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作者著《重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三聯(lián)書店，2017年7月出版）

1

20世紀20年代生活或逗留于北京的新文學作家，見證了北京城市面貌的劇烈變化。為了推進民國首都的現(xiàn)代化，市政當局實行了一系列建設(shè)工程，包括改善道路交通，規(guī)范空間秩序，推動商業(yè)發(fā)展等，這些措施使得原來的北京城顯得陳舊和落后，新舊混雜構(gòu)成了這一時期北京城市景觀的典型特征，在當時寓居宣武門一帶的陳煒謨的眼里，“高尖的西式的建筑”和“褪色的古舊的牌樓”的共存，才是“真的北京”。[1]面對北京古舊的一面，新文學作家的情感態(tài)度頗為復(fù)雜。對孫福熙來說，黃瓦紅墻的城樓，一眼看不到頭的街道，是北京莊嚴偉大的表現(xiàn)[2]，這些當然是舊京的遺產(chǎn)，但是它們已經(jīng)在破壞中。朱湘從“黃龍瓦、朱堊墻的皇城，如今已將拆毀盡了”，聯(lián)想到胡同名稱的更改，從中感受到了現(xiàn)代性無法阻擋的力量：“破壞的風沙，卷過這全個古都，甚至不與人爭韜聲匿影如街名的物件，都不能免于此厄”。[3]

另外一些作家則完全鄙棄過去的北京，熱烈擁抱著現(xiàn)代性的到來。章衣萍希望“狂風和大火毀壞了眼前之一切的污穢而狹隘的房屋，在荒涼的大地上，再建筑起美麗而高大的宮殿來”[4]，現(xiàn)在的北京不過是“一塊荒涼的沙漠”，表現(xiàn)著“我們古國四千年來的文明”，而他夢想的是“巴黎的繁華，柏林的壯麗，倫敦紐約的高樓沖天，游車如電”。[5]彭芳草厭惡街市的牌樓，紫禁城的宮殿，這些古老的建筑像是被暮氣熏過似的，呈現(xiàn)出灰蒙蒙的色調(diào)，“古的，老的東西一日不毀壞，這灰色潮流一日不會中斷的”[6]，他期盼著現(xiàn)代潮流將這些舊物洗刷一空。

比起這種懷舊或趨新的嶄截態(tài)度，葉靈鳳對舊京遺跡的感受更為微妙。1927年夏天葉靈鳳游覽北京，頤和園給他留下了這樣的印象：

走上西山道上，回過頭來便可望見萬壽山的頤和園了，這一座龐然的前朝繁華的遺跡，里面盡有他巧妙的布置，偉大的建筑，可是因為主管的太不注意修理了，便處處望去都是死氣沉沉。排云殿的頹敗，后面佛閣的顛危，我終恐怕他們有一天會像西湖雷峰塔的驟然崩潰。[7]

葉靈鳳不否認頤和園的偉大，然而由于其荒廢和頹敗，終究顯出“死氣沉沉”的面目來。這正是舊京的寫照，它的衰敗掩蓋了它曾經(jīng)的輝煌，過去的北京似乎喪失了生存下去的活力，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一年以后，北京喪失了首都的資格，被更名為北平，成了“故都”：一座故去的都城。隨著政治中心地位的失落，北平的市面愈加顯得蕭條，城墻等古跡也日漸崩壞。1931年，一位作者如此描述城垣的荒廢和敗落：“據(jù)遺老云，今城在數(shù)十年前，尚修葺整齊，巍峨壯觀，光復(fù)而后，政變頻仍，今國都南遷，北地冷落，行見頹垣廢墟，供人憑吊耳，可慨也已！”[8]民元以來舊京日就衰敗的過程，在30年代前期達到了一個頂點。

更有意味的是，由于1928年以后大規(guī)模的市政建設(shè)工程暫告一段落，北平古舊的一面顯得愈發(fā)觸目，加之經(jīng)濟的不景氣，和“九?一八”事變后揮之不去的戰(zhàn)爭陰影，北平城的荒涼破舊成為一種主導(dǎo)性的印象。即便在1934年袁良啟動游覽區(qū)建設(shè)和舊都文物整理計劃后，古老仍然是人們對這座城市最直接的感受，因為這些計劃本來就是建立在“舊都”遺產(chǎn)基礎(chǔ)上的。于是與20年代新舊雜陳的北京不同，30年代的北平在各類文字中，往往被稱以“故都”、“舊都”、“古城”等情感內(nèi)涵指向過去的名號，特別是“古城”，成為一個具有籠罩性的意象，頻頻出現(xiàn)在新文學作家的筆下。“古城”不只是對這座擁有悠久歷史的城市的概括性描述，更隱含了作者對它的現(xiàn)狀與未來的關(guān)切，對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關(guān)系的思考。尤其是在面臨日本侵略的危機背景下，那些以“古城”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往往表達了對背負著沉重歷史的北平城之命運的深沉憂思。

2

在30年代作家的筆下，“古城”有時候是作為現(xiàn)實的映襯和背景而出現(xiàn)的。古老的北平城和現(xiàn)實的城市生活之間的并置，傳達出強烈的反諷效果。楊振聲的散文《北平之夜》開篇寫道，“這座頹唐衰老的古城，懷抱著多少悲歡與罪惡，在電燈下，黑暗里，凄涼的街頭，暖紅的閨閣！”[9]古城與它懷抱中的世相構(gòu)成了有意味的對照，表現(xiàn)了作者的某種憤懣之情。文章寫于1933年11月，當年5月，中日雙方簽訂《塘沽協(xié)定》，使得年初因日軍侵占熱河造成的危機得以緩解，北平的局勢暫時安定了下來。顯然，楊振聲意在批判國難當頭市民的放縱與茍且，而以“頹唐衰老的古城”形容北平，又流露出一種無力感。王西彥寫于1936年秋的散文《和平的古城》中，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感結(jié)構(gòu)，由于前一年《何梅協(xié)定》的簽訂，國民政府基本上已喪失了包括北平在內(nèi)的華北地區(qū)的治權(quán)，日本軍隊和特務(wù)已經(jīng)開始在北平城內(nèi)公開活動，然而這座古老的城市卻仍舊沉醉在歌舞升平的“和平”之中。[10]王西彥稍晚還寫了一篇題為《古城的憂郁》的小說，由三個短篇組成，分別講述北平三個小人物（會館長班、小販、報社記者）在日軍壓境情勢下的不幸遭遇。其中雖然有反抗和不平，卻最終淹沒在黑暗的陰影中，小說也染上了陰郁的情調(diào)。古老的北平城終究無法擺脫被蹂躪的命運。

在楊振聲和王西彥的作品中，“古城”暗示了一種對現(xiàn)實危機喪失了反應(yīng)能力的狀態(tài)。董玥分析30年代新式知識分子對北平的看法時指出，他們“認為北京是一座停滯沉睡的城市，甚至連日本的入侵——他們眼中真正的威脅——都沒能將它喚醒。對他們來說，是日本侵略軍的出現(xiàn)才彰顯了中國的歷史根基在這樣一種全球現(xiàn)代性之下的威脅” [11]，蕭乾的散文《古城》正好可作這一論斷的注腳。這篇文章是對戰(zhàn)爭威脅下的北平的正面描寫，作者寫到“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的軍機頻繁光顧北平的上空：

那是一只灰色的鐵鳥。對這古城，它不是完全陌生的。大家都知道它還有伙伴們，無數(shù)的，隨在身后。這只是個探子。它展著筆直的翅膀，掠過蒼老的樹枝，掠過寂靜的瓦房，掠過皇家的御湖，環(huán)繞燦爛的琉璃瓦，飛著，飛著。古城如一個臃腫的老人，盤著不能動彈的腿，眼睜睜守著這一切。[12]

無數(shù)飛行的“鐵鳥”是現(xiàn)代軍事技術(shù)的象征，它帶來一種陌生的恐懼感，昭示著高度現(xiàn)代化的日本與古老的北平之間巨大的差距。與自由盤旋的飛機形成鮮明的對比，寧靜優(yōu)美的古城被比作喪失了行動能力的老人，這個比喻顯然表達了作者對北平這座城市的命運的深深憂慮。從文本修辭的角度來看，一個“不能動彈”的北平城恰恰構(gòu)成了一種固化的形象，它使得作者能夠從整體上把握古城這個對象，同時投之以冷峻的審視和批判的目光。

我們在何其芳寫于1934年的詩歌《古城與我》中，也看到了類似的修辭手法：

有客從塞外歸來

說長城像一大隊奔馬

正當舉勁怒號時變成石頭了，

（受了誰底魔法，誰底詛咒），

蹄下的衰草年年抽新芽；

古代單于底靈魂已安睡在

胡沙里，遠戍的白骨也沒有遠嗟……

但長城攔不住胡沙

和著塞外的大漠風

吹來這古城中，

吹湖水成冰，樹木搖落……

搖落浪游人底心。

長城曾經(jīng)是奔騰的生命力的表現(xiàn)，如今被固化為石頭，古代游牧民族的征戰(zhàn)和戍邊將士的不平都已在歷史中消歇，頻繁的危機，歷史的消磨，讓北平這座古城也變得僵冷和沉寂。與蕭乾的散文不同的是，這首詩歌引入了“我”與古城的關(guān)系的維度。“我”一次次試圖逃離荒涼的古城，卻總是以失敗告終：

悲世界如此狹小又逃回

這古城：風又吹湖冰成水

長夏里古柏樹下

又有人圍著桌子喝茶。[13]

冬去夏來，古城依舊。在這里，停滯僵化的古城既是一個整體化的被批判的對象，它本身還包含了可怕的束縛批判者的力量，這就產(chǎn)生了逃離古城的沖動，欲逃離而不得的結(jié)局反過來又加重了那種無法應(yīng)對現(xiàn)實危機的無力感。這種困局也出現(xiàn)在曹葆華的詩歌中：

仿佛天堂也鬧起兵戈

小猴子一跟斗八萬里

逃不出和尚的手掌心

唉，我也逃不出這古城

縱有兩只不倦的翅膀

飛過大海，飛向長天……[14]

類似表達的一再出現(xiàn)，表明30年代北平的詩人共享著某種文化心態(tài)。張潔宇在她討論30年代北平現(xiàn)代主義詩人的著作中，注意到這些詩人反復(fù)使用的“古城”意象，認為它“體現(xiàn)出一種無法掙脫陳舊歷史的文化情結(jié)”[15]。詩人無法逃脫古城的困境，在更深的層次上，實際上體現(xiàn)了個人與歷史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歷史應(yīng)該為北平這座城市的頹敗和僵化負責，但完全擺脫歷史的壓迫和俘獲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在處理個人與歷史的關(guān)系方面，卞之琳的詩作表現(xiàn)出更自覺的意識和更豐富的內(nèi)涵。

3

1929年，北上求學的卞之琳在北京大學開始了他的詩人生涯。幾十年后，留在他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卻是一片“斷垣廢井”，一片敗落衰颯氣息：

北京大學民主廣場北邊一部分以及灰樓那一帶當時是松公府的一片斷垣廢井。那時候在課余或從文學院圖書館閱覽室中出來，在紅樓上，從北窗瞥見那個景色，我總會起一種惘然的無可奈何的感覺。

這引起了卞之琳“我想寫詩”的念頭[16]，于是從一開始便形成一種“憑吊”和“寄懷”的情調(diào)：“一方面因為那里是‘五四’運動的發(fā)祥地，一方面又因為那里是破舊的故都”[17]。北平這座古城如今已淪為廢墟，卞之琳的憑吊和寄懷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懷古，不是把過去帶回到現(xiàn)在，而是直面廢墟本身，沉思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無法跨越的距離。在《登城》一詩中，我們看到了詩人的反諷態(tài)度。詩中的“城”指的是永定門和陶然亭之間的一段城墻[18]，已經(jīng)“長滿亂草”，“朋友和我”與守臺的老兵攀談，卻不愿“揭開老兵懷里的長歷史”，唯有凝望和懷想城外的遠方。無論“歷史”還是遠方顯然都不能提供安慰，就在這停滯的沉思片刻，一幕日常場景出人意料而又無比真切地把我們拉回到現(xiàn)實世界中：

當我們低下頭來看臺底下

走過了一個騎驢的鄉(xiāng)下人。[19]

“騎驢的鄉(xiāng)下人”的悠然姿態(tài)宛然如在目前，這兩行看似平易的詩句不僅消解了先前寄懷的抒情基調(diào)，而且暗示了一個有意味的主題：與詩人對廢墟作有距離的省思不同，普通人與廢墟能夠相安無事，他們的庸常生活本身就是荒涼敗落的古城的一部分。

卞之琳寫過不少描寫“北平街頭郊外，室內(nèi)院角” [20]的詩，詩中描寫的北平市民或終日棲身于室內(nèi)（《寒夜》）或茶館里（《路過居》），或常年在街頭以叫賣酸梅湯（《酸梅湯》）或拉胡琴（《胡琴》）為生，百無聊賴的生活狀態(tài)恰好表現(xiàn)了古城沉寂停滯的氛圍。更重要的是，這種狀態(tài)具有一種腐蝕性，能夠消泯一切變革的努力，在《路過居》一詩中，詩人寫道：

窗前

有一張《白話實事報》

被一陣怪風吹走了

追一片黃葉。[21]

《白話實事報》應(yīng)該是《實事白話報》，1917年創(chuàng)辦于北京，與《群強報》同屬于北平市民愛讀的休閑類報紙。這個意象在這里有著復(fù)雜的內(nèi)涵，報紙顯然屬于現(xiàn)代事物，早期白話報大多承擔著開啟民智的啟蒙任務(wù)，曾被寄希望于推動中國的現(xiàn)代性進程，但《實事白話報》消融于北平市民慵懶無聊的日常生活，暗示了古城巨大的同化力。

碎片任由外在力量的擺布，這是卞之琳30年代前期詩歌中的常見主題。《寄流水》中也有類似的表達：

從秋街的敗葉里

清道夫掃出了

一張少女的小影：

照片自然也是一種現(xiàn)代發(fā)明，但更重要的是它承載了少女美好的愛情，風吹雨打中“朦朧的紅顏”與照片背后象征永恒的誓言（“永遠不許你丟掉！”）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反諷中透露出對美好事物無可挽回的失落命運的惋惜與憂愁。“少女的小影”是一個碎片，但它是一個美好的、值得珍惜的碎片。如果到此為止，《寄流水》不過是一首精致的抒情詩，然而接下來的詩行卻將它與寬廣和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聯(lián)結(jié)了起來：

“情用勞結(jié)，”唉，

別再想古代羌女的情書

淪落在蒲昌海邊的流沙里

叫西洋的浪人撿起來

放到倫敦多少對碧眼前。[22]

1908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新疆、甘肅羅布泊、敦煌一帶發(fā)掘出漢晉木簡一千余枚，攜回英國。法國學者沙畹加以考釋，1914年初印行于倫敦。出版前沙畹曾將其手校本寄給羅振玉，羅振玉與王國維重加考訂，同年成《流沙墜簡》一書。其中“簡牘遺文”部分載有出土于羅布泊（即蒲昌海）的一葉殘紙，內(nèi)容是魏晉間一位“羌女”寫給其情人的情書，“情用勞結(jié)”即出于此。[23]珍貴的情感碎片淪落千年而重見天日，有幸目睹者卻是倫敦“西洋的浪人”，這其中透露出一種深刻的無奈感。更深一層來看，斯坦因在中國西北的探險和考古活動，正是在大英帝國政府的支持下進行的，背后是一整套文化帝國主義的戰(zhàn)略與意識形態(tài)，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的則是中國數(shù)千年傳統(tǒng)歷史文化的分崩離析，它的無數(shù)珍寶淪落成為廢墟中的碎片，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運。現(xiàn)代世界不平等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乃是造成中國歷史之崩塌的外在因素。考慮到這首詩寫于九一八事變后的1933年，我們已經(jīng)能夠隱隱感受到《尺八》中的“對祖國式微的哀愁”。

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面臨著日軍壓境的威脅，這同樣源于現(xiàn)代世界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1933年1月的榆關(guān)事變，進一步加重了籠罩在北平城上空的戰(zhàn)爭陰云。不久，故宮博物院的大批珍貴文物開始陸續(xù)南遷，歷史的崩塌仍在繼續(xù)，它在《春城》中成了“一爐千年的陳灰”：

黃毛風攪弄大香爐，

一爐千年的陳灰

飛，飛，飛，飛，飛，

飛出了馬，飛出了狼，飛出了虎，

滿街跑，滿街滾，滿街號，

撲到你的窗口，噴你一口

撲到你的屋角，打落一角，

一角琉璃瓦吧？——

歷史的廢墟和灰燼在這里也轉(zhuǎn)化成可怖的意象，一股外在的吞噬力量。市民卻對此無動于衷，或者慶幸自己的暫且茍安。只有滿城的古木在風中徒然大呼：“歸去也，歸去也/故都故都奈若何……”，徒勞地想回到“故都”過去的光輝歷史中，唯有在那里它們才能獲得自身的意義（在傳統(tǒng)的典故系統(tǒng)中，“喬木”是和“故國”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歷史本身就包含了某種自我毀滅的因素，它在給人們提供蔭庇的同時也使他們喪失了行動的力量，就好像滿城古木被釘在這片土地上寸步難行，這讓我們想起蕭乾《古城》中那“不能動彈”的老人形象。正因為歷史的這種負面作用，它在崩塌為廢墟和灰燼之后，仍然破壞和窒息著這座城市，如同古城把《實事白話報》代表的變革實踐同化于自身一般。北平的沉淪既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jié)果，也是其背負的沉重歷史有以致之。

對于懷抱著“對祖國式微的哀愁”的卞之琳來說，歷史的崩塌當然是一件可哀的事，但重建和恢復(fù)過去的歷史既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更復(fù)雜的是，卞之琳在對歷史保持疏離和警惕的態(tài)度的同時，又難免有所眷念：

我是一只斷線的風箏，

碰到了怎能不依戀柳梢頭，

你是我的家，我的墳，

要看你飛花，飛滿城，

讓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24]

斷線風箏的意象隱喻了個人與歷史之間的某種緊張關(guān)系。在全篇片斷化的戲劇式結(jié)構(gòu)中，唯有這一詩節(jié)完整地保留了自身的抒情特質(zhì)，無論從情感上還是從內(nèi)在的韻律節(jié)奏上，它似乎要把詩人召回到自足、安寧的往昔世界，召回到這座城市的過去中。但是繾綣的基調(diào)中仍然隱含著一種決絕，一種飛向別處的渴望，一種類似何其芳和曹葆華詩中所表達的逃離古城的沖動。在“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箏”這句開頭結(jié)尾兩次出現(xiàn)、具有提示主題意義的詩行中，這種張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現(xiàn)。

在個人與歷史之間，卞之琳關(guān)心的是前者。當歷史瓦解成一片廢墟，重要的不是去懷戀和恢復(fù)歷史的總體性，而是要隨時提防它卷土重來，提防它那巨大的破壞性和腐蝕性，救贖的唯一可能是讓個人免于這種外在力量的威脅，在個體的規(guī)模和尺度上重建意義。《春城》中的唯一希望恰恰是那個“斷線的風箏”，如果它能夠掙脫“北京城”這個“垃圾堆”的羈絆的話。

在30年代后期的詩作中，卞之琳慢慢不再與北平這座城市糾纏，1933年大學畢業(yè)后他的行蹤已不限于北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也多了起來。北國風光已經(jīng)不占壓倒優(yōu)勢”[25]。離開了北平，擺脫了歷史的糾纏，卞之琳找到了重建個人主體性的方式，歷史意識漸漸從他的詩歌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對作為個體成長和完成之源泉的時間的感受。前期詩歌中常見的反諷和冷靜，讓位于一種蘊藉從容的姿態(tài)。或許是江南的山水滋潤了他，時間開始以流水的意象反復(fù)出現(xiàn)，或者承載著事物的順流前行（《園寶盒》），或者賦予事物以優(yōu)雅的形態(tài)（《魚化石》。在瓦雷里的影響下，卞之琳也常常以果實喻意個體在時間中的成長與成熟。[26]通過個體的“淘洗”和“結(jié)晶”，卞之琳在歷史之外為自己建構(gòu)了一個主體位置，這個主體不斷地從時間中汲取個體生長所需的營養(yǎng)，如同《白螺殼》中的白螺殼，仿佛一所小樓，任由風、柳絮和燕子穿過，并不失去個體的自足與完整，而完成于“出脫空華”。

這種美學上的轉(zhuǎn)變同時也是對20世紀30年代政治危機的反應(yīng)，當北平作為廢墟之城不可能提供任何救贖的希望時，卞之琳必須另辟蹊徑。然而我們已經(jīng)看到，卞之琳30年代詩歌的主題、意象、風格及其轉(zhuǎn)變，是多么深地植根于他對這座城市的“憑吊”和“寄懷”，他對“小玩藝兒”的珍愛是多么深地植根于他對廢墟和碎片的體驗。在歷史衰敗和瓦解后形成的廢墟上，這些經(jīng)驗被賦予了現(xiàn)代主義的強度，正如李健吾在評論《魚目集》時所說的：“然而他是一個現(xiàn)代人，一個現(xiàn)代人，即使表現(xiàn)憑古吊今的蕭索之感，他感覺的樣式也是回環(huán)復(fù)雜”。[27]

4

在30年代詩人對古城的書寫中，歷史意識并非只有批判和反思的維度，林庚就表現(xiàn)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取向。他把歷史當作一種正面的文化資源，用來激活詩歌改造日常生活的潛能，從而寫出了富有生命力的北平城。

林庚早期詩歌為自由體詩，大多取材于自然景物，意象活潑生動，少量描寫北平都市場景的作品（如《風沙之日》），則傳達出荒涼晦暗的情調(diào)，顯得較為生硬。1934年春林庚到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等地居留數(shù)月，夏天又回到北平。這一次南方之行使得他對北平有了新的認識：“回北平后對于北平仿佛有了更多的系念”，此后也“與北平有了更深的默契”。[28]不久他出版了第一部新格律體詩集《北平情歌》。林庚逐漸找到了一種新的書寫北平的方式，其中滲透著他對危機深重的北平的命運的深切關(guān)懷和思考。他以北平為題材的詩歌，包含著通過詩歌克服危機、再造民族和北平生命的嚴肅努力。

林庚的新格律體詩，旨在通過對韻律的自覺采用，使詩歌獲得一種普遍和諧的形式，從而能夠“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 [29]，恢復(fù)詩歌與現(xiàn)實生活的有機關(guān)聯(lián)。林庚自覺地從古人的詩文中體會那活潑潑的情趣和生命力，來滋養(yǎng)他的新格律體詩創(chuàng)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如果不是還有前人的作品在那里跳躍著活潑的心，我們從什么地方來啟發(fā)自己，從什么地方來認識人生呢？”[30]歷史文化的活力不僅表現(xiàn)在古典文學中，也表現(xiàn)于北平這座古城，這是林庚對北平的新認識的基點。在游覽了南方的城市后，林庚對北平發(fā)出了深沉的贊嘆，同時也為其現(xiàn)狀感到難言的憂慮：

北平是克服了一切自然中的困難而存在的。它不但要求了能生存下去，且更探索著建筑起心靈上偉大的藝術(shù)的人生！單只靠著人為的努力，而使得在荒涼的世界中繁華起來；此地之所以雄邁深沉，具有北方人特色之優(yōu)點的，自歷史上便已把一切付與他了。杭州是太美了，于是人們易于滿足，玩玩湖面便懶得再去探求的性格，似與山水也不無關(guān)連的，北平是太荒涼的，人只得沉著的做去，因此有時似領(lǐng)導(dǎo)著向較少活潑的路上走去，這活潑的氣息近年來益發(fā)缺少了。[31]

北平歷史上的光榮正依賴人為的努力，這種實踐性的能量正日漸枯竭。在另外一篇描寫北平的散文中，林庚驚嘆于北平的偉大與壯麗：

若在夕陽或朝霧中，你真將疑心北平是個不盡的城，它四面八方有這許多如樹著一面面的旗；那望不盡處是人類的文化與藝術(shù)的涵養(yǎng)，那不盡處又是天，又即是在這北平市上。……三年前從南方重回到北平來，對于北平的優(yōu)點益發(fā)起了敬意。在南方是天然勝于人工，山水的秀美，樹木的繁多，已掩飾了人間的一切；在北平這地方，是赤裸裸的除了黃土便一無所有了，在這里你無所掩飾，然而在這里卻更美起來了，那是自然所無能為力的，而人卻做得更好了。在南方你看不見歷史，因為新插的柳已遮斷了遠路，新生的草已彌漫了山頭了，而在這里你仍然看見沖積期的斷痕，當陽光把巨大的陰影投射在亙綿在西北的山脈上而劃出清晰的線條來，你將感到這過去的人們的偉大，而迷惘于這座宏麗的城，這城中無疑的乃更帶著一切歷史上的光榮，帶著全盤的文化，站立在風沙之中。這些卻都寄托在北平美麗的街上，而終于徘徊在眼前一座城樓兒或一面牌樓兒之上了。[32]

北平是一座文化之城，而這文化乃是克服了自然的困難由人工在漫長的歷史中建造起來，而其所成就的不盡的“人類的文化與藝術(shù)的涵養(yǎng)”，又時時給今人以熏陶和感動，這不正是一個民族生命力的表現(xiàn)么？面臨著嚴峻的民族危機，北平的生命力已呈現(xiàn)出衰竭之勢。林庚要通過自覺與古典文脈接通的新格律體詩歌，呼喚和恢復(fù)北平的內(nèi)在生命力，要用文字來建造一座生命之城。他在晚年回憶說：

《何梅協(xié)定》后北京處于半淪陷狀態(tài)，北京成了一座失去政治意義的‘文化城’、一座軍事上不設(shè)防的空城，氣氛異常壓抑，但喚起的是家鄉(xiāng)故土的生命意識而不是絕望的毀滅感。[33]

生命意識的喚醒同時也是對“絕望的毀滅感”的克服，在散文《北平的早晨》中，這兩者之間的斗爭得到了象征性的表達。“晚上”意味著沉寂和蕭條，“早晨”則象征著朝氣和希望：“這古城的晚上已是完了，是荒老得連鬼都不容易碰著了！但那早晨，還抱著一點的希望，希望能改造它的晚上。”[34]在這樣的背景下讀《北平情歌》中的《破曉》一詩便會別有一番體會：

仍想著冬晨小販的喚聲拖長過如夢的深巷

墻外有不時陌生的語聲路人多單調(diào)的歌唱

乃驚響案頭滴嗒著的鐘與昨夜未完的文章

窗前黎明中微風的藍天獨帶著春宵的流浪

這是一首典型的四行詩。前兩行用流動的意象描寫出北平冬晨街頭的清新圖景，意象的漸次出現(xiàn)生動地表現(xiàn)出清晨由靜謐轉(zhuǎn)為喧鬧的變換，而給人以一派盎然生機之感。更有趣的是第三行，“昨夜未完的文章”表明寫作也正是一項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它和窗外街市的生機相得益彰。最后一句則是林庚慣用的視野推衍的手法，仿佛鏡頭拉高拉遠，明凈的藍天為這新的一天鋪開鮮亮的背景。視角的流動變化和韻律的響亮諧和，營造出親切自然而充滿生氣的詩意氛圍。又如《雨》：

清早上的巷中秋雨在門前

江南的行客到為說好麥田

北平的城門樓時有好風景

已留在邊城下匆匆又數(shù)年

同樣是以清晨為背景，這首詩則層層鋪展開一幅鮮活的場景：當清晨秋雨綿綿之際，有江南行客前來探訪，詩人向他敘說今秋的好收成和北平的可愛風景，這是主人在向遠方的來客介紹家鄉(xiāng)的風土，其中自有一層欣悅在，最后一行包含更深的感喟：家鄉(xiāng)故土已成“邊城”。“邊城”是林庚這一時期詩作中常見的意象，但確實如林庚自己所說，它“喚起的是家鄉(xiāng)故土的生命意識而不是絕望的毀滅感”，故而總體的境界是明亮爽朗的，并無衰颯蕭瑟之氣，秋雨、麥田、城樓等意象都傳達出一層溫潤豐厚的氣息。

如果說《北平情歌》中的詩由于它的實驗性質(zhì)，由于更多地借助于傳統(tǒng)的意象和句式來獲得一種和諧悅耳的美感，而不免流露出痕跡，那么詩集《冬眠曲及其他》中的《正月》一詩則更加自然，不那么刻意追求韻律形式的諧和而能真正“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生命力開始擺脫對歷史文化的依賴，更加飛揚起來：

藍天上靜靜的風意正徘徊

迎風的花蝴蝶工人用紙裁

借問問什么人曾到廟會去

北平的正月里飛起紙鳶來

這首類似民謠的詩有著脫口而出的渾然天成，如同洗去一切鉛華般干凈明亮，“紙鳶”這個來自日常生活的意象在藍天的映襯下煥發(fā)出勃勃的生意，這正是林庚追求的效果：用詩來恢復(fù)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和生氣，恢復(fù)這座城市和整個民族的生命力。[35]林庚的詩正醞釀著一個新的轉(zhuǎn)變，《正月》所昭示的新方向，在《北平自由詩》里獲得了更充分的表現(xiàn)：

當玻璃窗子十分明亮的時候

當談笑聲音十分高朗的時候

當昨夜颶風吹過山東半島時

北平有風風雨雨裝飾了屋子

林庚的詩不必再以歷史文化為中介而直接接觸現(xiàn)實生活，不必再借助于“古人的詩文”，而直接呈現(xiàn)那“跳躍著的活潑的心”。這不是簡單地對歷史的疏離和拒斥，毋寧說是對歷史的超越。詩題中的“自由詩”實兼形式和內(nèi)容兩者，在擺脫實驗痕跡的同時也釋放出更加新鮮和活躍的生命力。林庚不再回避“玻璃窗子”、“山東半島”這樣在他之前的新格律詩中從未出現(xiàn)過的現(xiàn)代語匯，但也絕不是簡單地回到他早期直接摹寫北平都市風物的自由體詩，這是一種在更高層面上的復(fù)歸，一種完成后的自由，成熟后的自然，更重要的是，一種生命力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流淌和創(chuàng)造。

回到這首詩本身的內(nèi)涵上來，它明顯包含著對北平命運的一種現(xiàn)實關(guān)切，然而林庚處理的方式卻非常特別。“颶風”和“風風雨雨”自然是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的一種隱喻，日軍已經(jīng)大舉進犯山東半島和華北一帶，北平山雨欲來，而此時人們卻在明亮的屋子里談笑。整首詩明朗高遠的意境正是面對危機時從容不迫的心情的寫照，這是在克服了“絕望的毀滅感”后生命的自在與無畏。在日漸荒涼衰敗且處在戰(zhàn)爭陰影籠罩下的古城北平，惟有詩歌具有這般力量，能夠給人們以與現(xiàn)實相抗衡的勇氣和智慧。

作者簡介：季劍青，1979年生，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民國北京都市文化和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及思想研究，著有《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chǎn)：1928-1937》，譯有《中國現(xiàn)代女性作家與中國革命，1905—1948》，編有《北平味兒》，在《文學評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若干。

 

注釋

[1] 陳煒謨：《PROEM——北京市上雜掇》，姜德明編：《北京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2年，第129頁。

[2] 孫福熙：《北京乎》，《北京乎》，第155-157頁。

[3] 朱湘：《胡同》，《北京乎》，第181頁。

[4] 章衣萍：《古廟雜談》，《古廟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1頁。

[5] 章衣萍：《春愁》，《古廟集》，第47-48頁。

[6] 彭芳草：《關(guān)于北京》，姜德明編：《如夢令》，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32頁。

[7] 葉靈鳳：《北游漫筆》，《北京乎》，第196頁。

[8] 袁震：《北平宮殿池囿考》，《清華周刊》第35卷第4期，1931年3月22日。

[9] 楊振聲：《北平之夜》，《大公報?文藝副刊》17期，1933年11月18日。

[10] 王西彥：《和平的古城》，《北京乎》，第595-603頁。

[11] 董玥：《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第304頁。

[12] 蕭乾：《古城》，《北京乎》，第229頁。

[13] 何其芳：《古城與我》，《文學季刊》第3期，1934年7月。

[14] 曹葆華：《無題草》，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第86頁。

[15] 張潔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紀30年代北平“前線詩人”詩歌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7頁。

[16] 卞之琳：《開講英國詩想到的一些體驗》，《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0頁。

[17] 卞之琳：《自序》，《雕蟲紀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2頁。

[18] 杜博妮 (Bonnie S. McDougall)說，這是卞之琳本人的說法。See Lloyd Haft ed.,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ume III, The Poem (Leiden: E. J. Brill, 1989), p.53.

[19] 卞之琳：《登城》，《雕蟲紀歷》，第121頁。

[20] 卞之琳：《自序》，《雕蟲紀歷》，第4、16頁。

[21] 卞之琳：《路過居》，《雕蟲紀歷》，第24頁。

[22] 卞之琳：《寄流水》，《雕蟲紀歷》，第126頁。

[23]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4、242頁。原文全文為：“羌女白，取別之后，便爾西邁，相見無緣，書問疏簡。每念茲叔，不舍心懷，情用勞結(jié)。倉卒復(fù)致消息，不能別有書裁，因數(shù)字值給，復(fù)表。馬羌。”

[24] 卞之琳：《春城》，《雕蟲紀歷》，第32-34頁。

[25] 卞之琳：《自序》，《雕蟲紀歷》，第5頁。

[26] 參見江弱水：《卞之琳與艾略特與瓦雷里》，《中西同步位移——現(xiàn)代詩人叢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9-87頁。

[27] 李健吾：《〈魚目集〉——卞之琳先生作》，郭宏安編：《李健吾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16頁。

[28] 林庚：《北平情歌?自跋》，《林庚詩文集》第1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頁。

[29] 參見林庚：《詩的韻律》，《文飯小品》第3期，1935年4月5日：林庚：《極端的詩》，《國聞周報》第12卷第7期，1935年2月25日。

[30] 林庚：《日本風景木版彩畫》，《宇宙風》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31] 林庚：《四大城市》，《論語》第49期，1934年9月16日。

[32] 林庚：《北平樓兒》，《世界日報?明珠》1936年12月7日。

[33] 龍清濤、林庚：《林庚先生訪談錄》，林庚：《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北京：經(jīng)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第159頁。

[34] 林庚：《北平的早晨》，原載1934年9月上海生活書店版《勞者自歌》，轉(zhuǎn)引自《北京乎》上冊，第406頁。

[35] 林庚曾寫過一篇散文《風箏》（載《大公報?文藝》第56期，1934年4月7日），生動描寫了北平放風箏的習俗和他自幼對風箏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