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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老陜張嘉譯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 劉玨欣  2017年06月13日15:20

    圖/姜曉明

    老陜張嘉譯

    本刊編輯部

    典型的陜西關中人常被形容為“生冷蹭倔”,這四個字可以用在《白鹿原》 里的族長白嘉軒身上,也可以用在電視劇里扮演白嘉軒的張嘉譯身上。

    白嘉軒的腰桿又硬又直,他的原型是陳忠實的曾祖父,他“從村子里走過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門樓下袒胸露懷給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嚇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進村人的院門里頭去了”。張嘉譯的腰桿“硬度能達到,直度可能差一點。”他更愿意把“又硬又直”理解為精神上的。25歲那年,張嘉譯得了強直性脊柱炎,背漸漸直不了了。作為明星,接受這么多年的采訪,張嘉譯只在一次電視演講中提到這個病,“那段時間,每天拍戲的時候,要比別人早起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拿熱水從頭開始沖,要把整個背沖開,因為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這一次,即使被人質疑白嘉軒的腰桿不直,張嘉譯也拒絕提起生病:“一說我都不搭理,別老解釋這玩意。”十分地“生冷蹭倔。”

    張嘉譯覺得自己完全沒有送禮的概念。但當他知道編劇申捷喜歡喝茶,會拿出一堆茶葉,上好的龍井、上好的太平猴魁,嘩嘩擺開,像個展覽會,然后說你去挑,喜歡的拿走。

    張嘉譯覺得自己特別不會勸人。可編劇六六曾經講起,一次她腹中的胎兒夭折,她消沉到有抑郁癥傾向,張嘉譯不像其他人一樣各種安慰,只是送來了大棗、小米等各種土產,又說“人走到世界上,是用來體驗的,無論出現(xiàn)什么樣的問題,都是在幫助你成長進步”。六六覺得這是非常大的精神支持。張嘉譯卻說:“我的話沒這么完整!我哪會這么說,她是編劇!”

    《白鹿原》 電視劇出品人趙安曾提到編劇鶴坪用“粗瓷老碗雕細花”來形容老西安。用到西安人張嘉譯身上,竟也十分合適。

    張嘉譯《白鹿原》

    《白鹿原》 有 《白鹿原》 的命

    2015年5月20日,電視劇 《白鹿原》 開拍第一個鏡頭——白嘉軒和鹿三駕馬車從城里回到白鹿村。所有人站在一旁,安靜地翹首等待,出品人、西安光中影視董事長趙安覺得:真有點宗教儀式的感覺。他清楚記得開拍那一刻是中午11點17分,正好是他生日數字。頭一天,制片人李小飚專門去藍田的六朝古剎水陸庵燒了香,請人算好吉時是9點半到11點半。11點17分,還在吉時范圍內。

    這一天起頭就是陰天。但馬上要開拍時,太陽突然破云而出,一片燦爛,一只公雞高聲打鳴三下。編劇申捷激動地大喊“吉祥”。那天的天氣確實延續(xù)著吉祥,戲拍完,飯吃完,大家回到賓館睡下,才下起了傾盆大雨。趙安還注意到另一個異象:開機儀式上,每人要手持三炷香拜四方,再把香插入大香爐。此香燃盡卻不掉落,香灰彎曲成奇異的形狀,團成一大朵花。趙安覺得這太稀罕了,權把這當作上天的祝福。

    趙安投資影視十多年,第一次覺得自己有些神神叨叨,開始信命。申捷把自己的口頭禪傳染給了趙安:“《白鹿原》有《白鹿原》的命。”

    早在2001年,趙安就和作者陳忠實簽下了《白鹿原》電視劇的改編合同,他形容那天懷揣合同開車狂奔時,“感覺像快活林里劫了皇綱的土匪。”那時,光中影視投拍的第一部電視劇《12.1槍殺大案》正在熱播,陳忠實饒有興致地向趙安問東問西。《12.1槍殺大案》現(xiàn)在的豆瓣評分是9.1。還要等2017年《白鹿原》播出后,光中影視才會再次得到這樣的超高分。

    也是因為《12.1槍殺大案》,趙安和張嘉譯相識。那時,張嘉譯是西安電影制片廠的演員,有時也做副導演。他被好朋友劉惠寧應急拉來做該劇的執(zhí)行導演,帶一隊人去陜北拍攝。條件差,燈太少,總得搶在天色將黑未黑時拍夜戲,“后來那些跟我們拍戲的警察全都知道了,要‘搶天光’。”拍完二十多天回來,張嘉譯再也不肯干執(zhí)行導演了,“太累了”。

    電視劇《白鹿原》劇照,張嘉譯與秦海璐

    趙安正是野心勃勃時,想“啥戲大做啥”。與《白鹿原》同時推進的還有關于“百日維新”的電視劇,趙安很快得知這個不能做。而《白鹿原》,三年過去,版權到期,立項還是沒有拿到。趙安想續(xù)簽版權,但陳忠實覺得,我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誰能批下來我就簽給誰,這樣也公平。

    “大概跑了五六年之后,我就絕望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繼續(xù)試。”別人要做《白鹿原》的消息不時傳來,趙安心態(tài)復雜,希望《白鹿原》拍出來,又怕被別人拍出來,“好像這是我們的,誰做都是從我們手里搶肉吃。”又過幾年,著名導演吳天明跟趙安說想做《白鹿原》,電影、電視劇都做。“我想他來跑一定沒問題。他跑了大概半年,還是做不成。”趙安說。

    2010年,趙安終于拿到了立項。卻被無數同行說,“民國戲已經爛大街啦,你們已經錯過了前幾年最好的時候,何況這還是農村戲,收視堪憂。”

    “真沒想到,能改得這么好”

    白鹿原南北寬約10公里,東西長約25公里。原的北坡下灞河倒流,從東往西。距此50公里,是一百多萬年前藍田猿人拿著粗糙石器的生存地。原的西坡下,有一條從終南山流下的河,叫浐河,距西安約10公里。浐河邊上,6000年前生活著新石器時代的半坡人,拿著木器和石器,會制陶和紡織。“距離不過一百華里左右,人類整整走了115萬年,就在這白鹿原的東頭和西坡下完成了115萬年的進化史。”陳忠實曾坐在原上,眺望感慨。

    西安人張嘉譯第一次看到《白鹿原》小說時二十出頭。他已經從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畢業(yè)。畢業(yè)時,他曾和大部分同學一樣試著留在北京。父親從西安來北京,帶著張嘉譯找工作。父親低三下四,單位領導高傲無禮,張嘉譯看著,心里很不舒服。只跑了一家,他就倔強起來,對父親說:不要給我跑工作了,我回西安。他服從分配,成為西安電影制片廠的演員。

    那幾年大學生分配工作后都要下基層鍛煉。“可我們本身就是基層了。沒辦法,先不干本職,去團委坐一年班。”張嘉譯白天泡茶、看報、讀書,晚上租錄像帶看片,拿著遙控器翻來覆去看,看遍家附近三家錄像帶出租店,越看越想成為一名偉大的演員,那是學校老師傳授的最高理想。

    《白鹿原》小說上世紀90年代在西安熱銷,張嘉譯從父母的書架上拿下一本來看。他直接用陜西話念文字,覺得特別親近,沒有距離。第二次看,已是近十年后,聽說《白鹿原》要拍成電影,張嘉譯從家里書架上的兩本《白鹿原》中挑出一本再看一遍,年歲的增長讓他覺得更懂里面的故事了。

    2014年,趙安給張嘉譯送來《白鹿原》電視劇的劇本,張嘉譯放了一個星期沒看,因為“特別害怕劇本寫不好,打破了你對小說的想象。”直到趙安催促回話要不要演,他才捧起來看,一看就放不下。七十多萬字,厚厚的四大本,比小說的五十萬字還長,張嘉譯隨身帶著,有空就看。看完立馬給趙安打電話:“我接了。我真沒想到,能改得這么好。”

    編劇申捷本來沒想接下《白鹿原》,他起初只是幫趙安介紹其他編劇,介紹了一圈,遇到各種推辭。“最后(趙安)跟我耍賴,說要不你接吧,你必須接。”原著太高了,對于編劇來說,怎么改編都容易挨罵。編劇界老前輩勸申捷:“那片原太深了,你挖不進去。”

    此時的申捷,正想換個活法。在中央戲劇學院讀大學時,他寫的話劇《俺爹我爸》就在人藝小劇場上演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請他去做節(jié)目,說曹禺先生23歲寫出《雷雨》,你比他還小一歲,才22歲。說得申捷心里美極了。《俺爹我爸》上演30場,申捷看了30場。觀眾看戲,他看觀眾,聽觀眾鼓掌。

    申捷現(xiàn)在已是成名多年的編劇,可回頭看看,卻覺得自己一直在投機名利。流行警察戲就趕緊寫《重案六組》,警察戲被否后,因《大長今》出現(xiàn),女人戲火爆,就趕緊做女人戲。做了十年,發(fā)現(xiàn)這種類有點往下掉,而都市喜劇正在上升期,趕緊找個話題,寫《虎媽貓爸》。每個階段他都成功了。收視率常常第一,豆瓣評分常常七八分。開新聞發(fā)布會,他坐中間,演員坐兩邊,他滔滔不絕,比誰都能說。畢竟,他中學時代就拿過北京市演講第一名,本來想當外交官的。

    “我每天10點半到11點就等收視率,然后出去慶祝,就跟炒股一樣你知道嗎?這么下來以后覺得找不到方向。”申捷開始讀王陽明,他覺得人活著總有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他想探索那種穩(wěn)定的幸福感到底來源于什么地方。他需要一個強大的理由,來支撐他切割和以前圈子的一切。這時《白鹿原》出現(xiàn)了。

    2015年6月16日,陜西西安,電視劇《白鹿原》開機發(fā)布會上,陳忠實為開機儀式贈送了一幅字,右為導演劉進

    大學時申捷讀《白鹿原》,更多被里面的野性和情色所震撼,帶著些窺私欲。到2011年再讀,他覺得自己經歷過了里面各種主人公的心路歷程。他畢業(yè)后堅持寫了7部話劇,每部寫小半年,稿費兩三千元,“窮死我了。”就像白嘉軒要守著他的原。他也會像鹿子霖一樣投機,而且掩飾得漂亮,“讓別人不易察覺地去賺取我的名利。”他覺得自己有時候像鹿兆鵬一樣摔倒了再爬起來,或者像白孝文,憋悶屈辱,到最后爆發(fā)。

    同意接《白鹿原》的前一個晚上,申捷輾轉反側,他不知道自己會做多久,不知道會失去什么、面對什么。他提出的要求是跟陳忠實對話交流。他開始不再用手機,也沒有微信,連同學都找不到他。3年后,《白鹿原》劇本完成。陳忠實看完后主動約申捷坐坐,向他敬酒。評論家李星說:終于發(fā)現(xiàn)一個可以和陳忠實靈魂對話的編劇。說得申捷差點眼淚下來了。

    申捷至今沒有恢復使用手機。“所以說這部戲收獲最大的是我,因為我的生命狀態(tài)改變了。”

    這三人啊,拍完這戲肯定散伙了

    《白鹿原》劇組是典型的陜西劇組。談起劇組里的人,張嘉譯動不動就說:“這都二三十年交情了。”前些年剛跟這幫陜西人打交道時,北京人申捷還不大適應。通個電話,對方聲音硬邦邦的:“說!”“咋?”連多點兒語氣詞都不帶。申捷懷疑自己哪兒得罪對方了,試探好幾回,才確認對方并沒有生氣。對方只是覺得,咱們已經很好了嘛,還需要任何客套嗎?

    《白鹿原》拍攝現(xiàn)場,另一位北京人何冰委婉提醒張嘉譯,你在片場跟導演說話客氣點嘛。張嘉譯說:“客氣什么?我倆打小就這么說話,從小吵到大。沒事兒的,我們有默契,拍戲的時候對事不對人。”張嘉譯鼓勵其他演員尤其是年輕演員也吵,“要有想表達的欲望。要專注到戲里,激烈地表達。”

    導演劉進、制片人李小飚、藝術總監(jiān)張嘉譯大吵,幾乎成了劇組一景。三人用西安話吵。一開始還只是就作品爭論。后來,人身攻擊之類全來了,完全不像冷靜時說的“對事不對人”。吵完回住處,誰也不理誰。何冰、雷佳音等自己聊天,說這三人,拍完這戲肯定散伙了吧。沒多久,他們又聚一塊了。

    《白鹿原》拍攝現(xiàn)場,導演劉進和張嘉譯說戲

    張嘉譯認為,這種不用拐彎迎合、顧及面子的表達方法最直接有效。哪怕跟人初次見面,他也可能這么干,比如第一次見妻子王海燕。那是《國家使命》劇組,兩人扮演一對夫妻。劇本里,王海燕要說很長一段臺詞,為此頭天準備了一晚上。第二天在現(xiàn)場,張嘉譯請來導演,說這臺詞不準確,刪了吧。王海燕使勁忍住火,覺得這人怎么這樣,要刪就刪你自己的啊。

    《白鹿原》劇組本來投資1.6億,后來超了7000萬,達2.3億。這聽起來怎么也算大制作了。但制片人李小飚一開始就覺得,我這可不是大戲,人家單集投資500萬,我這二百多萬,只是人家的一半。

    李小飚一上手就開始琢磨著省錢。“我干了二十多年,在算計方面,比一般的制片主任強點,這次只能自己干。不是他們沒有能力,是他們的算法用不成,貴。”

    制景、道具不能摳,那就從人身上摳,李小飚自評:“一點沒有大組風范。”此劇有九十多位主要角色,在北京籌備選演員,但李小飚連房租都省了,到處蹭地方選演員。李小飚的老板、新麗傳媒董事長曹華益都跟他說:太丟人了,去租個房子吧。李小飚說:不要,太貴了,沒意義。曹華益還接到過電話告狀,說李小飚無知無畏,啥都敢說,完全像個外行。“因為比如說人家演員市價5塊,你去談總要從5塊往下談吧,我張嘴就是1塊。”李小飚說。

    張嘉譯、劉進、李小飚都四處去低價談演員。李小飚的說法是:“各拿各臉蹭好多次。”張嘉譯的說法是:“可能我比較懂演員心理,知道他們需要什么。你是商業(yè)行為,當然談商業(yè)價值。你要體現(xiàn)作品價值,就另外的東西衡量。”張嘉譯典型的說服詞是:陳忠實以《白鹿原》墊棺作枕,演員不也需要一部《白鹿原》壓箱底嗎?他們甚至談成了打一折的演員。

    因為沒有錢,李小飚不敢叫底下的制片,“叫了給不給錢?我不想坑人家。”他老自己開車或蹭車,一次在北京,等紅燈時睡著了,后面人摁喇叭都沒聽到,有人敲窗戶他才醒來。“我本來是個以偷懶著稱的人啊,特別擅長用最省勁的方法把任務完成。現(xiàn)在話說叫效率。”到了《白鹿原》面前,都失效了。

    “其實我談不上對 《白鹿原》 很有感情。但陜西的《白鹿原》,要拍時人家不找我,那證明我專業(yè)不夠。找了我,我干壞了,證明我專業(yè)更爛。”李小飚說,“這個戲肯定不如我上別的戲轟動,也不是那么大的戲。這可能是我最不像制片人的一次,但無所謂,我干活不是讓別人看的。我干那么多戲,你這第一回采訪,我也接受了,擱別的戲早跑了,我不參與宣傳。”

    李小飚省出來的錢,劉進和張嘉譯拿去在制作上豪擲。比如殺青了,已經進了剪輯機房,導演說不行,得回去補拍,可能只是因為一條長街里,白靈閃過的表情感覺不對。比如花八九十萬搭個景,拍兩天各種不行,“騙著我把景推了。折磨。”李小飚說。比如花很大精力找到老房子,作為劇中的白鹿書院。已經開始復景,摘掉房子中現(xiàn)代的部分,做各種復古的修復。可看到修復后的圖片,劉進和張嘉譯又覺得不對了。“想象的它是在村子邊上,那原本是個家廟嘛,最好是半山上,相對獨立,又跟村子有聯(lián)系。”張嘉譯說。美術急死了,哪兒正好找這樣的房子啊。不行,就得找。最后在山西一個小村子邊真找到了。

    為一個圍墻,他們跑去南京拍。為一個宮城,他們跑去北京拍。為一個監(jiān)獄,他們跑去上海拍。一次,劉進和張嘉譯看上了甘肅的一片風景,想轉場去那拍兩三天。李小飚覺得,確實沒錢再折騰了,又說不服兩位,便自己開車,來回一千多公里,回來給兩人看過路費收據,說你們看見沒,我自己去的,我也拍照片了,確實景不錯,但耽誤事啊。“他們最后同意了我的方案,也就是看我可憐。”李小飚總結:“藝術家呢,就是導演、演員這些人,是在規(guī)矩里找無限,才有好東西出來,我們制片呢,是在無限中找規(guī)矩,要知道邊在哪兒。”

    即使如此,李小飚在拍戲時從來沒跟劉進和張嘉譯提過已經超支。“我怕我說了,他們有顧慮。我惟一的私心就是,別讓《白鹿原》在我手上臭了。”

    白鹿原子民

    《白鹿原》的錄音師延軍也和張嘉譯合作二十多年了。前年聚會時,延軍對張嘉譯說:“小童,你讓我覺得特別認你這朋友的一點是,你這二十多年就沒變過。”張嘉譯很高興,覺得這個評價太好了。而李小飚評價,張嘉譯身上有點江湖義氣。他尤其印象深刻,張嘉譯記得李小飚帶的場工的名字,有時多年不見,還問那誰誰咋樣了。

    張嘉譯2000年離開西安,去北京闖蕩,那年他已經30歲了。“為什么那么晚才走?因為在西安過得太舒服了。”張嘉譯回憶著,原先的西安,幾乎每條街道都有夜市,每天晚上,朋友們光著膀子吃烤肉、點小吃。多年后,他已經成名,回西安了還這樣。朋友們說:哎,你穿上點衣服,好歹算個公眾人物。

    張嘉譯把在西安的日子描述得舒心。但小他11歲的表弟姬他記得,當年張嘉譯大學畢業(yè)后回西安,會一個人把自己關在屋子里唱崔健的歌。錄音機聲音放特別大,張嘉譯對著鏡子大聲吼,把小姬他嚇一跳。

    到北京十幾年后,張嘉譯和延軍等一幫朋友還是能夠一個電話就約好兩小時后聚餐,有時在家里,有時在飯館。對北京這個超大城市來說,這是不大忙碌的平常人都很難達到的速度。張嘉譯解釋:“因為西安不大,我們原先就這個習慣。”妻子王海燕現(xiàn)在都不大習慣張嘉譯的請客方式。下午4點,張嘉譯可能會打電話說晚上家里來人吃飯。王海燕說,我沒準備怎么辦?張嘉譯說,不用準備,隨便打包幾個菜吃就行,就圖個聚會的氣氛嘛。

    類似情況還發(fā)生在王海燕跟張嘉譯回西安過年時,她驚訝地發(fā)現(xiàn)張嘉譯父母家每天能來三十多個客人。王海燕總覺得應該站起來招呼客人,張嘉譯說你不用招呼,你坐那兒該干嘛干嘛。那才是他們習慣的方式。過年時,張嘉譯家備著流水席。饅頭和一碗碗蒸菜屯在冰箱里,到了飯點,突然多出十個八個人,也能迅速擺出一桌子菜來,經常一開餐就兩桌。

    張嘉譯喜歡這種烏泱烏泱的大家庭生活。他有四個哥哥、一個妹妹,小時候一起住在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里。兄妹六人都好人緣,每個人的同學都愛來他們家玩,經常小小的房子里同時擠著好幾撥同學。張嘉譯記得小時候出去買饅頭都是20個起步,買水果也是一大堆。晚上,一家人圍著爐子聊天,燈泡照出熱烘烘的黃光,讓張嘉譯覺得很溫暖。

    這樣的生活被張嘉譯復制進了《白鹿原》劇組里。晚上,他不時叫來幾千串烤肉,都是串好沒烤的。在現(xiàn)場架火,讓大家邊烤邊喝酒。有時從西安請來飯莊大師傅,給劇組改善伙食。他們住的酒店頂層,出電梯是個大廳。張嘉譯讓人擺上兩溜桌子,時時有人坐這討論。編劇申捷對桌上的火鍋印象深刻,人來人往中,誰想吃肉就涮點肉,想吃菜就涮點菜,吃累聊累了就進屋睡覺。“像過客一樣,那個感覺特別棒。”一次,申捷又進了劇組,很快有人端來一碗熱乎乎的羊肉泡饃,原來是張嘉譯托人去原下買的,說要讓申捷感受一下,蹲在拍攝現(xiàn)場門口吃羊肉泡饃的感覺。

    跟如此饕餮形成對比的是,開拍前,演員集體去藍田農村體驗生活,男的劈柴、割麥,女的紡線、搟面,累得半死,卻要集體減肥,只能吃不加鹽的開水白菜。只有導演劉進可以端著碗口比臉大的海碗吃面,邊吃邊跟旁邊的張嘉譯說:“這可是明星搟出來的面。”張嘉譯只能捧著一大桶減肥水喝。二十來天體驗生活完畢,張嘉譯催著大家稱重,全組共減了300斤。

    年輕一輩的演員幾乎都沒有經歷過演戲前的“體驗生活”,包括入行近二十年的編劇申捷。他還沒見過演員們如此熱情,每天晚上在院子里蹲坐一圈聊劇本。申捷在這里極受歡迎,演員們排著隊跟他聊戲,時間得預約。“你們這劇組瘋了嗎?”申捷的語氣估計偏向于驚喜。

    正式開拍后,群眾演員也讓這個劇組驚喜。劇組常常一天用幾百上千的群眾演員。又不是在橫店這樣的地方拍,等活兒的群眾演員幾乎沒有,常常整村請來本地農民。有時趕上農忙,人家還得先收麥子。劉進時不時會跟群眾演員發(fā)飆,講解這個戲應該是什么狀態(tài)。旁邊的工作人員心里打鼓:人家群演肯定想,我就收完麥子來體驗一下,怎么還需要飆演技?

    這些群眾演員的重大優(yōu)點是驚人地認真。一場朱先生出殯的大戲,天氣熱到40度,熱暈了4個群眾演員,其他群眾演員仍然在真跪和真哭。“不管是七八十歲還是七歲的,沒有一個糊弄的。”扮演田福賢的扈耀之說,“我們陜西人就是,只要答應了那就什么都不會多說。”扮演朱先生的劉佩琦覺得,這些真正的白鹿原子民,敬畏著陳忠實先生,敬畏著朱先生的原型關中大儒牛兆濂。

    拍戲是現(xiàn)在為數不多的走江湖行當——對話張嘉譯

    最終目標是做一個表演藝術家

    人物周刊:你說《白鹿原》有時候拍完一場戲,過了四五天,演員覺得有不對勁的地方,會把粗剪的素材調出來看,不行了復景重拍。感覺你們做了一件很復古、很奢侈的事情。

    張嘉譯:你害怕拿一個東西去對付。確實這次,各個資方老板真是挺大壓力,而且真是非常有情懷。因為他們也看到了我們要拍成什么樣,看到這些人做事的風格很認真。所以當時也一直在跟他們聊,少賺點,少賺點。他們說不賺錢都行,你們要能拍好就行。

    人物周刊:開機的時候你說過,擔心觀眾有沒有耐心看這種厚重的劇。

    張嘉譯:那是前年吧,曹總他們做銷售的,說實際上這類題材在市場上不是特別被看好,太厚重,娛樂性不強,沒有去迎合。現(xiàn)在的觀眾都需要迎合了嗎?這樣的厚重題材對資方挺有壓力的,經常會出力不討好。越拍得深刻,越沒有人看。

    電視劇《一仆二主》劇照

    人物周刊:現(xiàn)在《白鹿原》口碑很好,但收視率不高。你對這樣的收視率如何看呢?

    張嘉譯:挺滿意的,挺多人看了。其實我不太看收視率。我問得最多的是身邊人。如果這部劇好呢,可能很長時間沒有聯(lián)系的朋友會給你發(fā)微信,要不好他們看了就過去了,這是最直接的。其實自己拍了什么品質的戲,心里都很清楚。

    人物周刊:你好幾次說想成為一個表演藝術家或偉大的演員,什么時候開始這樣想的?

    張嘉譯:就我們上學的時候,老師要求的。那會兒受影響嘛,天天灌輸的就是這個。所以你那時候就覺得將來要做真正的演員,最終目標是做一個表演藝術家。老師教我們的,感覺那是你做這個行業(yè)的最高理想。

    人物周刊:你什么時候從張小童改名張嘉譯的?

    張嘉譯:二十五六歲吧。

    人物周刊:為什么改名呢?

    張嘉譯:其實這名早就想改了。原來是一小名,大小的小,兒童的童。用上了以后呢,上學就一路用。小時候還行,越大越覺得這名字叫得越小,老長不大的感覺。因為我們大學畢業(yè)的時候,一說小,演不上戲,那會兒天天盼著自己趕快三十多歲,這樣就能演戲了。

    人物周刊:那時候三十多歲最吃香嗎?

    張嘉譯:對,能有重要一點的角色了。等真正到三十多歲的時候,突然出現(xiàn)偶像劇了。哈哈哈,又給晃了,點沒踏上。所以混到40歲才混出來。

    人物周刊:嘉譯有什么寓意嗎?

    張嘉譯:沒什么寓意。認識的一個大姐幫我改的,當時改了三個名字,我挑了另一個,大姐看了看,說你還是要這個吧。

    人物周刊:那你就從了?

    張嘉譯:對,聽人勸,吃飽飯。

    演員—副導演—藝術總監(jiān)

    人物周刊:你現(xiàn)在當了多少次藝術總監(jiān)?應該是從《懸崖》開始的吧。

    張嘉譯:沒幾部戲。《懸崖》 《一仆二主 》 《后海不是海》 《白鹿原》,還有現(xiàn)在拍的《美好生活》。藝術總監(jiān)我不是每部戲都做。很挑劇本,挑喜歡的劇本。因為你不是掛一個虛名,要投入很多精力。

    電視劇《蝸居》劇照

    人物周刊:做一部戲的藝術總監(jiān)投的精力,跟你演戲投的精力相比,什么比重?

    張嘉譯:相差很多。我經常要去演戲的時候,覺得像度假一樣。但藝術總監(jiān)操的心多。如果純做演員,你可能有大量的空閑時間,你只需要專注一件事情,把自己的角色研究透。

    人物周刊:藝術總監(jiān)是要研究所有人的角色嗎?

    張嘉譯:從一開始定服裝、化妝、道具,之后是對劇本的修正,跟導演聊、跟編劇聊,一起共同探討這個戲的風格……

    人物周刊:因為什么開始要做藝術總監(jiān)的?

    張嘉譯:就是平時也愛操心,如果是朋友的戲,就操心操得比較多。當你有話語權,你看到一個好劇本又是朋友的戲,都知道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就可以無所顧忌跟他們聊,提供很多你對這個戲的想法。《懸崖》的時候,他們就給我掛上藝術總監(jiān)。那會兒老覺得,掛一虛名,隨便掛。那會兒開玩笑,問藝術總監(jiān)干嘛,我說就管伙食的,哈哈。后來感覺把它做成一個正職了,你既然掛這個名,就得做這個事,操這份心。

    電視劇《懸崖》劇照

    人物周刊:說到管伙食,你跟宋佳上節(jié)目,宋佳就說你把伙食管得特別好,把大家都喂胖了。

    張嘉譯:實際上每個劇組啊,氛圍特別重要。我覺得這就像上班的環(huán)境,會影響工作心情。做藝術總監(jiān)挺費錢的,老得請他們吃飯、請他們喝酒,跟他們聊天、談心。

    人物周刊:之前有報道說,你經常在劇組當副導演,狀態(tài)經常是導演坐那都不用說話,你一個人到處招呼,比導演還忙。

    張嘉譯:實際上我是副導演出身。我畢業(yè)后就干過副導演,自封是最好的副導演。可能你真是特別喜歡這個行業(yè),當時劇務也干過,副導演也干過,都是在了解這個行業(yè)。當然那會兒干副導演的時候,剛畢業(yè)沒戲拍。我干副導演不像他們現(xiàn)在,我操的心比導演還多,典型的愛管閑事。導演坐那,都不用動。

    人物周刊:那你有想過當導演嗎?你這也差不多算是了。

    張嘉譯:太累了。電視劇拍起來不像電影,電影可能一天拍一兩場戲。電視劇你要完成一個量,有時候一天就十幾場戲。一旦進入現(xiàn)場,高強度工作,真是很累,尤其導演,一刻都停不下來,晚上回去還得弄劇本。這樣高強度運轉三個月,你可能就到一個極限了。我們《白鹿原》拍七個多月,過程中都是相互打氣。劉進兩次都跟我聊,“呀,我都撐不住了。”撐不住也得咬牙撐過去。當然他到現(xiàn)場去,啪,這一場戲呈現(xiàn)得特別好,興奮了,就忘記撐不住了。其實這行當呢,在我看來是現(xiàn)在為數不多的走江湖的行當。

    人物周刊:什么叫走江湖?

    張嘉譯:就是不停地變化,每次合作都是不一樣的,總得在一起磨合。吉普賽人那種流浪生活,我們也差不多。幾個月你就換一撥合作的人,就得磨合,大家各自干各自的活。這一年四季的天南地北哪都跑。

    倔強的老陜

    人物周刊:你拍戲的合作者,說起來都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怎么總是跟這些多年的朋友合作?

    張嘉譯:人品好。其實你要真正看一個人,要看這人身邊的朋友有多少年。二十多年的檢驗,還認他作朋友,那這人還算靠譜。

    電視劇《四十九日·祭》劇照

    人物周刊:你是會更傾向于跟朋友合作嗎?

    張嘉譯:不不不,我一定是看劇本。

    人物周刊:在劇本都好的前提下呢?

    張嘉譯:那當然跟熟悉的人。但是其他人我不排斥,你看我合作得很寬泛。還有你看現(xiàn)在電視劇市場上這些導演,一圈都是我發(fā)小,都是西安出來的,我們十幾歲、二十歲出頭就玩在一起。找他們干活的時候,統(tǒng)一的都會特別軸。拍東西不偷懶,真是能夠下功夫去做。

    人物周刊:你覺得典型的陜西人有什么特點?

    張嘉譯:倔強。每一個個體都很獨立,就像我們三個(劉進、李小飚、張嘉譯),為什么我們三個經常吵架?他每一人都會特別獨立地思考,你要統(tǒng)一這些人,一定得讓他們有統(tǒng)一的認知才行。他絕不會因為你是朋友就同意你,不會被其他的因素影響到。包括現(xiàn)在經常給我們看劇本的周老師,那是老導演,快六十歲了,跟對方一幫孩子吵架。他說一什么事兒,他們都不敢說話,我說你們說呀,跟他吵呀。不敢吵。當然這么大歲數,我現(xiàn)在也不敢跟他吵,怕氣出病來。但他就是養(yǎng)成那種習慣,他對于這個東西有想法認知的時候,他一定會表達出來,不會刻意拐彎迎合,顧及你面子。我們在工作當中沒時間去找這種工作方法,就最直接的,說不行就不行。經常會發(fā)生這樣的沖突,以至于我們那戲拍到一半的時候,何冰老師啊、雷佳音啊,他們聊天說這戲拍完這三人肯定就散伙了,都吵成那樣。有時候不光是吵。

    電視劇《浮沉》劇照

    人物周刊:你們會發(fā)展到人身攻擊嗎?

    張嘉譯:會會會。(笑)比如李小飚經常被我們擠兌,經常被壓制,說不能帶出來見人,講他小時候的段子,他和劉進是幼兒園一起長大的。一次李小飚咬別人一口,人家媽媽問怎么了,什么咬的?說李小飚咬的。人家媽媽不信:不可能,這不可能是人的牙印,像動物牙印。被我們嘲笑了幾十年。李小飚一見我頭就大了。

    大男子主義慈父

    人物周刊:《白鹿原》紀錄片里年輕演員說,你指導他們演戲,風格是放養(yǎng)型的。

    張嘉譯:我特別想打開他們的思路,演戲有時演的是你的理解,對劇本的理解,對表演的理解。所以我特別不愿意直接告訴年輕演員要怎么演。你要自己去想怎么演。可能想出來好幾種,最后我再給他說一種。我不是每場戲都在,得培養(yǎng)他們自己去想一場戲如何處理。

    人物周刊:你在生活中也是這種風格嗎?你女兒七歲了,你教育她也是放養(yǎng)風格嗎?

    張嘉譯:我不教育,我只負責玩,媽媽管教。

    人物周刊:那她會更喜歡你嘍?

    張嘉譯:還行。她媽媽負責嚴厲,我負責玩耍。可能因為本身比較忙,見得比較少,回去有時間盡量陪著她玩一玩。

    人物周刊:可很多見面少的父親也會扮演嚴父的角色。

    張嘉譯:當爹的跟閨女能嚴得起來嗎,怎么可能?不太可能。我有時候也管。她兩三歲時,有一次突然摳插頭,我下意識喊了一聲“不許動”,聲有點大了,特別突然。她到現(xiàn)在都記得,不動插頭。可能你平時都是跟她玩,突然說了一次,會格外記得清楚。

    電視劇《告密者》劇照,張嘉譯與李云龍

    人物周刊:你平常跟她說話都特別和顏悅色?

    張嘉譯:對,跟她說話聲兒都變了。我閨女也是,好好說著話,只要我一回去,馬上就不行了。(模仿撒嬌聲)

    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在家大男子主義嗎?

    張嘉譯:差不多是吧。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大男子主義是什么樣的?

    張嘉譯:這好像是個特別寬泛的詞。不尊重女性叫大男子主義,霸道也叫大男子主義。有時候在劇組拍戲,大家都猶豫不決,就得有一個人出來說話,其實你說話做決斷,說就這么拍了,你要承擔后面的責任。不是你說完了推別人身上,這不對。你要綜合這些。

    一個人坐飛機,只拎手機和煙

    人物周刊:延軍說有一次你過生日,請大家吃飯,大家都不給你送禮物,你給大家一人送了一件禮物。

    張嘉譯:還有這事兒?想不起來了。(笑)

    人物周刊:他說你送給大家一人一件T恤,還挺貴的。

    張嘉譯:那個是我媳婦準備的,她知道來的都是我的好朋友。

    電視劇《結婚的秘密》劇照,張嘉譯與王海燕

    人物周刊:為什么你生日還要送別人禮物呢?

    張嘉譯:我不知道啊。沒有特別刻意,我是想不起來這些了。應該跟過生日不相干。不是因為我過生日,我要送他們,這得混得多背呀。

    人物周刊:延軍還說你拍戲的時候,挺冷的,有人送你插電池取暖的小背心。你覺得挺好,第二天就一人給買了一件。

    張嘉譯:那是那是。冬天拍戲,長期戶外,特別冷。一個朋友送我一件,我覺得挺好的,有電暖絲。尤其像導演啊,錄音師啊,老坐那不動,一坐一天,確實挺冷的。

    人物周刊:所以說是你要送的話,會送這種特別實用的禮物?

    張嘉譯:差不多,因為我自個兒對牌子都不熟。

    人物周刊:送禮的意義你還是比較傾向于實用價值嘛。

    張嘉譯:我就沒有送禮的概念。什么叫送禮?我就覺得我穿著挺好的,就給這些劇組朋友買了二十多件。

    2010年12月27日,北京,張嘉譯和妻子王海燕在女兒百日宴上

    人物周刊:你現(xiàn)在還會一個人去外地參加活動嗎?我看以前宋佳說你一個人拎著手機和煙就坐飛機去了。

    張嘉譯:會啊。前幾天剛一個人去青島開會,其實我經常就一個人。有時候他們跟著還挺麻煩。(工作人員:我們是累贅。)你有胳膊有腿的,這事都是特別簡單的事兒。

    人物周刊:好像很少有明星這樣。總有一些人負責聯(lián)系事務之類的。

    張嘉譯:為什么?不都這樣嗎?自己也能聯(lián)系啊。我有時候都不告訴他們,一告訴,他們就得準備這個準備那個,嫌麻煩。

    人物周刊:是覺得一個人去自在嗎?

    張嘉譯:對。做一簡單的采訪啊,有時候還得換服裝,穿這個那個。現(xiàn)在已經沒辦法,被他們軟磨硬泡的,老得注意。

    (實習記者孟依依、高伊琛、陳祺亦有貢獻)

    本刊記者/劉玨欣 發(fā)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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