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和研究日本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及其作品，是最近這十多年間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大江先生于我來說，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系，而大江文學于我來說，更像是大百科全書一般的存在。這位日本文學的大文豪，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學有著深厚的感情和淵源。我曾與大江先生約定，中國翻譯并出版的“大江健三郎小說全集”（全三十六卷）由我編排目次并交由大江先生最終認可，目前估計年內便可出版其第一輯。從其中收錄的大江先生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小說作品中，讀者便可以清晰看出貫穿于其間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之一——魯迅精神的痕跡，亦可以看出作家大江在這將近六十年間的所思所想、在絕望中不斷尋找著希望的掙扎。

吮吸著魯迅文學的乳汁成長

2006年7月下旬，我和所長陳眾議教授曾專程前往東京，與大江先生商量其9月訪華時的日程安排。在首都機場候機期間，我對眾議兄說，這次去東京，我?guī)Я巳齻€猜想需要向大江先生求證，其中之一，就是大江先生兒時或少年時代應該讀過魯迅先生的作品，因為從他的初期作品群開始，隨處可見來自于魯迅的影響。

在大江宅邸提起這個猜想時，大江先生似乎非常吃驚，表示自己從不曾認真想過這個問題，現(xiàn)在仔細回憶起來，情況還真就是這樣，自己的確是從少兒時期、大致是從十來歲開始閱讀魯迅作品的。雖然已不記得是父親的還是誰的藏書，也不記得那是佐藤春夫的還是井上紅梅的譯本了，但記得都是些短篇小說，自己尤其喜歡《社戲》，故事中充滿童趣，因而自己特別喜歡。讓自己最痛苦的小說莫過于《藥》了。他回憶說，叔叔當年在中國東北做些小生意，回日本時就來探望我母親和我們孩子，在家里做了東北大饅頭當晚餐。吃完晚飯，叔叔問起自己最近在讀什么書，聽說讀了魯迅的《藥》，叔叔便惡作劇地說道：你知道什么是饅頭嗎？今天晚上你吃的就是饅頭，就是《藥》里那種沾血的饅頭。自己一聽就吐了起來，拼命地嘔吐，心臟感到劇烈絞痛，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那種生理性絞痛，好像自己吃了那血饅頭一般。直至半個多世紀后，大江先生還極為清晰地記得這段往事，邊說邊用雙手作出用力擰毛巾的模樣，表示心臟的劇烈絞痛。

當然，這并不是少年大江第一次知道魯迅其名其小說。據(jù)大江先生之后回憶，他與魯迅文學的邂逅是在1944年11月。大江先生說，那是父親在世的最后一天，自己陪坐在父親身邊和父親聊天，便聽父親說起中國有個叫作魯迅的大作家非常了不起。自己由此知道，父母曾于整整十年前的1934年經由上海去了北京，住在東安市場附近，小旅店老板娘的丈夫與父親閑聊時得知眼前這個日本人喜歡閱讀魯迅作品，還曾讀過《孔乙己》，便將作品里“‘茴’字的四種寫法”教給了父親。就在這父親在世的最后一天，大江先生聽父親介紹了魯迅這位“中國大作家”和小說《孔乙己》，父親還隨手用火鉤在火盆的余燼上一一寫下四個不同的“茴”字，使得童年的大江激動不已，“覺得魯迅這個大作家了不起，《孔乙己》這部小說了不起，知道這一切以及‘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的父親也很了不起，遺憾的是自己現(xiàn)在只記得其中三種寫法，卻無論如何也記不得那第四種寫法了。”

父親的去世給家里的經濟帶來極大困難，但恰逢日本頒布并實施了《教育基本法》，令窮人的孩子也能讀書了，童年的大江還得到了母親的賀禮——《魯迅選集》日譯本。魯迅連同著童年回憶和對父親的追憶，一同深深鐫刻在大江先生的記憶里，為其后進一步閱讀和理解魯迅文學創(chuàng)造了條件，更為其后承繼“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硬骨頭精神打下了堅實基礎。2009年1月19日，大江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演時，進一步講述了在魯迅文學的影響下寫出自己第一篇小說《奇妙的工作》時的情景：

作為一名二十三歲的東京大學的學生，我已經開始寫小說了。我在東京大學的報紙上發(fā)表了一篇短篇小說，叫作《奇妙的工作》。在這篇小說里，我把自己描寫成一個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輕人——從外地來到東京，學習法語，將來卻沒有一點希望能找到一個固定的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親教我的小說家魯迅的短篇小說，所以，在魯迅作品的直接影響下，我虛構了這個青年的內心世界。

我回到了四國的森林里，把登有這篇小說的報紙拿給母親看。我相信母親一定會為此感到高興的。然而，母親卻是萬分失望：“你說要去東京上大學的時候，我讓你好好讀讀魯迅老師《故鄉(xiāng)》里的最后那段話，你還把它抄在筆記本上了。我隱約覺得你要走文學的道路，再也不會回到這座森林里來了。但我還是希望你能成為像魯迅老師那樣的小說家，能寫出像《故鄉(xiāng)》的結尾那樣美麗的文章來。你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連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沒有？”

就這樣，“在魯迅作品的直接影響下”，大江健三郎這位學生作家走上了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誠如大江本人于2000年9月29日在北京所言：“很小的時候，我就從母親那里接受了中國文學的影響。可以說，我的血管里流淌著中國文學的血液，我的身上有著中國文學的遺傳基因。沒有魯迅、郁達夫等中國作家及其文學作品，就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魯迅先生，請救救我！”

魯迅及其文學幾乎是大江先生每一次與我們見面時都必會談及的話題，在大江先生于2009年1月中旬訪華交流期間，有關魯迅的活動照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或者說，此訪幾乎都是圍繞魯迅及其文學而安排的。

2009年1月16日下午，我們在首都機場將大江先生接上汽車后，先生剛在后排落座，就用急切的口吻述說起來：在接到中方邀請訪華的函件之前就已經在與夫人商量，由于目前已陷入抑郁乃至悲傷的狀態(tài)，無法將當前正在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水死》續(xù)寫下去，想要到北京去找許金龍先生和陳眾議先生，找莫言先生和鐵凝先生等老朋友們相聚，自己的心情或許會好起來；到北京后還要去魯迅博物館汲取力量，這樣才能振作起來，繼續(xù)把《水死》寫下去……

當大江先生發(fā)現(xiàn)眾議和我為這種意外變化而吃驚的表情后，便放慢語速仔細告訴我們，之所以無法繼續(xù)寫作《水死》，是遇到了幾個讓自己陷入悲傷、自責和抑郁的意外情況。其中，市民和平運動組織九條會發(fā)起人之一、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加藤周一先生于2008年12月7日去世——這個噩耗帶來的打擊太大了！這既是日本和平運動的巨大損失，也是日本文壇的巨大損失，同時還使得自己失去了一位可以傾心信賴和倚重的師友。比較直接的，是寫作《水死》所需要參考的重要文獻意外缺失，因而《水死》幾乎已經無法再寫下去了。在這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之下，自己想到了魯迅，想到要來北京向魯迅先生尋求力量……

帶著這些悲傷、自責和抑郁訪華后發(fā)表的、題為《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的專欄文章里，大江先生是這樣表達自己心境的：

在隨后訪問的魯迅舊居所在的博物館內，我在瞻仰整理和保存都很妥善的魯迅藏書和一部分手稿時，緊接著前面那句的下一節(jié)文章便浮現(xiàn)而出——“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飄渺的青春”。我仿佛往來于自己從青春至老年這不同時期對魯迅體驗的各種切實的感受之間。而且，我還在思考有關今后并不很遠的終點，我將會挨近這兩個“虛妄”中的哪一方生活下去呢？

其實，早在到達北京的翌日凌晨，大江先生很早就睜開了睡眼，站在國際飯店臨街的窗前看著樓下的長安街。橙黃色街燈照耀下的長安街空空蕩蕩，遙遠而黑暗的天際卻染上些微棕黃，然后便是粉色的紅暈，再后來，只見太陽的頂部躍然而出，將天際的棕黃和粉色一概染為紅艷艷的深紅。怔怔地面對著華北大平原剛剛探出頂部的這輪朝陽，大江先生神思恍惚地突然出聲說道：“魯迅先生，請救救我！”當回過神來意識到自己的話語及其語義時，大江先生不禁打了個寒噤，渾身皮膚起了一層雞皮疙瘩。當天傍晚，他在對莫言和鐵凝這兩位老朋友說起此事時表示：“……在眺望太陽這一過程中，我情不自禁地祈禱著：魯迅先生，請救救我！至于能否得到魯迅先生的救助，我還不知道。”

懷著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情，大江先生來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位于阜成門內的魯迅博物館。走進博物館大門后，隨行攝影師安排一行人在魯迅先生大理石坐像前合影留念，及至大家橫排成列后，原本應在坐像正面中間位置的大江先生卻不見了蹤影，大家轉身尋找時，卻發(fā)現(xiàn)這位老作家正埋頭蹲在坐像右側底部淚流滿面……其后在孫郁館長、陳眾議所長等人陪同下參觀魯迅先生的書簡手稿時，大江先生戴上手套接過從塑料封套里取出的第一份手稿默默地低頭觀看，很快便將手稿仔細放回封套內，卻不肯接過孫郁館長遞來的第二份手稿，獨自默默低垂著腦袋快步走出了手稿庫。

當天深夜1點30分，住在大江先生隔壁的我的房門下塞入一封信函，用“北京國際飯店”的信紙擬就的內文里有這樣一段文字：“……我要為自己在魯迅博物館里顯現(xiàn)出的‘怪異’行為而道歉。在觀看魯迅信函之時（雖然得到手套，雙手盡管戴上了手套），我也只是捧著信紙的兩側，并沒有觸碰其他地方。我認為自己沒有那個資格。在觀看信函時，淚水滲了出來，我擔心滴落在為我從塑料封套里取出的信紙上，便只看了為我從盒子里取出的那兩頁，沒有再看其他信函。請代我向孫郁先生表示歉意。”在后來向我講述當時的情景時，大江先生表示淚水完全模糊了雙眼，根本無法看清信紙上的文字，既擔心抬頭后會被發(fā)現(xiàn)流淚而引發(fā)大家為其擔憂，又擔心在低頭狀態(tài)下那淚水若滴落在信紙上將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如果繼續(xù)看下去，自己一定會痛哭流涕，只好狠下心來辜負孫郁先生的美意……在回飯店的汽車上，大江先生嘶啞著嗓音告訴我：許先生，請你放心，剛才我在魯迅博物館里已經對魯迅先生作了保證，保證自己不再沉淪下去，我要振作起來，把《水死》繼續(xù)寫下去。而且，我也確實從魯迅先生那里汲取了力量，回國后確實能夠把《水死》寫下去了。

時隔整整十一個月后的2009年12月17日，長篇小說《水死》由日本講談社出版。翌年（2010年）2月5日，講談社印制同名小說《水死》第三版。該小說的開放式結局，在為讀者留下想象空間的同時，也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希望。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所譯大江健三郎作品《別了，我的書》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優(yōu)秀文學翻譯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