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凱洛夫

埃凱洛夫詩集《獻詞》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瑞典文版

“平滑的林語堂”

1954年，瑞典數(shù)一數(shù)二的出版社伯尼爾斯出版了瑞典翻譯家卡爾· 松代爾由英文譯出的林語堂小說《朱門》，瑞典文版書名為《血紅的門：來自那遙遠國度的浪漫故事》。同年8月27日, 瑞典《每日新聞》刊登了瑞典經(jīng)典雅文化代表、作家和詩人貢納爾·埃凱洛夫的書評，主要內(nèi)容翻譯如下：

作為一個使中國的生活智慧得到普及的作家，林語堂贏得了世界聲譽；他的成功與其小心迎合了美國及美國化了的歐洲中產(chǎn)階級讀者對東方世界的要求有關，那浪漫的想像須是古怪的、裝飾性的、可讀的，同時又充滿神秘性。這其實和18世紀的中國熱一模一樣：帶著一絲無害的勢利的現(xiàn)實逃避。就像是你可以有個中國雕像在柜子上，目光于是逗留于此，記憶中得以有個微妙之處，偶爾讓想法與之來一番戲耍。帶著確定的直覺和輕松的手法，林語堂以這種模糊的浪漫筆觸向他的廣大讀者訴求；可要是他抓住了許多人，他就可能激發(fā)出幾個有進一步深入其中的興趣的人來。因此，這些人在深入后對林語堂表露出輕蔑實在有些不公，雖說林語堂并不是一位更深刻的天才。

林語堂作為一個作家的弱點在其試圖成為小說家時更為明顯。他說不上是擅長刻畫人物的那一個，也并非描摹環(huán)境的好手。甚至在這部作品中，他的目的也主要表現(xiàn)為說教。他想給西方人一個體面的圖景：傳統(tǒng)的中國人是怎么生活的，儒家的美德典范又是怎樣的——甚至在其與西方有了接觸，開始被修改和現(xiàn)代化之后。似乎林語堂最想向體面的美國中產(chǎn)階級——那些常常適度地去教堂，并依然遵守道德和公約的“某些規(guī)范”的人們展示：中國人和他們實在是非常相像。

他的新小說《朱門》描繪了一出有大團圓結局的愛情故事，描繪了在中國國內(nèi)政治腐朽而對外政策窘困的1933年，一名記者和一位富家女之間發(fā)生的一切。為在故事中加入更多生活和浪漫，林語堂讓記者一度被戰(zhàn)爭的混亂吞噬，讓富家女未婚便生下孩子，被她的叔父逐出家門，陷入“孤單”，惟有英雄的仁慈友人陪伴左右。作家特別是通過描述被稀釋了的悲慘的田園牧歌的背景，透露了他對傳統(tǒng)主義的挽救。因為，很顯然，他不能不提及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腐敗以及貧窮、饑饉等所有的恐怖——這些恐怖被原始的信仰戰(zhàn)爭在其經(jīng)過的每一條路上拋于身后。相似的主題，比如革命時期的俄羅斯人是被處理成了一種讓人震撼的方式，在林語堂這里，卻有好萊塢現(xiàn)實主義風的抽象、遙遠、半失真的光芒。概括地說，你甚至沒法相信這種平滑、當然也很有可能的愛的情節(jié)發(fā)展在這出戲的最前沿。

短評題為“平滑的林語堂”。“林語堂”之前的定語是多義詞，除“平滑”外，有扁平、無趣之意，埃凱洛夫的表態(tài)既不動聲色更立場鮮明。

《京華煙云》《風聲鶴唳》《朱門》三部小說成就了林語堂的戰(zhàn)爭三部曲。終曲《朱門》有家族的興衰史，有戰(zhàn)火中的顛沛流離，主線是上海《新公報》駐西安記者李飛及大家閨秀杜柔安的愛的傳奇，呈現(xiàn)了古城西安在歷史過渡時期的社會畫面。

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在1940年由美國作家賽珍珠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同時推舉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賽珍珠更在1950年再做舉薦。惜林語堂無緣諾獎。1950年的埃凱洛夫還只是一位著名詩人，不過他在1958年成為瑞典學院院士，直到1968年辭世，坐學院的第18號椅。林語堂兩度被提名時，埃凱洛夫自然不能發(fā)表意見、影響評選，不過他的觀點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瑞典學院的標準和審美。

早在1948年，埃凱洛夫就發(fā)表過對林語堂作品的看法。這一年，埃凱洛夫評點了剛由瑞典北方出版社推出的黃祖瑜的《開花的石榴樹》。這本從黃氏遠祖寫起的回憶錄是作者用英文寫出，請友人譯成瑞典文的；它的中文擴寫本至2001年方由河南海燕出版社推出。黃祖瑜1912年秋生于河南信陽的家族老宅。一度由工程師父親接到京城，再因父親職業(yè)變動跟回河南。后就讀于南京中央大學算學系，于1937年自費留學英國倫敦大學。1939年，學習即將結束時，他因為看了一部瑞典風光片而對瑞典的自然生出向往，適逢免費去瑞典參加一場國際學生活動，就在8月坐船抵達瑞典哥德堡。世界大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他成了滯留瑞典的難民。作為第一位受過高等教育又住在瑞典的中國人，他曾給不少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瑞典人提供協(xié)助，一方面是糊口需要，另一方面，瑞典人也看重中國文人的力量。他曾幫喜龍仁閱讀中文、打理家務；幫助高本漢整理《字書》 索引。他還曾從事大量演講和寫作活動，宣傳抗日和中國文化。《開花的石榴樹》出版時，他在當時的中國大使館謀得一份差事。埃凱洛夫的書評刊于《伯爾尼文學雜志》。其中有一段：

就是說，隊列式的安排會顯得干巴巴的，顯得一般，但這也讓作家?guī)С隽素S富的事實，做出了清晰的呈現(xiàn)。特別是，雖然作家并未投入多少筆墨烘托氛圍，讀者還是可以得到關于中國農(nóng)村和村莊生活的出色圖景。那個從浮夸的美式書寫，也許特別是新聞式書寫中學得有些過多的林語堂可以是個比較。黃祖瑜沒有迎合他的西方讀者對“羅曼史”和“渲染氛圍”的要求，而更可能的是，那種對長輩的尊重和對真實的尊重有些一致。但奇怪的是，其實一直存在著氛圍，它是以一種神奇的方式，用匯入的細節(jié)逐步構建的， 是那些留存在記憶中的東西砌成了一排麻將。這歸功于作者是個藝術家，一個嚴謹?shù)膶W校的藝術家：冷靜、惜墨如金、一心只選擇詩意的內(nèi)容。

這里，埃凱洛夫給林語堂貼上一個“美國式書寫”的標簽，更把林語堂和黃祖瑜對中國的書寫相對照。黃祖瑜的書寫絕非無懈可擊，然而植根在記憶中的東西往往彌足珍貴。在一面是迎合與裝飾，一面是細致與洗練；一面是好萊塢式的煙幕、布景，一面是土生土長的真情、實景間，埃凱洛夫選擇了后者。平心而論，埃凱洛夫的評點并非文人相輕式的嫉妒，也非門外漢的淺薄之談。雖說中國距瑞典十分遙遠，但埃凱洛夫對中國文學確有獨到的體會。

埃凱洛夫的中國想象

1930年代末，歐洲又一次掀起對古老中國和其道家哲學的興趣。不少唐詩譯本面世。林語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譯本《吾土吾民》）正是在1937年由伯爾尼斯出版社推出瑞文版，書名為《一個中國人談中國》。該社于1940年又推出林語堂的全球暢銷書“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譯本《生活的藝術》）的瑞典文版，書名為《享受生活的藝術》。

曾有不少瑞典作家研讀中國詩文并從中獲得靈感，埃凱洛夫也是其中一個。在埃凱洛夫及不少處于戰(zhàn)爭風云下的歐洲知識分子看來，老子、莊子這兩個幾乎和蘇格拉底、柏拉圖同時代的道家哲人似乎指引著一條令人向往、通往和諧的路。道可在自然中尋找與接近，道靜止而無名，有深刻的、不能輕易懂得的內(nèi)涵——這一切讓他們著迷。埃凱洛夫在1930年之前就修讀過有關中國哲學和詩歌的課程，1930年代末更閱讀了《道德經(jīng)》。1938至1939年間，他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明顯帶有中國痕跡：“是那么優(yōu)美她們在一起/那黝黑的著紅/那淡白的著綠——/叫求愛者怎好選擇？/假如她們沒像姊妹般坐在一起/黑的看來無聊/白的顯得單調/像天和地所呈現(xiàn)的，/如果失去彼此”。

1941年出版的埃凱洛夫詩集《渡船之歌》中收錄了題為《宋》的一首詩，“宋”指中國歷史上的“宋朝”：“今夜充滿星光/空氣潔凈清涼/月亮試圖和一切同在/那些它丟失的遺產(chǎn)//一扇窗，一條開花的枝干/那就足夠/沒有花開無泥土/沒有泥土無空間/沒有空間無花開”。

早在1927至1928年間，埃凱洛夫的筆下就出現(xiàn)過“今夜充滿星光，空氣潔凈清涼”的句子及月光揮灑的意象。經(jīng)過唐詩和老莊哲學的熏陶，他的句子生長了、成熟了。靜夜、月色、窗欞、開花的枝干，完全是一軸宋元文人畫；詩歌末尾三句的辯證統(tǒng)一不消說充滿老莊意味。埃凱洛夫筆下還流淌過其他深受中國文化啟發(fā)的詩句，如在1955年出版的詩集《一派胡言》中有一首題為《中國刺繡》：“一只火鳥的巢是心臟/用血管的枝條構筑/用火焰來封閉。可那鳥兒/棲在更高的/溫度里。從胸脯到側腹/火焰好似都碰它不著。一動不動地/它孵在看不見的蛋上/翅膀撲閃，尾羽/沿巢邊掛下。羽翅偶爾鼓動，似要捕捉/思想和圖景的昆蟲/振翅時它便立刻消失在空氣的絲綢里/重被看見/當它再度棲息/于火焰里，用喙梳理著自己的毛羽”。

中國刺繡中的火鳥該是鳳凰。鳳凰和其他文化中的不少火鳥一樣，有不死或在烈火中重生的傳說。鳥巢如心臟指示外形；而心臟是供血中樞，心臟有搏動，血是火紅的。“絲綢的空氣”是個特別的比喻，形容既包裹得熨貼又輕盈無壓力的質感。特立獨行的鳥在火焰上穩(wěn)坐又不為火焰所傷，真是令人贊嘆的姿態(tài)。

學習過波斯語、設想過印度之旅、一直向往東方的埃凱洛夫對中國也有自己的想象。在埃凱洛夫心中存在著對“中國式”的某種可意會而難言傳的定義。日常中的溫馨一刻，他會稱之為“中國時刻”。在給情人瑪依的信中有這么幾筆：“我剛出去從信箱里取出你的信，卻沒打開。現(xiàn)在它躺在茶杯旁，早晨的茶水剛沏上。我把信省下來，省到這小小的中國時刻里。”在1937年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詩人寫到：“我剛出去了一會兒，太陽剛升到一半，山上有灰色的長長的霧的輕紗。如果這風景更垂直，就會像一幅中國畫。” 1939年給友人的信中，埃凱洛夫說： “要是過于干凈就不好。好的是自我的生長和運動。” 埃凱洛夫甚至寫過這樣的詩句：“她在每一個眨眼間死去，所以她活著/她在每一個眨眼間飛去，所以她留著/她接受威力和反威力，所以她搖擺/她搖擺，所以她在平衡之中。”

據(jù)《中文瑞譯目錄》披露，1937年，埃凱洛夫從法文轉譯李白詩一首，題為“關于秋天”；1939年，又從法文轉譯李白詩一首，題為“少年“。然而，另有資料提示，埃凱洛夫說過，“關于秋天”一詩參考了翟理斯和克萊默·賓的英譯本，“少年”是從俞第德（朱迪特·戈蒂埃）的法文譯本轉譯。從埃凱洛夫的譯文不難看出，“少年”其實是《少年行》，“關于秋天”到底是哪首作品呢？仔細甄別才能看出是《悲清秋賦》。

埃凱洛夫譯本的字詞排列確實高度接近克萊默·賓的譯本。他讀的李白不能說是假李白，字詞說不上有多少謬誤、添加或遺漏，卻仿佛彈簧變了形，曲幽與凝練被拉成了平鋪直敘。僅以“余以鳥道計于故鄉(xiāng)兮，不知去荊吳之幾千”為例，英文為：“I am now in the foreign regions of Tsin and U; and countless are the miles of the trackless way, brushed by the wings of birds alone, lying between me and my native land.”變形并不能阻止埃凱洛夫對李白的激賞。他認為李白是中國山水畫大師，是激情的自然浪漫主義者和悲觀的夢想家，應在瑞典人中找到知音——因為瑞典人無論是國民氣質還是后來出現(xiàn)的瑞典詩人，都說得上是李白在后世的親戚。埃凱洛夫和李白“攀親”叫人莞爾，李白的情形無須多言，而自然浪漫主義和悲觀的夢想確實是瑞典人、特別是瑞典詩人的主要氣質。

埃凱洛夫還翻譯了《詩經(jīng)》中的 《漢廣》《將仲子》《綢繆》，他熱情洋溢地贊頌《詩經(jīng)》：

假如借福樓丁的定義來說，詩歌是用一種可貢獻于讀者之共鳴的語言來表達溫暖和深切的情感，換言之，它詮釋的是最人性的東西，而不是什么宇宙論、宗教和教條理論的空洞復制。于是，中國的《詩經(jīng)》可能是世上最古老的詩歌記錄。它包含有名有姓及佚名作者的作品，我們可以認為，我們和那些回蕩著民歌音色的佚名詩歌挨得特別近。

讀這些詩歌，不僅會覺得世界很小，還會覺得時間很短。穿過三千年的黑暗，它們觸碰到日常生活中的關切，和我們自己從中世紀到虔誠的18世紀的民歌傳統(tǒng)一樣。兩種情形下都有一種對照，不同的季節(jié)，窮苦勞動者單調的生活和對遠處的幸福的夢想，這些都給詩歌添加了沉郁。但還要注意到，中國的民歌有著對無盡的平原、河川和時間的反思。

埃凱洛夫翻譯中文詩文的主要資源是中國留法學者徐仲年（Sung-Nien Hsu）1933年的法文版《中國詩文選》）。這部書被看作早期留法學人介紹中國文學的著作中，門類最齊全、選本時間跨度最大、篇幅最長、篇目最多的一部，從《詩經(jīng)》一直介紹到魯迅。于是，瑞典讀者也有幸讀到埃凱洛夫翻譯的王昌齡、韋應物、王士慎、趙翼等的詩作，甚至徐志摩的詩及魯迅的小說《孔乙己》。值得一提的是，埃凱洛夫對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情有獨鐘，譯有全篇。

此外，埃凱洛夫在1948年對瑞典文版《琵琶記》發(fā)表過書評。元代戲劇家高明的《琵琶記》改編成英文的《琵琶歌》于1946年在百老匯公演。這個美國版劇本在1948年由瑞典北方出版社推出埃瑞克·布羅姆貝里的譯本。埃凱洛夫認為劇本展示的問題，在當時的瑞典也有，沒有犧牲就沒有社會，這是無法擺脫的惡。而擅長詩歌藝術的中國人既能描寫近處的殘酷，也能刻畫遠處夢一般的藍色，比契科夫早了很多年。

第二年，吳承恩《西游記》最早的瑞典文譯本面世（據(jù)亞瑟· 偉利的版本翻譯）。埃凱洛夫也寫下好評。他尤其喜歡對孫悟空成為唐僧徒弟之前自在生活的描繪，認為每一頁都讓人忍俊不禁，是自然和模仿、有意義和無意義的交織和轉換，變幻無窮，永遠不知下一個到來的會是什么。

可惜埃凱洛夫終究覺得轉譯捉襟見肘，由此對譯介中國詩文慢慢消減了興致。他其實沒必要對自己的轉譯作品自慚形穢。到了1940年代，在瑞典，除了高本漢等少數(shù)漢學家可直接通讀和譯介漢語外，其他如埃瑞克·布羅姆貝里、約翰內(nèi)斯·埃德費爾特等都是從英、法、德等文字轉譯了大量中國作品。即便是轉譯文本，也都促進了瑞典漢學的發(fā)展。有一點無法否認，埃凱洛夫是中國詩文的知音，更是將中國詩文譯介到瑞典的先行者之一。

有莊子的《道德經(jīng)》，有徐仲年的《中國詩文選》，有多種法文、英文和瑞文版的中國詩文墊底，埃凱洛夫對林語堂的把握就不是盲人摸象。埃凱洛夫一聞就嗅出和李白的親緣性，一聽便認出《詩經(jīng)》中的音色和“我們的”挨得很近。這嗅出的和認出的，也許不可名，就像道；也許可名，就像人性。“世界很小”，“時間很短”，好萊塢式的舉手投足總和多數(shù)人的日常生活脫節(jié)——恐怕這就是埃凱洛夫不很欣賞林語堂的根本原因。而用犀利目光鑒賞過中國詩文的大師埃凱洛夫若能直接閱讀中文，與中國思想和文學直接交流，他的作品又會放射出怎樣的光芒，真是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