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謝辰生回憶，他家祖籍江蘇武進，自祖父謝仲琴始遷居河南，并在此結識了尚未發(fā)跡的袁世凱，二人義結金蘭（謝年長于袁），這才有機會來了天津。

自跟隨袁世凱至朝鮮平亂，到反對袁稱帝而辭歸故里，謝仲琴只任幕賓，終身不仕。天津是袁世凱北洋勢力的發(fā)跡地，所以謝仲琴去世后，謝家子弟多落戶津門，以經(jīng)商為生。謝辰生的父親謝宗陶畢業(yè)于京師大學堂，因頗具乃父之風，被徐世昌招入總統(tǒng)府任秘書。

謝辰生出生時，正值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父親已任吳佩孚軍事參議處財政組主任參議，遠寓洛陽。1922年，才幾個月大的謝辰生被母親抱來天津，寄居在三伯父位于意租界的家中。這幢小樓，毗鄰意國領事館，與梁啟超飲冰室、曹禺家亦只有一街之隔。在謝辰生的童年印象中，二伯父在日租界的家、英法租界的金融商業(yè)區(qū)（今和平路）也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偶爾也跟著家人到“上邊”的老城里、宮南宮北大街、估衣街，或訪友，或采購，或聽戲。乃至時隔八十多年，在筆者操持主辦的“首屆中國文化遺產(chǎn)保護天津論壇”上，謝辰生與周治良（周叔弢之子）這兩位老天津，還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曾經(jīng)的景象。

記得那天周治良說：“我是天津生長的，從小在天津。我覺得當初保護應該把城區(qū)按區(qū)域保護。你看天津有九國租界，另外還有一個老城，這是天津的特色，在全國獨一無二……那時候一過金鋼橋，馬上是天津的中國式樣。天津衛(wèi)原先有好多好東西。”謝辰生也說：“金鋼橋要是沒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絕對夠格。”

1927年，謝辰生的大哥謝國楨跟隨恩師梁啟超到飲冰室協(xié)助編寫《中國圖書大辭典》，同時教授梁先生子女讀書。謝國楨是著名歷史學家，曾以頭名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王國維書扇面絕筆就是寫給他的。這位年長于謝辰生20歲的兄長成了他的歷史啟蒙老師。1928年母親在津病故，大哥又經(jīng)恩師引薦到北平圖書館工作，謝辰生的內(nèi)心倍感孤獨。

同年，北伐成功，東北易幟，直隸省更名為河北省，商震被任命為首任省主席，謝宗陶受命組建河北省銀行（前身為天津官銀號），謝辰生被接回北平讀初小。幾年后，河北省會遷回天津，謝宗陶因擔任省主席于學忠秘書，租住在天津河北新區(qū)，謝辰生進入秀山小學讀高小。短短十年，從租界到新區(qū)，生活半徑幾乎涵蓋了半個天津，這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對天津如此熟悉。

高小畢業(yè)后，謝國楨主動將這個弟弟接回北平照料，安排入四存中學讀書。這所學校是當初謝宗陶協(xié)助徐世昌所創(chuàng)辦，林家翹、梁守磐、鄧稼先都先后就讀于此。良好的學校教育，又有時常往來于大哥家中的劉盼遂、王力、容庚、吳其昌這樣的大學者時時提點，為謝辰生打下了良好的歷史學功底。

好景不長，七七事變，國難當頭，父兄遠走。十五六歲的謝辰生深感國與家的命運緊緊相連，救國圖強之心日盛。2015年，謝辰生在一篇文章中曾這樣動情地寫道：“今日之青年也許永遠無法理解我們那代人火一般的愛國心。季羨林先生曾言：‘我平生優(yōu)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這份情懷，只有真正經(jīng)歷過‘國破山河在’時代的人才能體悟，才知珍惜。”

謝辰生開始萌生參加革命之意，并影響到了天津的九弟謝國權等人。他決定于1942年從天津英租界馬廠道（今馬場道）的家中，與謝國權、謝瑩（謝國楨之女）秘密奔向延安。由于路費短缺，他賣掉了自己心愛的英國自行車，掩護弟侄先走，自己與另外兩名同學同行。怎奈炮火連天，行程受阻。

“待我歷經(jīng)千辛萬苦到了西安，胡宗南部已封鎖了前往延安的所有道路。幸好父親正在陜西省政府任職，他讓我隱姓埋名在一家平價商店暫避風頭。謝國權到達延安后很快進入新華社工作，上世紀50年代已任國際部副主任、倫敦分社社長，可惜英年早逝。”

遇見鄭振鐸

走上七十余載文物路

繼續(xù)學業(yè)無望，再次西行前往解放區(qū)，又受阻于安徽亳州，謝辰生只能四處漂泊。直到1946年大伯病故，在安陽與前來奔喪的大哥謝國楨相見，才重新有了方向。

2016年，在為《海外著名博物館藏中國文物叢刊》作序時，謝辰生回憶道：“大哥從北京經(jīng)周揚同志聯(lián)系，通過解放區(qū)回家奔喪，中途在北方大學遇到范文瀾同志。當時的北方大學很需要圖書資料，文瀾同志委托他到上海采購。他處理完家中喪事，索性帶上我一同南下。到上海的第三天，徐森老（徐森玉）請我們吃飯，鄭振鐸先生作陪。席間鄭先生談及，抗戰(zhàn)勝利后，百廢待興，手頭工作繁多，急需人手從旁協(xié)助。當時徐森老就把我推薦給他，鄭先生欣然同意，并要我第二天就到他家開始工作。但徐森老又提出，在一段時間里要我參加正由他主持的《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的編制工作。經(jīng)大家商定，我每天上下午分別到兩邊工作。因此，我有幸全程參與了目錄編制工作。每日里不斷查資料、逐一核對、手寫謄抄，看似枯燥繁重，實則是一項重大的歷史任務，是為了要求日本歸還從甲午以后巧取豪奪中國的文物。”

25歲的謝辰生很快愛上了文物工作，他深深意識到“文物的遭遇和國家的命運是密切相連的”。在此期間，除參與戰(zhàn)時文物的清理工作，他還協(xié)助鄭振鐸四處籌款搶救文物，參與編撰《中國歷史參考圖譜》《蘊輝齋名畫集》《域外所藏中國名畫集》等著述。通過鄭振鐸，又得以認識了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葉圣陶、冰心、靳以、周作人等，民主進步人士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許廣平等。“歷經(jīng)坎坷，我終于找到了報國之門，讓我受益終身。”回首往事，謝辰生感慨道。

1949年年初，鄭振鐸秘密離開上海，繞路香港前往解放區(qū)。臨行前，他叮囑謝辰生手頭的工作不要停，并幫忙關照家里的事。“鄭先生雖沒多說，但我們是心照不宣的。北平剛和平解放，我就寫信給他詢問自己的去留問題。”

按照鄭振鐸的安排，謝辰生于1949年9月到北平市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報到。隨后，鄭振鐸被任命為共和國首任文物局長、第一屆人民政協(xié)文教組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我當時想搞點研究工作，鄭先生勸我‘還是搞保護工作吧，這事比研究更重要’。”

鄭振鐸不僅把謝辰生留在了文物局，還陸續(xù)招來了裴文中、王振鐸、張珩、萬斯年、羅福頤、傅忠謨、陳明達、徐邦達、顧鐵符、馬耕漁、羅哲文等人。這一大串在學術界閃閃發(fā)光的名字，成就了共和國的文物事業(yè)。“如今他們都走了，只有我堅持到了今天，因為還有太多的工作必須要干！”盡管視力已然有些模糊，但每每談到文物，老人眼神依舊無比堅定。

上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百廢待興，急需制定一系列文物保護的法規(guī)制度。鄭振鐸把這項重任交給了謝辰生。“他的規(guī)劃是先從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調(diào)查和發(fā)掘等幾個單項法規(guī)文件入手，并指出了內(nèi)容上的重點，還將大量古今中外的材料交給我參考。”就這樣，謝辰生在鄭振鐸、王冶秋、裴文中等人指導下，承擔起為文物保護建章立制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1950年，由他起草的《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調(diào)查發(fā)掘暫行辦法》《關于保護古文物遺址的指示》等文物法令由政務院正式頒發(fā)。

1983年，已過花甲之年的謝辰生又負責組織協(xié)調(diào)“全國古代書畫巡回鑒定”的重任，與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組成了七人組，歷時八載，踏遍全國，共過目書畫作品6159件，基本摸清了“家底”，被業(yè)內(nèi)譽為空前絕后一統(tǒng)江湖之舉。與此同時，他還擔任首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編委會主任，在前言中首次為“文物”下了定義。通過他的不懈努力，文物從法理到學理實現(xiàn)了高度統(tǒng)一。

用文物講好天津故事

展現(xiàn)獨特歷史文化魅力

長期以來，國內(nèi)文物界有這樣一個共識，只要遇到涉及文物安危的大事，都會向謝辰生求救。他總能挺身而出，據(jù)理力爭，從不妥協(xié)。面對他的仗義執(zhí)言，中央領導或批示或親筆回信，成就了一段段文物保護的佳話。

“我一直關心天津的文物工作，因為這里寄存著我的鄉(xiāng)愁！”談及天津的親朋故舊，有時連謝辰生自己都有些“糊涂”。1950年，他來接收周叔弢親屬代表他捐贈給故宮博物院的石刻文物，左道腴（周叔弢夫人）第一句話就問：“菊農(nóng)（謝宗陶的字）四叔身體還好吧？你得叫我聲表姐！”他在天津的親友太多了。

2009年，米壽高齡的謝辰生致信中央領導，呼吁整體保護天津五大道。不久后，五大道近代建筑群正式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由此，天津全面調(diào)整加快了整體保護的步伐。市領導赴京登門致謝，老人用天津話說出：“我是老天津衛(wèi)，在五大道住過。”濃濃的鄉(xiāng)音與鄉(xiāng)情，打動了在座的所有人。他建議市里要給文物部門加編制，勉勵文物部門要有責任在肩、當仁不讓的工作態(tài)度和決心。很快，增加的編制就到位了，謝辰生跟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說：“要感謝天津市委領導，說到辦到！”

2010年，謝辰生應邀來天津，實地考察鈴鐺閣王家大院和馬家店的遺址。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還從國家文物局專家?guī)熘形晌奈锟脊藕凸沤▽＜曳謩e到現(xiàn)場考察。他談到，天津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范圍一是原天津府轄區(qū)的老天津，二是租界區(qū)。這兩個區(qū)各具特色，見證了天津城市發(fā)展的歷史。“目前鈴鐺閣這一小部分和西沽還保存了一部分老房子，是整個天津老區(qū)僅存的歷史記憶了。它們不是老天津的精華，但卻是老天津僅存的痕跡。從這個角度看，無疑還是有保存價值的。”

2015年，由文博考古、教育、歷史、戲劇等領域知名人士志愿組成的專家團隊，在紅橋區(qū)丁字沽小學開辦“文化遺產(chǎn)課堂”，實現(xiàn)了從文化遺產(chǎn)進課堂到文化遺產(chǎn)建課堂的提升轉變，進而發(fā)展為京津冀三地聯(lián)盟。

謝辰生對這件事非常支持，欣然為課堂題字，他談道：“早在1987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中，我們就提出要開展文保教育，‘在中小學的教科書中，要增加有關祖國文物的內(nèi)容，教育青少年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繼承和發(fā)揚革命傳統(tǒng)，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天津的文化遺產(chǎn)課堂給全國開了個好頭，值得鼓勵和推廣。我會邀請文物教育界的老朋友一起來天津當志愿者，繼續(xù)為你們鼓與呼！”

謝辰生談道：“天津的文物資源豐富，工作基礎好，上世紀50年代就建立了由副市長周叔弢為主任，跨部門組成的文物保管委員會，還制定了組織辦法。近些年，從五大道保護到文化遺產(chǎn)課堂，公眾參與的活力也走在全國前列。文物是歷史的見證，具有‘百聞不如一見’的真實性，最有說服力、最有感染力。我衷心希望，天津能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的高度看待文物保護工作。用文物講好天津故事，留住天津鄉(xiāng)愁，展現(xiàn)天津獨特的歷史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