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西方的洛可可藝術(shù)與中國藝術(shù)有著不解之緣。圖為洛可可代表畫家弗朗索瓦·布歇的中國風創(chuàng)作《中國花園》。(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故宮藏藍地開光折枝花紋軍持。“軍持”本為印度佛教徒飲水、凈手或飯后漱口使用的器皿，漢代以來隨佛教傳入中國。日后它逐漸變成一般的生活器具，多銷往東南亞地區(qū)。為了防止器物口、流的殘缺和使用的方便，這類瓷器往往進行了一些裝飾性加工，在其口、流或執(zhí)柄等處鑲嵌上鏨刻花紋的金、銀、銅制裝飾，有的則在壺的口部加裝金屬蓋子，并在蓋與執(zhí)柄之間連接金屬鏈條，防止壺蓋掉落，實用與美觀相結(jié)合，具有異域風情。

故宮藏18世紀西洋銅鍍金美人圖花插式掛表。西洋鐘表曾作為西方傳教士的禮物，敲開中國宮廷的大門。明代萬歷時期，利瑪竇就曾贈送兩座自鳴鐘給萬歷皇帝，得到贊賞連連。自此以后西洋鐘表逐漸進入宮廷，其中以英國、法國制造為主。這些鐘表利用機械學、動力學原理巧妙設計，以水法、轉(zhuǎn)花、西洋人物等機械轉(zhuǎn)動配以計時，既精美又華麗，具有典型的西方裝飾藝術(shù)風格，更具有陳設效果。乾隆皇帝尤其喜愛西洋鐘表，更要求清宮造辦處制作精美的御用時鐘。

故宮藏清雍正青花葉紋開光花卉紋雙耳帶蓋湯盆。這是為適應歐洲人飲食習慣而特制的器皿，系歐洲國家定燒之物。

故宮藏18世紀西方繪圖儀器。涵蓋天文、數(shù)學、地學、繪圖、光學、醫(yī)學、機械等多個領域的西洋儀器都曾在清代宮廷中起到實際觀測和學習之用。

近日于故宮博物院舉辦的“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展，以及于廈門鼓浪嶼開館的故宮外國文物館，不約而同讓人們將目光投向器物所撰寫的東西方文明交會史。

古老的絲綢之路打開了中國對外往來的門戶。隨著15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中外貿(mào)易與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一方面，瓷器、畫屏、織物等銷往海外的中國特產(chǎn)備受各國人們的追捧，不僅出現(xiàn)根據(jù)國外要求“來樣加工”的產(chǎn)品，還曾在歐洲刮起過“中國風”，引得當?shù)匾慌囆g(shù)家、瓷器漆器設計師熱衷起在作品中表現(xiàn)東方的異國情調(diào)。另一方面，凝結(jié)域外工藝技術(shù)、科學思想的鐘表、香料、寶石、儀器、醫(yī)藥等生活用品漂洋過海，被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其中一些融入宮廷日常生活，甚至對宮廷藝術(shù)、科技等領域產(chǎn)生影響。

海外暢銷的中國瓷器，出現(xiàn)了“來樣加工”“私人訂制”

經(jīng)由“海上絲綢之路”銷往海外的中國特產(chǎn)中，瓷器算得上最具代表性的產(chǎn)品，流通于世界各地，且輻射出深遠的影響力。比如，中國瓷器曾改變東南亞、南亞人以蕉葉、木器、陶器為飲食用器的習慣，可謂伊斯蘭地區(qū)人們眼中聚會餐食中的上乘用器，也被歐洲貴族視為顯示身份的象征，競相購買和擁有。全球多國的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家，都藏有大量中國外銷瓷器。清宮留下的物品中，也有不少當時賞賜給各國使臣及傳教士的同類禮品。借由這些器物，人們得以遙想當時海上絲綢之路通商的繁忙。

很多外銷瓷是根據(jù)國外要求“來樣加工”“私人訂制”的，綻放出東西方不同文明、不同審美觀念相互碰撞的火光。

紋章瓷就是鮮明的代表。明朝嘉靖年間起，來華不久的葡萄牙人向中國訂購瓷器時，就曾希望將代表歐洲皇室、貴族、軍隊、社團、城市等標志的徽章燒制于瓷器表面以示專用和紀念。目前發(fā)現(xiàn)最早的紋章瓷標本是一件青花瓷壺，紋飾為葡萄牙國王馬努埃爾一世的紋章。清朝康熙年間，外銷的紋章瓷達到鼎盛。委托當時赫赫有名的東印度公司，大批歐洲王公貴族、富商巨賈、公司團體紛紛到中國訂購帶有特別意味的紋章瓷。故宮“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展即展出了一只粉彩紋章瓷盤，表面的紋章是荷蘭范·斯賓與范·霍根多普兩大家族的徽章組合。據(jù)推測，瓷盤可能是1785年范·斯賓男爵與其妻薩拉·喬安娜為慶祝銅婚紀念而定制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博物館也藏有一只同樣的徽章瓷盤，器形為花瓣口，應與故宮所藏這只屬于同一套瓷器。漸漸地，紋章瓷還銷往美國，一些美國新移民沒有家族紋章，卻想到將表示某人專屬的大寫字母用金彩等彩料燒制在瓷器上。

不少因地制宜的器型也出現(xiàn)在了外銷瓷中。當時國外向中國訂制的瓷器多為歐式的日常用具，相比傳統(tǒng)中國瓷器的器型，啤酒杯、芥末瓶、鹽尊、剃須盆等都帶有異域風情。比如上海博物館藏有的一只青花果樹紋油醋瓶，燒制于清康熙年間的景德鎮(zhèn)窯，就是典型的訂燒器，整器造型新穎，直接仿當時歐洲流行的玻璃器制成。

輸入清代宮廷的科技文物，見證著中國融入世界

明清時期，種類繁多的西洋器物輸入中國，讓人們意識到海上絲綢之路給近代中國帶來的不容忽視的影響。清宮作為當時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舞臺，尤其以珍藏的大量與西學相關(guān)的科技文物見證著中國融入世界的腳步，也承載著中西科學接觸、碰撞以及交流、融合的歷程。包括天文儀器、數(shù)學儀器、地學測量儀器、繪圖儀器、光學儀器、醫(yī)學儀器、機械儀器等在內(nèi)的西方近代科技儀器，曾在清代宮廷中起到實際觀測和學習之用。當時，清宮造辦處也在西方傳教士的指導下制作了一批科技儀器，大量采用西方近代科學理論，通過對儀器精密度和科學化的提高，推動清代宮廷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

由西方傳教士進獻的望遠鏡，因其頗佳的實用效果，令多位帝王對其興致勃勃。晚清的皇帝外出游玩，少不了望遠鏡的陪伴。在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人們能看到一架歐洲18世紀出產(chǎn)的望遠鏡，單圓筒折射式，硬木質(zhì)地的鏡筒，四節(jié)可抽拉，還配有一只黃銅制的三腳架。這正是清帝觀景時常用的一只望遠鏡。故宮珍藏的望遠鏡多達百余架，樣式、質(zhì)地多樣。比如一架18世紀歐洲制造的望遠鏡是銀嵌琺瑯材質(zhì)，極盡精巧。鏡身為銀質(zhì)，筒身嵌燒藍琺瑯為底，上嵌銀圓形、橢圓形花草紋及孔雀尾羽紋，羽紋和圓形花紋中又嵌綠色琺瑯。有的望遠鏡還有與之配套使用的顯微鏡，既可配望遠鏡之目鏡，又可單獨使用。

一件銀鍍金渾天儀，由清代欽天監(jiān)官員、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制作于1669年，在故宮“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展中格外顯眼。渾天儀本是中國古已有之用來演示、預測天象的儀器———在中國古代，天象一向被認為與王朝走向密切相關(guān)。而這一件渾天儀顯然與人們熟悉的樣式有所不同。儀器上的水平圓圈為地平圈，刻有度分，與地平圈垂直相交的是子午圈，刻有四象限子午圈以內(nèi)的各環(huán)則分別為黃道帶、黃道圈、赤道、白道，皆刻有度數(shù)。地球安設在通軸的中心，上面還刻有“亞西亞”“歐羅巴”“阿美利加”“利未亞”等當時五大洲的名稱。據(jù)悉，康熙帝本人即會使用儀器實測，有時還會校正中國傳統(tǒng)天文測繪方法。

東西方藝術(shù)的交互參酌，滲透在一些全新的藝術(shù)樣式中

在17、18世紀的歐洲，當?shù)厮囆g(shù)家創(chuàng)作的中國風裝飾畫曾一度盛行。這樣的異域想象，很可能受中國瓷器鮮明的色彩、畫屏上身著華麗刺繡長袍的東方人面孔等影響。其中，華托、布歇、皮耶芒都是這股風潮中閃亮的名字。法國畫家弗朗索瓦·布歇以 《中國婚禮》 《中國捕獵》 《中國漁情》《中國舞蹈》 《中國市場》 《中國風俗》《中國花園》 等為題，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中國風掛毯，描繪的大多是迷人的東方田園生活。畫面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中國元素，如亭臺樓閣、陶瓷、油紙傘、斗笠，盡管更像戲裝的人物服裝略顯夸張，卻流露出濃郁的東方神秘色彩。

不少舶來自西方的制作工藝則漸漸在中國落地生根，重新散發(fā)活力。風靡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琺瑯彩也即瓷胎畫琺瑯，就是東西方藝術(shù)交互參酌的結(jié)晶。畫琺瑯工藝最早由西方傳入，康熙帝的倚重，促使宮廷造辦處在中外匠師的共同努力下熟練掌握金屬胎畫琺瑯燒制技術(shù)，并嘗試著將這種技法移植到瓷胎上。最終研制成功的“琺瑯彩”，幾乎成為清代皇室自用瓷器中最具特色也最為精美的一類彩瓷器。從康熙一朝的色濃莊重，到雍正一朝的清淡素雅，再到乾隆一朝的精密繁復，琺瑯這一洋味十足的彩料在瓷器上得到淋漓盡致的發(fā)揮，集中西風韻于一身，畫盡皇家身份的榮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