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辰生:為文物立言 留得住鄉(xiāng)愁
謝辰生 1922年出生。國家文物局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曾主持起草我國首部《文物保護法》,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首次明確提出“文物”定義。
謝辰生題寫校名的天津文化遺產(chǎn)課堂
印 象
文保大事件中
總有他的身影
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領域,都需要有高峰存在,他們可以引領眾人攀登,從而形成群山環(huán)繞的盛世景象。當今文物界提起謝辰生這個名字,就如同在國學界提及饒宗頤,在紅學界提及周汝昌、馮其庸,在詞學界提及葉嘉瑩一樣,人因事而名,事因人而達。
即使已經(jīng)95歲高齡,謝辰生先生仍未脫離傾注了自己70余載心血的文物事業(yè)。回望歷史,1949年以后的多數(shù)文保大事件中,都能清晰地看到他的身影,聽到他的聲音。
今天我們所遵循的《文物保護法》,最早正是由他主持起草的;今天我們所說的“文物”這個詞,最早正是由他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中定義的;今天我們在各大博物館看到的書畫、文物精品,也是由他負責組織協(xié)調(diào)的七人小組踏遍全國各地鑒定的;今天的“文化遺產(chǎn)日”,又是他在關鍵時刻力促設立的……如此功高德碩,謝辰生先生卻堅持認為,他自己只不過是一名“癡迷于文物保護的老兵”。
今年春節(jié)過后,筆者前往北京拜訪謝辰生先生,眼前的這位老者,仍然精神矍鑠,思路清晰。那會兒他剛剛搬入新居,這也勾起了他關于家的回憶。
盡管歲月匆匆,但在謝辰生先生的心中,關于家的最早記憶永遠留在了上世紀20年代的天津,至今他仍能隨口說出幾句純正的老天津話。從身邊的達官顯貴、下野政客到大學者梁啟超,再到周叔弢家、吳玉如家;從曾經(jīng)的各國租界到老城里、河北新區(qū),再到在剛建成的回力球場吃冰淇淋、喝汽水,八九十年前天津海河兩岸的風物,歷久彌新,鐫刻在他的腦海中。聊到盡興處,謝老還會搞個“突然襲擊”式的提問:“你知道魏小辮兒是干什么的嗎?”那種天津人特有的自豪和幽默,讓人感到無比親切和熟悉。
天津歲月
由此走向?qū)で笳胬碇?/strong>
據(jù)謝辰生回憶,他家祖籍江蘇武進,自祖父謝仲琴始遷居河南,并在此結識了尚未發(fā)跡的袁世凱,二人義結金蘭(謝年長于袁),這才有機會來了天津。
自跟隨袁世凱至朝鮮平亂,到反對袁稱帝而辭歸故里,謝仲琴只任幕賓,終身不仕。天津是袁世凱北洋勢力的發(fā)跡地,所以謝仲琴去世后,謝家子弟多落戶津門,以經(jīng)商為生。謝辰生的父親謝宗陶畢業(yè)于京師大學堂,因頗具乃父之風,被徐世昌招入總統(tǒng)府任秘書。
謝辰生出生時,正值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父親已任吳佩孚軍事參議處財政組主任參議,遠寓洛陽。1922年,才幾個月大的謝辰生被母親抱來天津,寄居在三伯父位于意租界的家中。這幢小樓,毗鄰意國領事館,與梁啟超飲冰室、曹禺家亦只有一街之隔。在謝辰生的童年印象中,二伯父在日租界的家、英法租界的金融商業(yè)區(qū)(今和平路)也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偶爾也跟著家人到“上邊”的老城里、宮南宮北大街、估衣街,或訪友,或采購,或聽戲。乃至時隔八十多年,在筆者操持主辦的“首屆中國文化遺產(chǎn)保護天津論壇”上,謝辰生與周治良(周叔弢之子)這兩位老天津,還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曾經(jīng)的景象。
記得那天周治良說:“我是天津生長的,從小在天津。我覺得當初保護應該把城區(qū)按區(qū)域保護。你看天津有九國租界,另外還有一個老城,這是天津的特色,在全國獨一無二……那時候一過金鋼橋,馬上是天津的中國式樣。天津衛(wèi)原先有好多好東西。”謝辰生也說:“金鋼橋要是沒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絕對夠格。”
1927年,謝辰生的大哥謝國楨跟隨恩師梁啟超到飲冰室協(xié)助編寫《中國圖書大辭典》,同時教授梁先生子女讀書。謝國楨是著名歷史學家,曾以頭名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王國維書扇面絕筆就是寫給他的。這位年長于謝辰生20歲的兄長成了他的歷史啟蒙老師。1928年母親在津病故,大哥又經(jīng)恩師引薦到北平圖書館工作,謝辰生的內(nèi)心倍感孤獨。
同年,北伐成功,東北易幟,直隸省更名為河北省,商震被任命為首任省主席,謝宗陶受命組建河北省銀行(前身為天津官銀號),謝辰生被接回北平讀初小。幾年后,河北省會遷回天津,謝宗陶因擔任省主席于學忠秘書,租住在天津河北新區(qū),謝辰生進入秀山小學讀高小。短短十年,從租界到新區(qū),生活半徑幾乎涵蓋了半個天津,這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對天津如此熟悉。
高小畢業(yè)后,謝國楨主動將這個弟弟接回北平照料,安排入四存中學讀書。這所學校是當初謝宗陶協(xié)助徐世昌所創(chuàng)辦,林家翹、梁守磐、鄧稼先都先后就讀于此。良好的學校教育,又有時常往來于大哥家中的劉盼遂、王力、容庚、吳其昌這樣的大學者時時提點,為謝辰生打下了良好的歷史學功底。
好景不長,七七事變,國難當頭,父兄遠走。十五六歲的謝辰生深感國與家的命運緊緊相連,救國圖強之心日盛。2015年,謝辰生在一篇文章中曾這樣動情地寫道:“今日之青年也許永遠無法理解我們那代人火一般的愛國心。季羨林先生曾言:‘我平生優(yōu)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這份情懷,只有真正經(jīng)歷過‘國破山河在’時代的人才能體悟,才知珍惜。”
謝辰生開始萌生參加革命之意,并影響到了天津的九弟謝國權等人。他決定于1942年從天津英租界馬廠道(今馬場道)的家中,與謝國權、謝瑩(謝國楨之女)秘密奔向延安。由于路費短缺,他賣掉了自己心愛的英國自行車,掩護弟侄先走,自己與另外兩名同學同行。怎奈炮火連天,行程受阻。
“待我歷經(jīng)千辛萬苦到了西安,胡宗南部已封鎖了前往延安的所有道路。幸好父親正在陜西省政府任職,他讓我隱姓埋名在一家平價商店暫避風頭。謝國權到達延安后很快進入新華社工作,上世紀50年代已任國際部副主任、倫敦分社社長,可惜英年早逝。”
遇見鄭振鐸
走上七十余載文物路
繼續(xù)學業(yè)無望,再次西行前往解放區(qū),又受阻于安徽亳州,謝辰生只能四處漂泊。直到1946年大伯病故,在安陽與前來奔喪的大哥謝國楨相見,才重新有了方向。
2016年,在為《海外著名博物館藏中國文物叢刊》作序時,謝辰生回憶道:“大哥從北京經(jīng)周揚同志聯(lián)系,通過解放區(qū)回家奔喪,中途在北方大學遇到范文瀾同志。當時的北方大學很需要圖書資料,文瀾同志委托他到上海采購。他處理完家中喪事,索性帶上我一同南下。到上海的第三天,徐森老(徐森玉)請我們吃飯,鄭振鐸先生作陪。席間鄭先生談及,抗戰(zhàn)勝利后,百廢待興,手頭工作繁多,急需人手從旁協(xié)助。當時徐森老就把我推薦給他,鄭先生欣然同意,并要我第二天就到他家開始工作。但徐森老又提出,在一段時間里要我參加正由他主持的《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的編制工作。經(jīng)大家商定,我每天上下午分別到兩邊工作。因此,我有幸全程參與了目錄編制工作。每日里不斷查資料、逐一核對、手寫謄抄,看似枯燥繁重,實則是一項重大的歷史任務,是為了要求日本歸還從甲午以后巧取豪奪中國的文物。”
25歲的謝辰生很快愛上了文物工作,他深深意識到“文物的遭遇和國家的命運是密切相連的”。在此期間,除參與戰(zhàn)時文物的清理工作,他還協(xié)助鄭振鐸四處籌款搶救文物,參與編撰《中國歷史參考圖譜》《蘊輝齋名畫集》《域外所藏中國名畫集》等著述。通過鄭振鐸,又得以認識了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葉圣陶、冰心、靳以、周作人等,民主進步人士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許廣平等。“歷經(jīng)坎坷,我終于找到了報國之門,讓我受益終身。”回首往事,謝辰生感慨道。
1949年年初,鄭振鐸秘密離開上海,繞路香港前往解放區(qū)。臨行前,他叮囑謝辰生手頭的工作不要停,并幫忙關照家里的事。“鄭先生雖沒多說,但我們是心照不宣的。北平剛和平解放,我就寫信給他詢問自己的去留問題。”
按照鄭振鐸的安排,謝辰生于1949年9月到北平市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報到。隨后,鄭振鐸被任命為共和國首任文物局長、第一屆人民政協(xié)文教組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我當時想搞點研究工作,鄭先生勸我‘還是搞保護工作吧,這事比研究更重要’。”
鄭振鐸不僅把謝辰生留在了文物局,還陸續(xù)招來了裴文中、王振鐸、張珩、萬斯年、羅福頤、傅忠謨、陳明達、徐邦達、顧鐵符、馬耕漁、羅哲文等人。這一大串在學術界閃閃發(fā)光的名字,成就了共和國的文物事業(yè)。“如今他們都走了,只有我堅持到了今天,因為還有太多的工作必須要干!”盡管視力已然有些模糊,但每每談到文物,老人眼神依舊無比堅定。
上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百廢待興,急需制定一系列文物保護的法規(guī)制度。鄭振鐸把這項重任交給了謝辰生。“他的規(guī)劃是先從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調(diào)查和發(fā)掘等幾個單項法規(guī)文件入手,并指出了內(nèi)容上的重點,還將大量古今中外的材料交給我參考。”就這樣,謝辰生在鄭振鐸、王冶秋、裴文中等人指導下,承擔起為文物保護建章立制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1950年,由他起草的《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調(diào)查發(fā)掘暫行辦法》《關于保護古文物遺址的指示》等文物法令由政務院正式頒發(fā)。
1983年,已過花甲之年的謝辰生又負責組織協(xié)調(diào)“全國古代書畫巡回鑒定”的重任,與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組成了七人組,歷時八載,踏遍全國,共過目書畫作品6159件,基本摸清了“家底”,被業(yè)內(nèi)譽為空前絕后一統(tǒng)江湖之舉。與此同時,他還擔任首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編委會主任,在前言中首次為“文物”下了定義。通過他的不懈努力,文物從法理到學理實現(xiàn)了高度統(tǒng)一。
用文物講好天津故事
展現(xiàn)獨特歷史文化魅力
長期以來,國內(nèi)文物界有這樣一個共識,只要遇到涉及文物安危的大事,都會向謝辰生求救。他總能挺身而出,據(jù)理力爭,從不妥協(xié)。面對他的仗義執(zhí)言,中央領導或批示或親筆回信,成就了一段段文物保護的佳話。
“我一直關心天津的文物工作,因為這里寄存著我的鄉(xiāng)愁!”談及天津的親朋故舊,有時連謝辰生自己都有些“糊涂”。1950年,他來接收周叔弢親屬代表他捐贈給故宮博物院的石刻文物,左道腴(周叔弢夫人)第一句話就問:“菊農(nóng)(謝宗陶的字)四叔身體還好吧?你得叫我聲表姐!”他在天津的親友太多了。
2009年,米壽高齡的謝辰生致信中央領導,呼吁整體保護天津五大道。不久后,五大道近代建筑群正式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由此,天津全面調(diào)整加快了整體保護的步伐。市領導赴京登門致謝,老人用天津話說出:“我是老天津衛(wèi),在五大道住過。”濃濃的鄉(xiāng)音與鄉(xiāng)情,打動了在座的所有人。他建議市里要給文物部門加編制,勉勵文物部門要有責任在肩、當仁不讓的工作態(tài)度和決心。很快,增加的編制就到位了,謝辰生跟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說:“要感謝天津市委領導,說到辦到!”
2010年,謝辰生應邀來天津,實地考察鈴鐺閣王家大院和馬家店的遺址。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還從國家文物局專家?guī)熘形晌奈锟脊藕凸沤▽<曳謩e到現(xiàn)場考察。他談到,天津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范圍一是原天津府轄區(qū)的老天津,二是租界區(qū)。這兩個區(qū)各具特色,見證了天津城市發(fā)展的歷史。“目前鈴鐺閣這一小部分和西沽還保存了一部分老房子,是整個天津老區(qū)僅存的歷史記憶了。它們不是老天津的精華,但卻是老天津僅存的痕跡。從這個角度看,無疑還是有保存價值的。”
2015年,由文博考古、教育、歷史、戲劇等領域知名人士志愿組成的專家團隊,在紅橋區(qū)丁字沽小學開辦“文化遺產(chǎn)課堂”,實現(xiàn)了從文化遺產(chǎn)進課堂到文化遺產(chǎn)建課堂的提升轉變,進而發(fā)展為京津冀三地聯(lián)盟。
謝辰生對這件事非常支持,欣然為課堂題字,他談道:“早在1987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中,我們就提出要開展文保教育,‘在中小學的教科書中,要增加有關祖國文物的內(nèi)容,教育青少年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繼承和發(fā)揚革命傳統(tǒng),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天津的文化遺產(chǎn)課堂給全國開了個好頭,值得鼓勵和推廣。我會邀請文物教育界的老朋友一起來天津當志愿者,繼續(xù)為你們鼓與呼!”
謝辰生談道:“天津的文物資源豐富,工作基礎好,上世紀50年代就建立了由副市長周叔弢為主任,跨部門組成的文物保管委員會,還制定了組織辦法。近些年,從五大道保護到文化遺產(chǎn)課堂,公眾參與的活力也走在全國前列。文物是歷史的見證,具有‘百聞不如一見’的真實性,最有說服力、最有感染力。我衷心希望,天津能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的高度看待文物保護工作。用文物講好天津故事,留住天津鄉(xiāng)愁,展現(xiàn)天津獨特的歷史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