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名不正則言不順，之所以有這樣一個不正之名，是潛藏在這個概念背后的“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如何面對中國，如何面對中國與“世界中的中國文化”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包容不同的立場、認知和情感，但是不能讓這種意識形態(tài)干擾了對事實的客觀認識，也只有以客觀事實為基礎，才能有真正的包容力。

近些年，“華語語系文學”概念在國際中國學界興起，最開始的提倡者史書美用這個詞組來翻譯sinophone literature，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她說自己“用‘sinophone’literature一詞指稱中國之外各個地區(qū)說漢語的作家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以區(qū)別于‘中國文學’——出自中國的文學。”在她看來，sinophone literature類似所謂英語語系文學（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法語語系文學（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是一種與殖民歷史相關的文學。然而這種論述存在很大問題，一方面她把中國看成是類似英法西等現(xiàn)代世界性殖民國家，明顯不符合歷史事實；另一方面她提出的這個概念實際上是要用一個概念把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創(chuàng)作集合起來，強調這種或者說這些文學與中國中央政府管轄之地的文學的差異，切割海外華人與中華傳統(tǒng)之間的關系，建構起與中國中心的對立面。史女士名之曰華語，而實質是“去中國”，然而中國既去，何來中華？沒有中華，何來華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道理并不難理解。史書美的偏激和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使她遭到了比較多的批評，雖然她的觀點一時之間激起千層浪，但是贊成者并不多。

王德威接納了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然而有相當大的改造，變得更加溫和與包容，修正了她的“去中國化”，把中國大陸的文學也納入華語語系文學之中。雖然同樣是“華語語系文學”這個概念，但是內涵和外延已有不同。王德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書美咄咄逼人的對抗性，把各種不同類型的漢語寫作納入到同一個視野中，看它們之間發(fā)生了什么樣的關系，以及如何發(fā)生關系，試圖建立起巴赫金所謂眾聲喧嘩的對話性場域。應當說，王德威所使用的“華語語系文學”比史書美在學理上更有效，更具有彈性，少一些對抗，多一些對話，這也是他在中國學界引發(fā)較大的反響和呼應的原因。

然而，這個概念的先天不足還是導致了思想上的混亂，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以各種不同的姿態(tài)和思想觀念，參與到“華語語系文學”的討論中，混亂顯得越來越嚴重。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因為這個概念的名不正，所以必然引發(fā)混亂，導致言不順。

首先，“語系”是什么意思？無論史書美還是王德威，都沒有把這個問題說清楚。語系在現(xiàn)代漢語中是一個純粹的語言學專業(yè)術語，是比較語言學建構起來的語言分類法。世界上從來不存在華語語系，只有漢藏語系，也不存在所謂英語語系、法語語系，只有印歐語系。這是簡單的常識，史書美和王德威都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如此，只能是出于某種“不得不然”的原因——也就是為了消解中國中心，他們都放棄了在學術上更明確的“漢語文學”概念。

史書美認為，因為有英語語系文學（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法語語系文學（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所以就有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她一股腦把好幾個問題都混到一起，甚至令批評者分析其毛病時，都感到棘手。一則，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littérature francophone等等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們能被翻譯成所謂“××語系文學”嗎？這是個非常奇怪的翻譯。據我所知，國內的法語界并沒有人把littérature francophone翻譯成“法語語系文學”，通常的翻譯是“法語國家與地區(qū)文學”，意思是法國之外以法語為母語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文學。史書美和王德威從來沒有恰當地論證過用“英語語系”或“法語語系”來翻譯的合理性，而以這個術語為基礎的平移概念“華語語系文學”自然也沒有扎實的基礎，這個“名”的下面，只是一層薄薄的流沙。

因此，王德威在這個問題上的含混完全可能看成是一種癥候性的表現(xiàn)。例如，他在《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一文中，提到海外華人的創(chuàng)作：“生在臺北，長在馬來西亞，就學、定居在英國的歐大旭，以及生在馬來西亞，在英國求學，在南非定居的陳團英都曾獲布克獎( The Booker Prize) 青睞；后者甚至是有‘亞洲布克獎’之稱的曼氏大獎( 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的得主。他們的作品在嚴格定義下是英語語系文學的最佳示范。但如果我們將后夷民的論述帶入華語語系討論， 這些作家一樣可以進入我們的視野。此無他， 他們的英語寫作延續(xù)了馬來半島的多重語言的傳統(tǒng)，‘馬來英語’也是相當數量的華人所靈活轉換的日常語言。華夷交錯的語言現(xiàn)象固然以英語呈現(xiàn)， 但在表達的過程中，已經不可避免地將語境華語化了。更重要的，這些作家是代表馬來西亞寫作，相對中國，他們原本就是夷，就是他者、外人。”

在這段話中，王德威急切地想把任何與“華”相關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納入“華語語系文學”的大框子，只要與華人或者漢語有關系。然而，不僅馬來西亞的華裔有英語的創(chuàng)作，法語區(qū)的華裔也有法語的創(chuàng)作，西班牙語文化圈的華裔還有西語的創(chuàng)作，如果他的這個邏輯成立，“華語語系文學”不僅包括中文的寫作，還包括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的寫作，這個“華語語系”可真成了無所不包的神奇語系，或者用世界語系來命名更加準確一些。于是這個“英語語系文學”的最佳示范又變成了“漢語語系文學”的示范，而且他當然也很清楚，并不解釋一個寫作是如何橫跨兩個語系的。

王德威試圖用華語語系文學的大框架，把盡可能多的異質性因素都裝進來，不是因為他不明白其中可能造成的混亂，而是他與史書美都有類似的目標：消解“中國性”，這可能是基于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經驗。他批評史書美不應與“中國”對抗，取而代之的方式是把一切都混雜在一起，沒有邊界，也沒有中國和邊緣，這樣無需激烈的對抗，中國性在“華語語系文學”的宏大框架下，自然就消解于無形。然而，他也不是沒有發(fā)現(xiàn)其中的問題，在《華語語系的人文視野與新加坡經驗——十個關鍵詞》一文中列舉的關鍵詞中，新加坡與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關系也是無法繞過的關鍵問題。無論是林文慶還是邱菽園都扎根他鄉(xiāng)，心懷故園。他所說的移民、遺民、夷民，本身都是相對性的概念，倘若沒有那個“中國”的存在，也就無所謂移民、遺民和夷民。這個問題并不能通過加一個后字，以所謂“后移民、后遺民和后夷民”的概念就能解決的。“中國文化在世界”和“世界中的中國文化”必然以復雜的方式不斷糾纏下去，在變易和不易中延續(xù)其生生不息的命運。

“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的產生體現(xiàn)了海外漢語文學界的焦慮心態(tài)，他們不希望繼續(xù)作為中國文學之附屬，面對中國文學這個龐然大物，他們要求主體性，要求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與中國文學能夠平等交流。我們必須承認，這種訴求有其合理性，海外漢語文學不應被簡單視為中國文學的一個小小的支流，它們不僅是中國文化之果，也是東南亞、北美、歐洲的文化之果，它們是多重文化雜交重生的產物，充滿勃勃生機，有其獨特的精血和靈魂。然而，這種基于價值的訴求不應影響科學和客觀的學術問題。如果我們真正借他山之石，可以看看法語中對此是如何分類的。所有以法語寫作的文學，分為三類：littérature francaise（法國文學）,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法語國家與地區(qū)文學）, littérature d’expression francaise（以法語寫作的文學，也就是母語非法語的作家以法語寫作的文學）。總體的分類可以看成兩種，前兩者都是法語為母語的作家的文學，后者是法語非母語的，而法語為母語的情況分為法國和法國以外的。參考這種分類方式，所有以漢語寫作的文學也可以分為：中國文學、漢語文學（中國之外以漢語為母語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漢語寫作的文學（非漢語母語的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這種分類方式清楚明了，盡可能減少了交叉和含混，也更多的基于客觀事實，盡可能少意識形態(tài)的考量。文學是一個充滿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對話和沖突的場域，正是因為如此，在文學研究的時候，就應該盡可能達成對客觀事實的共識，只有清除了意識形態(tài)對客觀事實認識的干擾，在這個場域中的對話者才能更加清楚地認識各自的立場、觀念和價值感。

“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名不正則言不順，之所以有這樣一個不正之名，是潛藏在這個概念背后的“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如何面對中國，如何面對中國與“世界中的中國文化”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包容不同的立場、認知和情感，但是不能讓這種意識形態(tài)干擾了對事實的客觀認識，也只有以客觀事實為基礎，才能有真正的包容力。在正名之后，漢語文學的研究者才能更好地交流和交鋒，才能在一起好好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