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上，熱門網絡小說的發(fā)生、發(fā)展，都有著相似的套路，即先期擁有為數(shù)甚眾的網絡點擊率或瀏覽人次，緊接著就進入包裝和出版發(fā)行階段，然后就是影視劇改編進一步推波助瀾，最終得以使其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眾文本。而《遍地狼煙》之所以可以浮出歷史地表，之所以得以在如此龐雜而多元的小說生態(tài)中脫穎而出，之所以能夠在線上、線下同時贏得讀者，原因是多方面的，這其中固然與某些商業(yè)手段有關，固然與影視劇的改編有關，固然與當前社會人們的閱讀心理和文化訴求有關；而且，為了迎合大眾，小說描寫的內容仍帶有網絡小說或通俗小說所慣有的獵奇色彩：孤膽英雄、絕色寡婦、烽火狼煙、鐵血柔情等等，但不可否認，無論是在敘事策略上還是思想深度方面，《遍地狼煙》都是近年來同類題材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樸素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手法

在某些一味追逐“后”理論的人看來，現(xiàn)實主義這種及物的文學創(chuàng)作形態(tài)即便不是個面目可憎的歷史怪胎，也是位風燭殘年甚至病入膏肓的耄耋老人，她早就應該隨著“革命”、“啟蒙”、“宏大敘事”等能指一并退出文學的場域。一句話，現(xiàn)實主義文學過時了。然而，現(xiàn)實的情況恐怕要讓他們失望了，現(xiàn)實主義文學仍一如既往地擁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她仍然是當今世界男男女女們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一個有效途徑。而《遍地狼煙》就是一部這樣的小說，小說以抗日戰(zhàn)爭為背景，以樸素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手法，塑造了牧良逢這樣一個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休戚與共的正面英雄形象。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小說并沒有故弄玄虛地引入什么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而是忠實于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即在典型環(huán)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

牧良逢這個人物形象雖然頗富傳奇色彩，但在作家李曉敏樸實真誠的講述中，又是那么有血有肉、真實可信。可以說，小說中主人公牧良逢的年紀盡管也就二十歲左右，但他身上所體現(xiàn)出的精神面貌，某種程度上，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很多年輕人所匱乏的，他陽剛果敢、憨厚正直、深明大義、愛憎分明、不畏懼、不認輸、不妥協(xié)、有擔當、有責任感、有使命感。那么從整個故事的脈絡來看，小說寫了牧良逢的成長史，而這里的成長顯然是多個層次、多個角度、多個意義上的：例如，牧良逢如何在腥風血雨的硝煙中成長為一名成熟的狙擊手；又如，牧良逢的精神世界如何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構筑起來；再如，牧良逢如何將小我疊加在大我之上，等等。這些多維度同時又具有互文性的細致描寫，使得牧良逢這個人物形象飽滿而又具體，真切而又立體。

我們發(fā)現(xiàn)，近年來的文藝創(chuàng)作，有這樣一種趨勢，就是所謂的人性化書寫。但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有些作家往往將人性片面地理解為人的私欲私利，從而在寫作中脫離歷史、脫離社會、脫離實際。事實上，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也是社會存在物，因而，我們對人性的理解，就不能僅僅著眼于人的自然屬性，還需要看到人的社會存在的特性。馬克思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xiàn)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提到:“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 可見人性并非是抽象的，脫離歷史、脫離社會、脫離物質現(xiàn)實的存在。而《遍地狼煙》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既非脫離歷史語境來單純地描寫所謂的人性，也非剝離了人性而刻板地把人物寫成是歷史擺弄下的毫無主體性可言的玩偶，而是將兩者非常辯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牧良逢的精神境界并非自其出場就有如此之高，實際上，文本一開始，牧良逢作為一名以打獵為生的鄉(xiāng)野小子，并沒有非常自覺的民族意識、民族認同和家國概念。雖然牧良逢并非是在“壯丁”意義上被卷入戰(zhàn)爭之中的，但他還沒有深切地意識到，當時整個中華民族已經岌岌可危了。并且，他參軍的最初動機更多地是出于對槍的與生俱來的迷戀。在回答師長的問話：“好槍是給你了，你應該怎么辦？”牧良逢想了想說，說：“多殺鬼子”。牧良逢之所以還需要想一想，是因為他最初對戰(zhàn)爭的性質，認識得還不是非常深刻，對侵略者還沒有切膚之痛。而正是在殘酷的斗爭環(huán)境中，牧良逢親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這種對日寇、對漢奸的憎恨才逐漸地強烈起來，那么與此同時，狙擊侵略者、漢奸等的行動也就變得自覺、主動起來。

不僅如此，我們之所以說牧良逢這個人物形象是豐滿的，還在于他對待戀人、對待戰(zhàn)友、對待人民群眾、對待敵人時的不同態(tài)度，另外也在于他比別人站得更高。顯而易見，牧良逢并非是站在狹隘的個人主義立場上，而是站在國家、民族以及人類的立場上，來展開他的行動的。牧良逢憎惡侵略者，對日本鬼子從不手下留情，但是他并未將這種仇恨遷怒于無辜無知的日本人民身上，他不僅阻止戰(zhàn)友傷害日本女人濱田凌子，而且還多次對她進行救助。這在戰(zhàn)爭時期，是需要勇氣和智慧的。也因此，牧良逢這個人物形象與我們慣常讀到的那種扁平化的民族英雄形象有著極為鮮明的區(qū)別。

此外，小說還刻畫了其他一些較為成功的人物形象，例如，熱情潑辣、忠貞聰慧的茶館老板娘柳煙，外表冷酷、內心火熱的王大川，單純天真、善良明理的戰(zhàn)爭犧牲品濱田凌子，老實巴交、知恩圖報的阿貴等等。

二、表述歷史與歷史表述

一定程度上，講述什么樣的歷史，與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講述，這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本身就值得玩味。而實際上，任何對于歷史的表述都并不自外于表述歷史的時代，文本總是在講述了一個關于他者的故事、他們的世界的同時，也寓言性地講述了一個關于我們當下經濟、政治、文化等的故事。在此意義上，《遍地狼煙》在進行歷史表述及其表述歷史的同時，呈現(xiàn)出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首先，從小說的題材選擇上來看，這部小說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關于我們當代社會的寓言，或者說是關于現(xiàn)代社會的隱喻。我們發(fā)現(xiàn)，近年來，出現(xiàn)了大量的以狙擊手為描寫對象的小說，例如《抗日狙擊手》、《抗戰(zhàn)狙擊手》、《中國狙擊手》、《回到民國的無敵狙擊手》、《穿越之我是狙擊手》等，當然，《遍地狼煙》是較早涉及這一題材或領域的優(yōu)秀小說之一。而這一系列有關狙擊手題材的小說的出現(xiàn)，固然有很多是跟風之作，即看到了《遍地狼煙》等小說的巨大成功之后，一擁而上。也與當前我們的社會形勢、價值訴求有關，也即與我們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邏輯——準確、快速、高效——有關。顯而易見，狙擊手本身極富傳奇色彩，他們身懷絕技、嗅覺靈敏、身手敏捷，彈無虛發(fā)，先發(fā)制人，而這樣的人自然是天賦極高的帶有神秘色彩的少數(shù)派。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狙擊手潛伏、隱匿在絕佳的地理位置上，以搗毀敵人的中樞神經、消滅敵人的精銳力量、攻擊敵人的優(yōu)勢堡壘為目標，他們是戰(zhàn)斗的先鋒、前哨。而狙擊手的這些特征、行為，無不對應著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邏輯、基本原則和基本要求。狙擊手攻擊敵手的快、準、穩(wěn)，難道不是高速運行的現(xiàn)代社會在邏輯上的最佳注解嗎？因而，與其說，狙擊手題材的出現(xiàn)揭示了一段一度被我們所忽視的歷史，毋寧說，它有效地隱喻乃至復現(xiàn)了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邏輯。

其次，小說具有鮮明而強烈的現(xiàn)代視野。這種現(xiàn)代視野既表現(xiàn)在上面所說的題材選擇上，也體現(xiàn)在人物的思想意識之中。小說的主人公牧良逢盡管出身鄉(xiāng)野，但從小就接受了現(xiàn)代教育。小說在一開始就明確指出，牧良逢十歲時，在山下私塾接受了韓老先生的教育。而這位韓老先生有著豐富的閱歷，小說特別指出，他在日本、法國和美國這三個國家奔波了大半生，六十歲時才回到老家風鈴渡。這位老先生不僅教授傳統(tǒng)文化，還教授哲學、歷史、法制、軍事、工業(yè)等。牧良逢跟隨老先生學習了四五年，可以說已經是一個具有現(xiàn)代意識的年輕人。那么，為什么要在文本展開之時，進行這樣的描寫呢？顯然是為后面牧良逢自身素質包括技術和精神層面的進一步提升做準備。而這種描寫本身給小說注入了一種現(xiàn)代意識或現(xiàn)代感，得以使我們自然而然地將抗日戰(zhàn)爭納入到戰(zhàn)爭的現(xiàn)代性系統(tǒng)中去。

最后，小說的歷史視野是開放的、國際性的。同其他抗戰(zhàn)題材的小說相比，《遍地狼煙》這部小說對抗戰(zhàn)的描寫并非像其他小說那樣畫地為牢，就抗戰(zhàn)而寫抗戰(zhàn)。而是將抗戰(zhàn)納入到整個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構或格局中去，將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的歷史融入到整個可歌可泣、波瀾壯闊的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歷史圖景之中。小說一開始，主人公牧良逢是以一個歷史秩序之外的年輕獵人的身份出現(xiàn)的。在一次狩獵過程中，牧良逢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身處險境的美國飛行員。這位美國大兵是國際反法西斯組織中的一員，他與中國人民一起抗擊日本侵略者，不幸的是，這位美國大兵的飛機被擊落，命懸一線。也正是這位美國飛行員將牧良逢以及整個敘述拉進了抗日戰(zhàn)爭或者反法西斯斗爭的歷史序列之中。盡管這種國際主義援助或國際主義精神并非是小說所要描寫的主要內容，但顯然小說的作者在進行創(chuàng)作時，是有著極為自覺的國際意識的，小說借人物之口寫道：“美國佬現(xiàn)在是我們的朋友。”不僅如此，小說還描寫了美國記者對于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報道，并借美國記者之口，由衷地贊揚了中國人民英勇無畏的抗戰(zhàn)精神。此外，小說還在不經意間寫了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對我們的援助：美國的牛肉罐頭、德國的狙擊手教練、以及各種較為先進的槍支等。而之所以說作家的這種國際意識是值得贊許的，是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特別是在西方人眼中，某種程度上，中國人民抗戰(zhàn)的歷史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而在許多的西方歷史教科書中，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并沒有被十分嚴謹、十分具體地納入到整個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結構之中。因而，在此意義上，這部小說在格局和視野上，就有著重要而清晰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

三、民族意志高于一切

毫無疑問，建國后很長一段時期內，由于國共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對峙，描寫國民黨軍隊正面抗戰(zhàn)的小說，相對來說是比較匱乏的。而近些年來，之所以大量地涌現(xiàn)出表現(xiàn)國共并肩抗戰(zhàn)的文藝作品，是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共從對峙走向了和解。但就《遍地狼煙》而言，小說在這方面的敘事處理是極為微妙而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

表面上看，《遍地狼煙》主要是描寫以牧良逢代表的國軍正面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而關于我軍的篇幅則不是很多，只是在第十章《鋤奸行動》中，比較集中地寫了老馬率領的游擊隊，掩護鋤奸隊撤退。但實際上，小說中牧良逢從未有過對自己黨派歸屬的明確指認，而牧良逢的父母牧大明和徐秀蘭本身盡管在文本中是缺席的，但他們從一開始就被指認為“早些年就參加了共產黨……現(xiàn)在也在八路軍那邊帶兵打鬼子”，因而，牧良逢的血液中自然而然地就攜帶著我黨的基因。而在小說的敘事邏輯中，牧良逢之所以加入國軍完全是個巧合，根本就不是什么心向往之。不僅如此，他甚至極其厭惡國軍的某些做法。牧良逢之所以被收編到二〇四團，起因就是牧良逢在柳煙茶館，看不慣吳連長調戲或欺負老板娘柳煙，而抱打不平，之后因鬧事被抓了起來，在牧良逢被帶去團部的路上，因為他成功地反擊了鬼子的伏擊，才被師長和團長相中，并留在狙擊排。并且，我們甚至可以說，國軍的腐敗某種程度上還直接推動著敘事的發(fā)展，小說后面也多次寫到，牧良逢同那些流氓無賴式的兵痞發(fā)生過多次摩擦和爭執(zhí)，這些沖突使得主人公牧良逢常常處于不利地位。在小說的結尾處，牧良逢為了八連的軍餉，還動手打了三十六軍的一個營長和新上任的八連連長，為此，差點掉了腦袋。實際上，在牧良逢眼中，正義天理遠比這些所謂的職位、軍銜、權力更重要，即便是差點丟了性命，也無所畏懼。可見，牧良逢雖然加入了國軍，并受到了上級的器重，但卻并沒有明確的黨派意識。牧良逢的一切行動都不是站在狹隘的國民黨黨派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遵循著民族的意志，聽從于人民的心聲。

我們看到，小說著力刻畫的三位優(yōu)秀的狙擊手無一例外地全都出自底層，他們是我國下層勞動人民群眾的代表。他們最能感受到人民的疾苦，也最能深切體會到國家、民族之于個人的意義。這也就是為什么當他們深惡痛絕的土匪們和日本鬼子拼死進行肉搏的時候，看到土匪們一個個倒在血泊之中，“中國軍人們的腦海里閃過一個念頭，他們和土匪之間所有的矛盾現(xiàn)在都微不足道了，這是他們中國人的內部矛盾，而現(xiàn)在，他們共同的敵人是日本侵略者”。而這三位狙擊手此生的愿望也并非是什么大富大貴，他們僅僅是希望，早一天趕走侵略者，老百姓們得以過上和平安寧的生活。他們沒有對所謂軍銜、權力等的迷戀，他們對未來的期待樸素而簡單：“回家娶個老婆生一堆娃，美美地過小日子”。

不僅如此，牧良逢的行為邏輯或依據均來自于民間倫理和傳統(tǒng)積淀。他救助美國大兵約翰、為柳煙打抱不平，為鄉(xiāng)親們除害，因八連新來的連長及其上司克扣軍餉而對他們大打出手等等，這一系列的行為均源自于他所接受的傳統(tǒng)倫理價值，即扶危濟困、挺身抗暴。

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深刻地指出：“我們當代文藝更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chuàng)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無疑，《遍地狼煙》做到了，小說并沒有走庸俗的抗日神劇路線，即以非歷史化的方式在解構歷史的同時，又以一種新的近乎荒誕的方式去結構歷史，從而使得歷史被過度消耗、消費并最終被消除。而是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以一種歷史理性的方式重新描述歷史并重新組織我們的歷史經驗和歷史感受。我們固然不主張個人應該被歷史、國家與民族所淹沒，但個人從來都不可能脫離歷史、國家與民族，個人是存在于歷史、國家與民族之中的個人，歷史、國家與民族是由無數(shù)個個人所繪就。小說借汪教官之口指出：“我們這幫人，拿起槍就是軍人，丟了搶就是老百姓，如果國人都像我們這樣，何愁趕不跑小鬼子？”而正是這些熱血男兒的奮不顧身、視死如歸，打動著萬千讀者，并鼓舞著我們?yōu)樽鎳姆睒s和富強而奮斗。

四、他者的視點

這部小說在敘事上，還呈現(xiàn)出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即超越了類似題材常規(guī)書寫上的非此即彼、非敵即友、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等所謂的二元對立結構，小說并沒有刻板地將日本人與侵略者完全等同起來，而是在某些既是他者又非侵略者的日本人的注視下，清晰而客觀地呈現(xiàn)出歷史的本真面目，呈現(xiàn)出侵略者的真實嘴臉。這也正體現(xiàn)出作家的鮮明立場，即站在歷史理性和人類命運的高度上，真實再現(xiàn)那段讓人們刻骨銘心的戰(zhàn)爭。

眾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德國和日本這兩個能指作為法西斯重要的軸心國，必然攜帶著某種不言而喻的貶義。但是《遍地狼煙》顯然沒有刻板、籠統(tǒng)地進行這樣非友即敵化的處理，而是對其進行了巧妙的解構。例如，在寫猛子（王大川）這位狙擊手的時候，特別提到，猛子之所以槍技了得，是因為接受了德國佬的訓練。那么，這里引入德國佬顯然自有其深意。這預示著，在法西斯世界之中，也并非鐵板一塊，其中還有那些能夠洞悉法西斯罪惡，并愿意幫助熱愛和平的人共同反抗的善良人們。

如果說關于德國佬的描述還僅僅是閑來之筆，那么關于日本女戰(zhàn)俘的描寫就是神來之筆了。一次戰(zhàn)斗中，牧良逢在擊斃日本軍隊后，抓獲了一名日本女軍醫(yī)。這位戰(zhàn)地女軍醫(yī)叫濱田凌子，剛剛從東京一所醫(yī)學院畢業(yè)，被軍方征到中國戰(zhàn)場。顯然這名女護士接受了日本法西斯的愚民教育，這使得她并未清楚地意識到這場由日本軍國主義發(fā)動的戰(zhàn)爭是一場侵略戰(zhàn)爭。她甚至理直氣壯地說：“我們的軍隊是過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你看看你們國家多落后，人民多愚昧，我們是帶著先進的現(xiàn)代文明來教化你們的，是來幫助你們的。”并且最初她對牧良逢及其戰(zhàn)友懷著滿腔的恨意，因為她親眼目睹了幾十個同胞被牧良逢的部隊消滅。而在中國軍人眼中，她也不過是個女鬼子。而且因為這個女鬼子并不老實，幾次三番想通風報信，所以差點做了阿貴的刀下冤魂。而牧良逢之所以并沒有傷害她，一是因為她是個女戰(zhàn)俘，要將她交至軍部；二是因為他要讓她親眼看看她所說的“先進文明”是如何在中國為非作歹的。

我們看到，作家并非是在一般意義上，將德國人、日本人都一刀切地描寫為嗜血狂魔。濱田凌子仍然保有善良的人性，她積極救治中國孩子，并且為了救孩子上山采藥時，差點讓豺狗吃掉。而當濱田凌子親眼看到日本軍隊是如何屠戮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以后，并且與此同時，當她逐漸感受到中國人民的善意與溫暖之后，她終于意識到這場戰(zhàn)爭的性質，她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國家發(fā)動戰(zhàn)爭的不義與中國人民奮起反抗的決心。與此同時，善良的中國人民也意識到，“她和那些鬼子不一樣”。即便是之前幾次都差點要了日本女軍醫(yī)性命的阿貴，對待濱田凌子的態(tài)度也在后面發(fā)生了改變，在將其送往團部醫(yī)院的女兵宿舍時，為了這位日本女性不被女兵們欺負，不惜假傳圣旨，“你們可不能欺負她啊！這是團部的命令。”

可以說，以日本女軍醫(yī)的視點進行描寫，有這么幾個顯著的效果：一是由女軍醫(yī)的視點再現(xiàn)這場戰(zhàn)爭，更能夠突出日本法西斯的殘暴和非正義性，因而也就更有批判性和控訴性。二是更有效地揭示了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的真實面目，而這種揭示是雙重的，也就是說，日本對我國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不僅使得我國人民深陷苦難之中，同時也使得那些被愚弄的日本人民變成了戰(zhàn)爭的犧牲品。三是體現(xiàn)了我國人民的深明大義和人道主義情懷，雖然痛恨日本侵略者，但并沒有將某些心存善意的日本人民和日本軍國主義一概而論。

結 語

一段時期以來，宏大敘事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陳舊的、過時的話語，文學關注和表現(xiàn)的領域更多地集中于個人身體、個人經驗、個人情感等方面。而關于歷史、社會、民族、文化等的表述則被刻意地壓縮、抽離乃至懸置；個人的私欲被無限放大，個人的情懷被無限張揚，個人的訴求被無限抬高。而這樣的描寫恰恰將“人”抽空了。在此意義上，《遍地狼煙》所體現(xiàn)出的現(xiàn)實主義情懷就顯得難能可貴，她將個人與歷史、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讓“人”在追求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以及實現(xiàn)自我的道路上變得光彩奪目。事實證明，那些經得起時間汰洗的、廣為傳頌的優(yōu)秀作品，恰恰不是什么光怪陸離、晦澀拗口的無病呻吟之作，而是那些自然樸素的、真實可信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有理由相信，在《遍地狼煙》等優(yōu)秀作品的影響下，一定會有一大批鼓舞人心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涌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