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劇《西游記》合照（前排左1為王耀慶，左3為林奕華）

在《朗讀者》節(jié)目中

“旅人行至山谷，入夜后聽到周圍有竊竊私語聲，定神才發(fā)現(xiàn)是小草們在討論明早會被分配開出什么顏色的花。原來是大自然的一種規(guī)則，每天凌晨會由風帶來消息一一知會每株小草開成什么樣子。

又過了幾個時辰，風來了。‘你開紅色，你開粉色，你是黃色，哇，你是藍色耶……’

唯獨到了一株小草面前，風格外溫柔，‘就是你，你最幸運，明天早上你可以自己決定，開出什么顏色。’其它小草都羨慕不已。

旅人默聽到一切，昏昏沉沉又睡去。

清早，天光拂曉，旅人睜開眼睛看到滿山谷五顏六色的花草隨風搖曳。

他格外留意去看那朵可以自己決定顏色的小草，掩在花叢里，它沒有開放，已然枯萎。”

這是作家鹿橋的文集《人子》中的一篇散文故事《幽谷》的大意，亦是演員王耀慶參與央視《朗讀者》節(jié)目原本想要朗讀的一篇文章——他想讀給自己的兒子們，分享自己對“選擇”這件事的認知。

后來，因為節(jié)目策劃變動，他改為朗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結尾處老虎頭也不回走向叢林的段落，談及了自己對“告別”的體悟，也好。好像一種奇妙、吊詭的寓言，換一條軌道，他依舊好好地表達了自己。只是接下來再有其它的朗讀節(jié)目邀請，他都審慎地婉言謝絕了。

《見字如面》和《朗讀者》讓大家見到了“演員”身份之外的他，廣受贊譽。但是他想說：“我真的也不是搞這個的。”他不想跟風，“我為什么要去‘滿足’現(xiàn)狀呢？”他反問道。

1.有“刺”·恩賜

王耀慶身上有溫潤和豁達的一面，但他反骨起來，也是叫身邊人不敢輕易“接招”的。所以后來他每每不經(jīng)意甚至不自覺地在言談間豎起一道堅固的精神城墻時，我都會想起作家阿城的書里曾寫過的話：做人啊，切勿八面玲瓏，六面玲瓏就好了，另外兩面是刺。王耀慶身上有那些“刺”。

之所以選擇不再繼續(xù)沿著“朗讀”的路子走下去，也不是要跟潮流對仗，而是他一早就懂得：人，刻意重復自己，意義和價值就會變得越來越稀薄。他渴望并且近乎嚴苛地要求自己必須不斷成長、改變，維持現(xiàn)狀固然安全，但這違背了一個創(chuàng)作者的存在本質，甚而對觀眾而言也是不負責任的。

王耀慶2009年跟隨戲劇導演林奕華的巡演來到大陸，2011年做出了暫時退出舞臺進軍影視的決定。如今距離初到大陸，已經(jīng)9年過去，他在今年做出了一個決定：2017年底，他會回到臺北，完成兩個舞臺作品——一個是參演老搭檔林奕華的舞臺劇新作《聊齋》；另一個是和新伙伴——古典音樂樂評人焦元溥“玩”一個新挑戰(zhàn)，和交響樂團合作演出格里格交響組曲《培爾·金特》，王耀慶扮演易卜生筆下的浪子培爾·金特，舞臺表演和古典音樂跨界合作，這種陌生和未知正是他期待的。

平日里，王耀慶是那種言語并不密集的人，要么紳士地坐在一邊切開雪茄，端聽大家講話，偶爾放一支幽默的“冷槍”；要么沉浸在自己的游戲世界里沉默消遣，唯有說起創(chuàng)作時，會投入談話中，態(tài)度熱烈或嚴肅。在自己主導的視頻節(jié)目《職人訪談錄》的錄制中，他做主持人和記者，每一期采訪一位“職人”，在他們身上探尋一個人對自己職業(yè)的熱忱和堅守。王耀慶畢業(yè)于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院影像傳播系，在這個訪談節(jié)目中，可以捕捉到他作為一個旁觀者、記錄者和提問者的敏銳和通透。

在第4期采訪北京人藝功勛級演員李士龍之后，王耀慶在視頻末尾說了一段肺腑之感：“在大家可以看到的鏡頭之外，你們不知道的是，士龍老師曾經(jīng)在這個劇院里6年沒有戲演，他也有在表演中不知所措的時候……但就是靠著堅持、熱情、熱愛，他才可以走到這一天……一個人，如果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不光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也會意外地得到生命中很多的恩賜。”

他說到最后，幾乎有點哽咽。

對他而言，這“恩賜”在初出道時，便已經(jīng)得到。他是從20年前的臺灣影視劇制作體系里結結實實走過一遭的人。1995年他出演電視劇《水晶花》正式出道，3年后退伍，因為再度出演了“花系列”作品的另外一部《太陽花》而在臺灣受到廣泛的關注。“花系列”是臺灣人記憶中的經(jīng)典周播劇，隨播隨拍。一部60集的《太陽花》一拍就是一年，正常工作量是每天開工16至22個小時，合作的演員包括張庭、李天柱、王淑娟。王淑娟在劇中演他的媽媽，她對王耀慶的職業(yè)生涯有著他人難以取代的重要性。后來這一聲“媽媽”，他一叫就是20年，一直到今時今日，敬重之情充溢在其中。

那時候《太陽花》的播出時間是每周日晚上9點半，“一到這個時間，街上人都變少了，每家每戶幾乎都在看，就是這么夸張。”王耀慶在劇中飾演從小患有躁郁癥的小弟汪子敏，后來小弟“離世”，他的工作本來也要完成了，卻因為飾演大哥的演員臨時有其它安排，他又被召喚回來，換個造型繼續(xù)飾演了同一部劇里的第二個角色。小弟境遇讓人心疼，那陣子收工后在街上，王耀慶都會招致陌生路人疼惜的目光；大哥則正相反，性格毒辣。王耀慶工作間隙去街邊買西瓜汁，店老板甚至會“白眼”他，不情不愿地一邊榨汁一邊嘴里還念念叨叨：“你這樣做人不好喔，不好……”讓他哭笑不得。此間，也足可見他表演的功力。

本來如果就這么跟隨“慣性”一路拍下去，也沒什么大問題。但幾年之后，王耀慶就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問題，“一開始我們很確定想拍喜劇，正能量的。然后演著演著，電視臺主管就會告訴你說，現(xiàn)在這個方向收視率會受影響，于是乎前面拍的明明是‘家和萬事興’，后面突然就改成針鋒相對。我說為什么？之前角色的設定都怎么了？不算數(shù)了嗎？這是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嗎？這事怎么想也不合理……”

也就是這個時期前后，他結識了香港戲劇導演林奕華，開始登臺演舞臺劇，對自己潛能的高要求和對創(chuàng)作能力的不斷挖掘，那個時候已經(jīng)開始顯現(xiàn)。

2.“任性”·盡興

王耀慶和林奕華的第一遭合作，是林的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系列的第一部《水滸傳》。林奕華找了9個男演員，分別來自各個表演門類：有專職的舞臺劇演員，有一直活躍在大銀幕上的演員，還有京劇行的。王耀慶回想那個時候的自己，“我沒有門派，我就是演電視劇的，而且是‘花系列’，這3個字在臺灣觀眾的理解里就是：狗血言情劇。”可是他覺得9個人來自不同領域，各自帶著過往的表演經(jīng)驗，一道在舞臺上過招，是“很有意思的”，好像游戲，也好像門派之間的相遇，“那個人使的是南拳，這個人是北腿。”他心里也有點初登舞臺的好勝心，想讓觀眾看看，到底哪個門派更會演戲。

王耀慶從小到大最愛吃的食物是餃子，但是他家跟別人家有點不一樣，吃餃子蘸醬油不蘸醋。一直以來就這件事他沒少遇到過旁人的不解。“你覺得我吃餃子蘸醬油不可思議，因為你從小蘸醋，覺得蘸醋是唯一正確的，那請你嘗試去理解。我從有意識開始，我們家吃餃子就蘸醬油。”無論是醬油還是醋，餃子終歸是餃子。人怎么看待他人的所為，事關個人的包容度和格局。有時候難以彼此理解，也就是沖突和碰撞開始了。這樣的對撞，是王耀慶完完全全愿意去面對和接受的事情。

他在《水滸傳》的舞臺上為了可以呈現(xiàn)出一種自虐的痛苦感，選擇過最直接的自己掌摑自己的表演方式，第一場打了兩下，下來覺得程度不夠，第二天就試著打三下，一點點去找在那一刻最準確的節(jié)奏和強度，后來又覺得只打一面臉不夠，就兩面都打，打到下了臺臉都腫起來，終于是“有了”。

舞臺上的王耀慶很“任性”。

他早先主演的林奕華的幾出戲，戲中都會有一個段落可以讓演員自由發(fā)揮。《水滸傳》中場休息回來的開場，他和對手演員上臺，于舞臺中心站定，抱拳致意。他穿黑色高領衣，對手演員穿白色，一人執(zhí)一把刀，“啊呀呀”拉開架勢……大家以為他們要比武了吧，誰料倆人忽然頓住，拿起刀磨起了指甲。重新起勢，再來，又停下……王耀慶開始“抖包袱”，他指著臺下說：“云門舞集的林懷民老師今天又～來～了～！”喜形于色。這時兩個人變本來硬邦邦的舞刀為“云門”風格的舞蹈，一招一式悠悠然，翩翩起舞。全場觀眾于是哄然大笑。“林懷民老師又來了”是每天的固定臺詞，在此之外，王耀慶還覺得“玩”得不盡興，每天都要“現(xiàn)掛”來看戲的朋友。

有一天，同組演員之一張瀚的弟弟來看戲，“你知道他弟弟叫什么嗎？張震。”王耀慶無縫開啟單口相聲模式。然后那天開演前，張瀚專門跑到化裝間給王耀慶留下4個字：“手下留情。”

時隔近十年光景，這些臺詞、場景和細節(jié)，王耀慶都記得清清楚楚，講起來也抖擻的樣子。

如果說，真的有各種“兵器”存在于演員的身體里，他相信一場好的表演其實不是演員掏出兵器對著彼此，“這場戲我把你搞死，然后下一場你再搞死我。不是這樣。”而是所有“兵器”沖向觀眾。

他是那種臨場反應極快的人，機敏、利索，要么不出招，要么一定做到徹底，火花四濺。前陣子為電影宣傳參加了一個綜藝節(jié)目，有熟知他“技能”的粉絲知道后在網(wǎng)上評論說：“這是放虎歸山的節(jié)奏嗎？”的確，近年來很少看到他出現(xiàn)在綜藝節(jié)目中，“那樣會帶來更多快樂嗎？并不見得吧。”他自問自答。

那么，你要的快樂是什么？我問他。

3.樂趣·失去

“那么，你要的快樂是什么？”我又重復了一遍這個問題。他歪歪頭沉思了半晌，不接我的茬兒，扭頭問侍者又要了一杯黑咖啡，然后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笑了。我知道，這是他要開始講故事的一個信號。

和林奕華合作的第二出戲，叫《西游記》，師徒四人化身當代社會里的4個男人，唐先生、孫先生、朱先生跟沙先生。他是孫先生。戲里有一段，4個人要分別講一個笑話。王耀慶好端端地就是不按照臺詞演。演多少天，就變換多少個笑話。“對，觀眾不會每天都來，怎么會知道我昨天講的是什么笑話？但我不管，這是我給自己的挑戰(zhàn)。”某一天演到這里，他說：“前幾天，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羅蒂因為胰臟癌去世了，我現(xiàn)在懇請大家跟我一起花10秒鐘的時間默哀一下，表示我們對他的尊重……這個時候你就感覺到整個劇院的空氣跟觀眾，明顯地就冷卻了，然后全場，包括臺上的演員，都不知道我要干嘛。”接下來他吐一口氣，繼續(xù)，“既然到了這里，就給大家科普一個小常識。大家知不知道胰臟癌最早是由誰發(fā)現(xiàn)的？知道嗎？大家知道嗎？胰臟癌最早是由姨媽發(fā)現(xiàn)的，因為她和姨丈感情深，所以如果胰臟（姨丈）有癌的話，一定是姨媽先發(fā)現(xiàn)的……”本來不到1分鐘就可以完結的戲碼，王耀慶在這里拖了快5分鐘，等著接戲的演員站在一邊“快崩潰了”，“因為他們不知道我要干嘛，也不知道我什么時候結束，也不能把我趕走。”

大概王耀慶在這樣的場子里面是并不會感覺到危險的。那個當下他也會想，完蛋了，氣氛完全冷掉了，如果救不回來怎么辦？心里卻還是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即興的快感”。這種愉悅，影視劇創(chuàng)作里永遠不會有。“它的魅力就在于，當你把自己完全投身出去之后，所有人跟著你一起呼吸。當你笑的時候觀眾會笑，當你冷靜下來憤怒的時候，觀眾就屏著呼吸，那個氣場會在整個空間里面流動，是最動人的一刻。”他不期待掌聲，他期待在舞臺上的每一個當下，1000多個觀眾是不是一起在呼吸。“情緒永遠是演員最需要關注的一件事情。我能不能夠讓你感受到我的情緒？我能不能在這個作品里面讓你感受到我所要呈現(xiàn)的意思？有沒有達到目標？一定會有誤差的，但是你必須盡可能去做。”

演了5年舞臺劇，到后來他已經(jīng)不太在乎“非得要往外給”這件事了。“大家都會覺得，站在舞臺上，你的胸腔線大概要朝著某一個方向挺，你才能往那里去投射……”在一場又一場的表演實踐中，他逐漸明白一件事，“你越想往外給，觀眾的身體越會往后仰；你收一點，冷靜一點，往里面引，觀眾反而會探過身子來想知道現(xiàn)在發(fā)生了什么事情。”王耀慶一邊說，身體一邊前前后后有節(jié)奏地進退，好像一場清晨的潮汐。“一旦交出去的東西它就不屬于你了，它是屬于所有臺下的觀眾。”

其實，和林奕華的再度合作，本來有可能在兩年前達成的——那是《紅樓夢》，林奕華向王耀慶發(fā)出邀約。他知道這是王耀慶多么中意的一出戲。臨到劇組拍攝海報的當天下午，兩個人還在工作室討論，演或不演，王耀慶躊躇不定。到了下午5點鐘，林奕華跟他說晚上7點半拍海報，會一直拍到9點半，如果你出現(xiàn)了，就表示你愿意一起來參與，反之，我們可能就要下次再合作了。王耀慶跟他話別后，開車回家，把車停在家門口沒有下車，也沒有熄火，就在車上一直從7點半坐到9點半，時間到了，下車，上樓，回家。

你在想什么？“我不曉得，我也在想，什么可能性都會有。但那時候，我就在感受這一刻，感受這種感覺。”

什么感覺？

“失去的感覺。‘失去’那一霎的感覺。”他不愿意多談這一場失去帶給他的痛苦，甚至意義也不要總結。是自己選擇的，就自己承受。萬事有時，即使推開后會有遺憾，至少那兩個小時的時間里，所有細微如發(fā)的感受，都體驗過了，梳理過了，是為一種自我觀察。

4.責任·選擇

此前，于王耀慶而言更難釋懷的一場失去，是爺爺離開。幾年前的冬天，爺爺是一個人走的。

那天全家人剛剛去醫(yī)院探視過他，要說的話也都說了，一切看起來都很平靜。眾人一道離開醫(yī)院回家，誰也沒有什么心理準備，剛剛到家就接到醫(yī)院的電話，說老人走了。所有人都趕過去了，唯獨王耀慶一個人不在。當時他在大陸拍戲，與家人隔著萬重山水。我還記得他第一次同我講起爺爺，是我們初見，他兀自說著這一切，眼睛一直看著遠處，眼圈紅了，哽咽一下下，就沉默一會兒，讓自己平復。中間沒有人插話，這更讓他的自語顯得好像是一封無處可寄的信。

后來他在《朗讀者》里也分享了這次“失去”帶給他的教誨：要學會告別，要在每一個來得及的時機下，好好和自己在意的人和事告別。但他沒在節(jié)目里說的，是和爺爺有關的另外一個故事。

爺爺去世了一段時間后，有一次他在北京拍戲，爸爸特意從臺灣來看他，鄭重其事交給他一枚“袁大頭”硬幣，他也由此得知了爺爺埋藏了近一生的往事。

爺爺祖籍山東，1949年到臺灣，一輩子講的都是山東話。他小時候一直以為爺爺是隨部隊來到臺灣，所以幾次問過爺爺是不是軍人這樣的問題，爺爺永遠笑而不答。后來他問爸爸，爸爸就說：“爺爺不是軍人，可是他殺過人。”

爺爺起初是為了逃避家里給他安排的婚事，十幾歲就從老家平度跑掉，去青島投奔了他的叔叔，在那里學了鐵工。爺爺?shù)淖娓甘谴遄永锏乃桔永蠋煟患胰藚s未曾想遭人殺害。爺爺知道這件事之后，即刻和叔叔回到老家，半夜里為家人報了仇。

爺爺知道家里是待不下去了，3塊“袁大頭”把自己賣給了國民黨軍隊，把兩塊“袁大頭”給了媽媽和弟弟，另一塊自己揣上，就這么上了船，從此家人失散。后來他遇到了同是來自山東的奶奶，開始在臺灣做鐵工，用自己身上那枚“袁大頭”買了一個油桶，把桶拆了切割下來做成打鐵的工具，開始掙錢，一點點奮斗，有了自己的工廠和家業(yè)。爺爺一直想著有一天要回到老家，帶著掙來的錢。可家，卻回不去了。然后他和奶奶有了兒子，有了孫子，重孫子，王家就這樣在臺灣開枝散葉。

現(xiàn)在王耀慶身上這枚“袁大頭”，是很多很多年以后，爺爺?shù)牡艿苋ナ罆r，爸爸回鄉(xiāng)祭拜帶回來的，說是爺爺?shù)哪赣H留下來的，當時逃難路上太難了，實在沒有辦法就花了一枚，這另外一枚，再苦的時候也沒有舍得花。就這么一代一代，傳到了王耀慶手里，“這是爺爺賣身的錢。”

王耀慶后來常常掛在嘴邊的一件事是：“我是長子長孫。長子長孫好嘛！”他說這話時的口氣很昂揚，甚至有點撒嬌，意喻這身份是家族特權的象征，卻似乎也要故意用一種趾高氣揚掩蓋住其中深重到不可以卸下來的責任感。

大多數(shù)時候，他選擇不說，只盡力去做。

“當人有太多選擇的時候，其實意味著他沒有選擇。”王耀慶之所以很想把文章開頭那個山谷里的小草的故事分享給兩個兒子，深層的內(nèi)心所求在這里。

命運很多時候都是以壓抑著人的姿態(tài)存在著的，你在其中，即使大多數(shù)時候被動，也還是應該平和而堅定地對待命運，不過分抗爭，也不機械地做事為人，認真地選擇開放或者不開放，那都是你自己的顏色，都值得被善待、被尊重。

“你應該好好把握，不管命運對你做何安排，也不管你做出什么樣的選擇，應該絕不后悔。你不做，就永遠不知道會怎樣。我們必須在機會來臨之前做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因為，“誰不會有枯萎的那一天呢？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