想觀念上,也頗受其影響,如對文字與文章關(guān)系的認識,即與太炎同調(diào);他論文字,則曰:“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觸目會心,不待授受,漸而演進,則會意指事之類興焉。今之文字,形聲轉(zhuǎn)多,而察其締構(gòu),什九以形象為本柢,誦習一字,當識形音義三: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三識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則寫山曰崚嶒嵯峨,狀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蔥蘢,恍逢豐木;鱒魴鰻鯉,如見多魚。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具體見解雖或有可商,但卻顯示出卓越的眼光。漢字特具的美感,“首必象形”,因其“觸目會心,不待授受”。那么,以“Q”為“阿Q”命名,豈非喪失了他最根本的生存符號?更無須論其所包含的美學意蘊了。
如此一來,只有聲音才是確鑿的——阿Q,只剩下了一個漢字“阿”字。敘述者曰:“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頗可以就正于通人。”可是,我們知道,“阿Q”的這個“阿”字,是以一個語音表現(xiàn)出特定情感。不過,這個“阿”字也并不簡單。《說文解字》曰:“阿,大陵也。一曰曲阜也。從曲,可聲。”段玉裁曰:“凡曲處皆得偁阿。”又曰:“曲則易為美,故《隰桑》傳曰:‘阿然,美皃。’凡以阿言私曲、言昵近者,皆引申叚借也。”可見,這個“阿”字,并不簡單表音,而具有豐富的含義。《漢字大辭典》更給出了二十多個義項。就“阿”出現(xiàn)的語境而言,則此字作“Q”的前綴,用在這個“無名”之“名”的前面,頗有親昵、稍不注意即成輕視。可是,看其字源,金文,,乃阜,指大山、高地;,呵,感嘆、呼喚。,土,山地。 造字本義,當是指人們在登上高山后感嘆、呼喚。篆文 省去“土”。隸書將簡寫成 。也就是說,這個“阿”字,仍然符合魯迅所說“首必象形”的原則,與西方語言中,“阿”這個“元音”迥然不同。如此,則“阿”字與“Q”的絕妙結(jié)合,也就有了復雜的“跨文化”的意味。《說文解字敘》曰:“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由“文字”到“文學”的推演,與西方從語言到文學的路數(shù),有了不同。這在“阿”之一字,已可看出。所以,“阿Q”之傳記,必然留下種種“縫隙”。“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國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符號——漢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魯迅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由于對文化根底的貶低,小說未免滲透著濃厚的虛無氣息。魯迅指出小說的英譯存在的問題:“‘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xiāng)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我想,“鄉(xiāng)下人”的訛錯,乃因“語音中心主義”造成,要真正懂得“自由”,固然要懂得西方文化的內(nèi)在精神,卻也需懂得中國文化的境況。這里面,由漢字表征的意識形態(tài),乃是重要一環(huán)。
《阿Q正傳》寫于1921年底至1922年初,《漢文學史綱要》則作于1926年。魯迅對漢字以及“連屬文字,亦謂之文”的“文章”、“文學”,都有了回歸太炎關(guān)于小學以及《文學總略》的認識。這篇綱要是文言寫成的。再后來,到了1934年,魯迅寫出《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思想有了很大變化。文章中,對“國民性”的看法似不同以往:“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我以為,正可用來駁斥以“精神勝利法”指稱“國民性”的做法。此文說,“中國人現(xiàn)在是在發(fā)展著‘自欺力’”;“自欺力”不也是“精神勝利法”之重要內(nèi)容嗎?那么,這里的“中國人”,還是只能指“一部分”。因為,“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中國文化自有其“脊梁”在,漢字亦其一也;珍視漢字的文化創(chuàng)造,尋找與西方文化更為平等的“對視”方式,或許是我們告別“阿Q”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