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是枝裕和的電影原著小說《步履不停》中文版出版。書中由橫山良多與妻兒在大哥純平的祭日，一同返回位于湘南海邊的老家開始寫起，以一天所經(jīng)歷的家庭生活為主要敘述脈絡，寫沁涼的麥茶、西瓜、母親拿手的炸玉米天婦羅、買壽司和鰻魚飯，在尋常的吃飯與閑談中，一家人心里對于彼此的芥蒂、對于已逝的人的傷懷像潛流一樣涌動著。書中也不拘泥于一條敘事脈絡，間或穿插著七年前與七年后發(fā)生的故事與作者的感悟。

是枝裕和在《知日》雜志上說過：“《步履不停》是迄今為止我拍過的電影中個人成分最重的一部。完全拋開了時代民族的因素，大概是母親的去世讓我太悲傷了，需要通過這樣的形式悼念她，否則人生無法繼續(xù)，不是所有作品都要這樣，但我的電影生涯中還是需要這樣的作品。”

電影《步履不停》于2008年6月公映，在公映前的一個月，《步履不停》小說出版。

6月中旬，澎湃新聞對評論家止庵就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及其電影創(chuàng)作進行了采訪。

《步履不停》電影

“基于同一題材的不同形式的創(chuàng)作”

“《步履不停》電影不是小說的衍生物，小說也不是電影的副產(chǎn)品，二者是基于同一題材的不同形式的創(chuàng)作，是兩個不同的產(chǎn)品。”止庵說。

“電影是客觀鏡頭，用攝影師的視點來如實紀錄畫面，電影也是即刻的狀態(tài)；小說則是以良多的視角來看，是第一人稱主體追敘，有的內(nèi)容是當下的他帶著七年以后的感悟在敘述，有的內(nèi)容則直接是七年以后的他的表達。”止庵說。

電影《步履不停》講的是良多回家這一天中發(fā)生的故事，沒有閃回，只是按照時間平白講述，只有在影片最末尾的部分伴隨著父母漸漸離開的背影，談到：“三年后，爸爸走了，我沒和他一起去看過足球賽。媽媽和爸爸一直斗嘴直到他去世，但沒多久，她也跟著走了，我從沒開車載過她。”

小說《步履不停》則時不時會有敘述主體的感悟，是枝裕和在開頭則將時間拉遠，寫下：

那是距今七年前的事了。當時的我剛滿四十歲，雖然已經(jīng)稱不上年輕，但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場馬拉松，也還沒抵達折返點。至少，當時的我是這么想的。

…………

當時父母都已超過七十歲了，但那時他們都還健在。我當然知道，他們遲早有一天會走，但那也只是“遲早”，我還無法具體地想象失去父母到底是怎樣的狀況。而關于我接下來要講的那一天，其實也沒有發(fā)生什么決定性的事件，我只是隱隱約約地感覺到，許多事情已經(jīng)在水面下悄悄醞釀。但即便如此，我卻故意裝作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我真的搞清楚的時候，我的人生已經(jīng)往后翻了好幾頁，再也無法回頭挽救什么。因為，那時，我已經(jīng)失去了我的父母。

是枝裕和在文字中夾敘夾議地講述，失去至親的痛苦也時不時涌現(xiàn)出來。“書中，他不僅在想，他還在感受。”止庵說。

止庵始終認為，《步履不停》的小說的情感深度要比電影更深。

“電影里面有一個情節(jié)因素，就是一家人去掃墓時遇到一只蝴蝶，母親就說起蝴蝶可能是大哥變的，當天晚上家里飛進來一只蝴蝶，一家人圍著蝴蝶有一些反應，然后捉住蝴蝶放走。”止庵說。這一段小說里是這樣寫的：“只是當我要想要捏住它的時候，它像是要抵抗我似的，用它細細的腳緊緊抓著鑲框邊緣不放，那力道比我想象的還大。”

“像這種細微的感覺，電影里面就沒有辦法表現(xiàn)。是枝裕和跟我講過，他當時想表現(xiàn)這個，但因為那蝴蝶是從別的地方捉住放在冰箱里的，放出來的時候很疲憊，根本沒有力氣，所以演不出這種感覺。所以這種感受性的內(nèi)容就是小說特有的。”止庵說。

“心理層面的東西要通過演員的表演讓我們來領會，但是小說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寫出來，電影相對小說來講更多地要借助于觀眾的理解，它實際上是人物表演和鏡頭的運用、拍攝剪輯這些東西，最終交出來的是一個形象化的東西，這個形象化的東西需要觀眾去體悟。”止庵說。

是枝裕和與小津安二郎：中年與接近人生終點

是枝裕和常被說成是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

“是枝裕和的電影與當今日本生活是同步或者同質(zhì)的關系，我覺得他和小津安二郎差別很大。小津的電影演的不是小津那個時代的真實生活，而是五六十年代初已經(jīng)消亡的生活，小津以其電影表現(xiàn)著對日本戰(zhàn)后現(xiàn)實的一種抵御。但是枝裕和拍的電影就是真實生活，拋開日本特有的在中國不成立的情節(jié)，這一切都和我們現(xiàn)在中國人的生存狀態(tài)很接近。”止庵說。

“對于是枝裕和我們需要到一定的年齡才可以理解，我曾在一個文章中談到小津在我們?nèi)松咏K點的地方等著我們，等著我們走向他。一九八幾年的一次日本電影回顧展演兩部電影，一部是《早春》，一部是《秋刀魚的味道》，有一個特別有名的演員，打了一個特大聲的呵欠，引得全場人在笑。當時有很多人覺得這電影很可笑，但等你到一定年齡，你發(fā)現(xiàn)他在那兒很安穩(wěn)地等著你。”止庵說，“是枝裕和與小津相比，沒有到達人生終點的位置，差不多是在寫我們中年以后的況味。”

此外，止庵也認為，在描寫代際關系中，是枝裕和與小津也有一些區(qū)別。

“小津?qū)懙纳弦淮c下一代之間的關系中，常塑造出一種沒有任何沙礫感的、沒有渣滓的理想關系。但在是枝裕和的電影中，人和人關系總讓你覺得不那么舒服。以《步履不停》為例，父親跟家人之間格格不入，母親這個人則有很復雜的兩面性，主人公自己的遭遇與和他的新婚妻子的關系都不是那么理想。”止庵說。

“是枝裕和講的是真實的非戲劇性的現(xiàn)實，他就是講那些讓你覺得不太舒服的、談不上美好的普通人的生活。他寫在一切逝去以后你再回味的那種美好，比如小說里面，哥哥救人死的那天，臨走的時候還把鞋擺好。所以在后來大家懷念他的時候就在想：‘你干嘛連一雙鞋都擺得整整齊齊，你這個人真是太完美了’。”

“血緣關系就是你生命的根，你永遠無法抹殺的，我當年也是一畢業(yè)就離開家了，我的生活比是枝裕和還差，可是將來我回頭看的時候，全都是好的記憶。”止庵說。

是枝裕和與止庵的合影

所有的改變都是錯誤的

“雖然夾著雜質(zhì)而且很粗礪，但是這是你可以回望的唯一的人生。”止庵說。

“日本向來有接受‘無常’的傳統(tǒng)。日本人世代生活的地方，非常不讓人滿意，又是臺風，又是地震，又是火山爆發(fā)，冬天奇冷，夏天奇熱，但是這是他們可以生存的唯一的地方。日本人對于恒和變都有特殊的感受，而我們太喜歡改天換地了，太喜歡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了，實際上很多事情沒辦法解決。”

“到了我這個年紀，我發(fā)現(xiàn)人生所有的改變?nèi)清e的改變。我們太喜歡改變了，成天在這兒改，我回頭看我的過去的人生，有些事情不做，可能會比做好的多。”止庵說。

他談到《步履不停》中，就有很多完全無法改變的事情，比如良多作為次子，在家里始終邊緣的角色，即便哥哥已經(jīng)死去，但是哥哥依舊是家里絕對的核心。父母對于哥哥的深切的難以離舍的思念，讓良多始終處于被忽視的位置，所以他和家的關系就很淡漠，直到父母死之后，他才明白情感的喪失是什么意思。

“《步履不停》電影是一個關于喪失親人的故事。他父母喪失了他哥哥，又因為對他哥哥過度惦念，喪失了女兒和二兒子，整個這一家人是一個雙重喪失的故事，所以這個故事都是感情上的無奈和小修小補。”

“所以是枝裕和沒有結(jié)論。小津尚且有一個‘垂直向下的血緣關系是我們的生活最重要的東西，這東西很美好，它必然消逝’這樣一個結(jié)論。而這個在是枝裕和這里也是完全不存在的。我們能做的就是接受，并且在之后回味，因為這是我們唯一的人生。”

這樣的一種人生態(tài)度在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中也有傳達，他寫：“我的一生都將淺嘗輒止。跟隨大小事件隨波逐流，為這些事件所裹脅。這是無可避免的。從一開始我就知道結(jié)局，我選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也就是未來的必經(jīng)之路。我循路而前，滿懷喜悅，也許是滿懷痛苦。”

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的開篇也不無遺憾地寫：“從那之后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漫長的歲月。‘當初若是這么做的話’，或是‘如果換成現(xiàn)在的我就能做得更……’之類的感傷，至今仍會不時地襲上我心頭，感傷伴隨著時間沉淀、混濁，最終甚至遮蔽了時間的流動。在這段不斷失去的日子中，如果說我還得到過一點什么，應該就是：人生總是有那么一點來不及——這么一種近似于認命的教訓吧。”

中國導演最大的問題在于對現(xiàn)實生活興趣不大

止庵談到：“日本導演從小津安二郎、成瀨巳喜男這一輩下來到是枝裕和等，對于家庭生活一直保持濃厚的興趣。中國導演最大的問題就在與對日常生活興趣不大，中國人對自己的生活缺乏藝術(shù)領悟，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從第五代導演以來，張藝謀、陳凱歌以降的，這些導演對于自己的生活該怎么過在電影里沒有一點描述，試看誰的電影里有他自己的，不是說環(huán)境里邊人的生活，而是我自己的生活的描述。日本有個文學叫‘私小說’，日本人始終是我自己的生活，比如太宰治、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常常寫自己的生活。”止庵說。

“我們總覺得日本很奇怪，專門寫不是事兒的事兒。日本從20世紀以來有多少事情發(fā)生，很少有人在文學里面寫，日本真正的好的文學，將來能傳世的文學，都是這種寫自己生活的文學。”止庵說。

“包括《步履不停》，這個電影里你看不出時代背景的，電影里除了有一個汽車可以看出時代的特色之外，根本就沒有時代特色。是枝裕和會覺得日本歷史上發(fā)生的那些大事都是幾十年前的事，跟我沒有什么關系。而中國電影總是放太多歷史感，然后現(xiàn)在也不是很好表達，而且你沒講清楚，你也不太清楚。所以對日本來講，其實它就是一代一代這么生活，對日本來講曾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都是過眼云煙的東西，對我們來講可能就成了身上的包袱。”止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