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抽象化、概念化、主觀化地談論文學與生活，我主要想談論下詩歌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并更多將其放在當代漢語詩歌的歷史情境中。“怎樣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這句詩出自詩人侯馬。而就當代漢語詩歌與日常生活的關系而言，詩人應該通過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求真意志和精神詞源在寫作中重建“當代經(jīng)驗”和“日常真實感”，進而承擔文字的“詩性正義”。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詩歌與生活是一種空前復雜的咬合式的互動結構，是修辭語言和社會效忠之間的博弈，而非簡單的平衡器和傳聲裝置。當然在特殊年代也存在著類似于卡夫卡所說的“少數(shù)文學”極端的寫作狀況——所有私人的生活史直接等同于政治的、公眾的歷史。任何一個時代都有特殊的詩歌“發(fā)生學”機制，而時下在不斷強化詩人“現(xiàn)實生活”和“當代經(jīng)驗”的吁求中，在詩人與公共空間的互動上，如何把個人的日常生活轉化為精神生活，如何把個人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轉變?yōu)檎w性的歷史經(jīng)驗，就成為詩學和社會學的雙重命題。尤其是在一個自媒體全面敞開的時代，在一個新聞化的焦點話題時代，在全面城市化的去除“鄉(xiāng)土性”的時代，為何“生活”重新成為寫作者最為關注的一個話題,值得深入辨析。為什么詩人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如此密切而又難解？詩人在處理當下生活的時候該如何有效地發(fā)聲？這種發(fā)聲是否遇到了來自于主流的非文學因素的影響或挑戰(zhàn)？當下詩歌正在流行的文化氛圍和文學趣味中成為時代的“見證”。然而不得不正視的一個詩學問題是很多寫作者在看似贏得了“生活”的同時卻喪失了文學自身的美學道德和詩學底線——社會學僭越了文學，倫理學超越了美學。也就是說，很多詩人充當了布羅姆所批評的業(yè)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的角色。

日常生活與詩歌寫作既是修辭問題又是現(xiàn)實和實踐性問題——比如具化為題材、主題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可寫的和不可寫的、允許寫的和不允許寫的，同時也像“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那樣是歷時性的“傳統(tǒng)”話題。有學者就認為中國詩歌史上真正奠定了日常生活詩歌傳統(tǒng)的是杜甫，而此前的詩人并未真正解決這一問題。而在英語詩歌中，德里克·沃爾科特則指認直至拉金的出現(xiàn)才使得“日常生活在英語詩歌中獲得了極其精確的定義”。而當我們必須談論詩人與生活的關系，我們同樣應該注意到杜甫是以怎樣的話語方式抒寫了一個屬于自己的詩歌時代。為什么偏偏是杜甫而非他人被認為是“詩史”，而他的詩歌也被視為是對一個歷史階段最具代表性的呈現(xiàn)？比如我們可以追問，同樣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時代的詩人，他們也深處于動蕩的社會生活之中，可是為什么他們沒有寫出杜甫那樣的詩歌？難道他們的詩歌與生活和現(xiàn)實沒有關系嗎？尤其是在明代，杜甫有那么多的追隨者、模仿者，但是那些與彼時生活和現(xiàn)實相關的詩文偏偏被時間公正而無情地淘洗掉了。在當代中國，“向杜甫學習”“反映生活”的呼吁和提醒并不少見，然而卻在倫理化的道德論調(diào)中簡化了詩人與生活的關系，窄化了詩歌的多樣化功能。而1978年以來，在中國的先鋒詩歌界援引最多的就是里爾克的那詩句“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但是很多中國詩人是從生活和作品的沖突和緊張關系來理解這句話的，而恰恰忽略了里爾克原詩中此句最為關鍵的結尾處的那個問號。也就是說，詩歌與日常生活之間并不是單一的內(nèi)在的緊張關系，而是存在著詩人與生活、詩人與母語、詩人與自己的多種可能性關聯(lián)。米沃什所說的“詩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寫的羊皮紙文獻，如果適當破譯，將提供有關其時代的證詞”無疑具有重要性，但是那些暫時逸出、疏離了“日常生活”的詩歌并非就不具有詩學意義上的重要性，而這正是詩歌史的兩面，最關鍵的仍然是詩歌表達的有效性。而1980年代在北島等一代詩人那里強化的是詩人的精英立場、批判意識以及對生活的有力回應與反擊，詩人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強化使得作為“寫作手藝人”的身份退居其次。這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中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但是一旦超出了這一歷史時段而放置在更長的時間序列中，這種緊張關系就必然會因“時過境遷”而受到質疑，比如臧棣對北島的尖銳批評就與詩歌與生活關系認識的差異性密切相關。

自1980年以來詩歌界談論最多的就是詩人與日常生活的關系，比如以于堅、韓東等為代表的“日常寫作”“市民精神”重新發(fā)現(xiàn)了詩歌的另一個秘密，并在詩歌中以“精神事件”的方式再次激活了“生活”。這也是對詩人責任的重新認識，比如韓東對以往詩人作為政治動物、文化動物和歷史動物的尖銳批判（《三個世俗角色之后》）。但是，詩人對生活的認識以及生活進入詩歌的方式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充滿歧見。關于“日常生活”的理解與寫作實踐不僅與具體的社會文化情境有關，也與詩歌文體認知的差異性有關。當代中國詩人就寫作和日常生活的關系還大致形成了“現(xiàn)實/生活中心主義者”和“審美/修辭主義者”，而二者往往不是平行、對等的，而是緊張甚至對立的，沒有做到像米沃什在《藝術與生活》中那樣的全面、深刻和公允。這是詩歌觀念在不同時期的指向、偏移、倚重以及“糾正”所導致的結果。正如張曙光后來所反思的那樣“一些人不接受日常性，也是因為日常性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詩意格格不入”。比如詩歌作為審美話語的自足性與作為歷史話語的社會性，在很多詩人認知那里同樣是二元對立的，這體現(xiàn)為唯美遣興的“隱逸派”與激烈尖銳的“公知派”。而對此能夠予以融合的詩人則非常罕見，“刺入當代生存經(jīng)驗之圈的詩，是具有巨大綜合能力的詩，他不僅可以是純粹自足的、甚至可以把時代的核心命題最大限度地詩化”。（陳超語）是的，一個常識是任何人都在生活之中，但是生活進入詩歌卻不是“順理成章”的，甚至會在某個特定歷史節(jié)點成為禁忌，“近十幾年，生活，或被公認或被默許為一個犯忌的詞語，小說家、藝術家和大多數(shù)詩人都愚蠢地回避它，迫使常識成為少數(shù)人擁有的秘密：從現(xiàn)實生活產(chǎn)生偉大的藝術”。（肖開愚語）這就是所謂的生活常識與寫作知識或少數(shù)人秘密之間的不可協(xié)調(diào)性。尤其是上個世紀末爆發(fā)的“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一時無兩的盤峰論爭本質上仍然聚焦于這一命題，兩個“陣營”對生活和詩歌（詩性）的理解更多地帶有了義氣性和意識形態(tài)性——強化了差異而忽視了相通性，隨之詩歌中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具有了“詩性政治”的傾向。

新世紀以來多元文化語境尤其是新媒體生活使得“生活碎片”“底層生活”“階層身份”在詩歌寫作中得以轟動效應般地呈現(xiàn)，吸引了社會和公眾的好奇眼球。但是就寫作經(jīng)驗和生活經(jīng)驗來看，當下也已進入到阿甘本所批評的“經(jīng)驗匱乏的時代”。詩人必須重新估量生活，重建與生活的關系，在有效性的層面重新發(fā)現(xiàn)寫作與生活的雙重經(jīng)驗。而從詩人與生活的隱喻層面來看，詩人就是那個黃昏和異鄉(xiāng)的養(yǎng)蜂人。他嘗到了花蜜的甜飴也要承擔沉重黑暗的風箱以及時時被蜇傷的危險，“心里想著‘甜美，甜美’。/孵巢灰暗，一如貝殼化石/令我恐懼，它們似乎很老”（西爾維婭·普拉斯《蜂螫》）。此時，我還想到另一位詩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詩句——“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我們可以確信詩人目睹了這個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內(nèi)心不斷擴大的陰影，但是慰藉與絕望同在，贊美與殘缺并肩而行。這是一種肯定，也是不斷加重的疑問。這也許正是詩人所面對的生活，或者正是生活中不可忽視的那一部分秘密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