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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王曄:她們曾這樣活過
    來源:文藝報 | 王曄  2017年05月10日15:31

    林格倫和哈通借靈魂共振成這本通信集,或?qū)⒆呦蚋h的未來。我們的時代尚未發(fā)明出合適的名詞定義她們的關系,這關系和所有其他關系一樣折射的是人的脆弱和堅強、絕望和希望以及人生的無奈和美好。未來的人類圖景中或被添上今人無法想象的生的模式、人際關系模式、愛戀關系模式。到那時,這本書信集所展示的情感悲苦會讓人不可思議,舊悲劇不成立了,有新悲劇來替。

     

    因不幸的愛而死是可能的,以前我以為是夸大其詞。

    《我也活過!》是瑞典兒童文學作家阿斯特瑞德·林格倫和其德國女友路易絲·哈通的通信集,從初相識的1953年秋到哈通病逝共計600封,由林格倫新傳記作者和一位德語教師編選,披露出一段燃燒的激情。

    林格倫生于瑞典斯莫蘭省維末比鎮(zhèn)外。19歲移居首都斯德哥爾摩,不久從事文秘工作。1944年登上文壇,著有《長襪子皮皮》《獅心兄弟》等名作。哈通生于德國明斯特,襁褓中失去母親。接受聲樂教育的她于1920年代移居柏林,二戰(zhàn)期間被迫到前線慰問,隱藏過猶太人。蘇軍占領柏林時遭強奸。戰(zhàn)后,她在柏林的“兒童和青少年局”工作。

    這兩個中年知識女性相遇的契機是童書。哈通相信文藝能幫助希特勒時代的少年兒童療治心靈創(chuàng)傷,她重視林格倫的作品,認為強大卻不濫用威力的長襪子皮皮是和平的代表。哈通的理解和運用讓林格倫驚喜,1953年10月,她接受哈通邀請,在柏林和出版商及圖書館人員談創(chuàng)作,看廢墟中的東柏林,請哈通徹夜講自己的故事。深受震動的林格倫回家后修書致謝,不擅長德語讓她在表達上力不從心,林格倫接下來寫過幾封英文信,得知哈通能讀瑞典文小說,遂改用瑞典文;哈通的信全部用德文。通信始于林格倫,但哈通是寫得更多、更長的那個,稱呼從正規(guī)而疏遠的“親愛的林格倫夫人”,快速轉為“我最愛的阿斯特瑞德”,她火一樣的感情是二人關系中戲劇性的動力。

    “我永不會停止愛你”

    1954年2月,哈通回信給“親愛的林格倫夫人”:“在機場初見時我已意識到,這會是一個比瑞典兒童文學作家對兒童和青少年局的訪問更重大的事件。”推心置腹不是件簡單的事,柏林夜談顯然給雙方都帶來了震動,內(nèi)涵和影響不盡相同。后來,哈通多次提到那一夜,像一名婚后生活寡淡的女子一再咀嚼墜入愛河的細節(jié)。哈通的第一封信意味深長,提到盒子的打開、冒險的旅程,一千零一夜的陪伴, 像給自己的愛算了命。林格倫此后一再表達“再講講你的故事”,卻很難厘清其中摻雜了多少對寫作素材的好奇。

    這一年8月初,在去瑞典北方拉普蘭途中,哈通來到林格倫位于斯德哥爾摩多島海福魯松德的別墅。三天中,她倆種下哈通從柏林帶來的花、聊天、采蘑菇、洗海水浴。林格倫只能擠出三天時間。其后,旅途中的哈通急急寫信:“怎會有人像你這般美好……我對你有無法描述的愛……9月1日你會在哪里?我能在哪兒見到你嗎?”林格倫回信的開頭干脆如刀:“這不行!”接著,她詳解早定下的日程并提醒:“我根本沒你以為的那么好,你沒法完全走進一個人,不管是我還是任何人,那樣的話,你將毫不設防,任由他人的憐憫擺布。”她又中庸地說,“我是那么喜歡你,我們會在所有的日子里做好友……我理解你需要力量的源泉和愈合傷口的葉片……不過,常想著我,常給我寫信……”

    秋天里,哈通繼續(xù)訴說衷腸:“我永不會停止愛你,問你……”林格倫表示工作、父母和子女都讓自己團團轉。12月,哈通坐不住了:“你一點聲音也沒有。這可不行……向往和熱愛,受苦和期望全都有個界限,最易傷害的是愛的能力。”次年她率直地責備:“請不要練太多平衡術!最終很有可能,我對你是一份安慰,因為此外,你不能在你那傳統(tǒng)的容易受驚的界限內(nèi)感覺到別的。”

    后來,林格倫再次建議兩人該做朋友,哈通十分詫異,在她看來,友誼一不小心就會失去,甚至關于友誼的記憶也會消退。她感覺林格倫想給“所謂的友誼和愛情關系設固定邊框”,她本已不想和人有任何關系,“……你碰巧完整填補了我的感情生活,雖有所有的那些不同,一種深厚的靈魂的共同體是我以前從未體驗過的……當你要我一晚上講述自己時,你是那么無拘無束!”林格倫再不會無拘無束了,她算得上坦率但更涇渭分明。

    “我的農(nóng)人的血液非常保守”

    哈通幻想有一天林格倫能打破壁壘,接受愛;同時,哈通向往的愛不單是精神的,還包括身體。1955年1月,林格倫寫道:“我一點不明白,我到底有些什么能激發(fā)如此巨大的感情。定是因為你有特別的愛的才能……你說得對,我確實在友誼和愛情間劃了條明確界限……我的農(nóng)人的血液非常保守,只對異性感興趣。”

    在哈通的印象里,異國情境下的林格倫表現(xiàn)得相當放松,柏林長談的那夜,假如自己采取了大膽行動,也許林格倫已接受了這份愛。林格倫深感哈通自以為是。第二年1月,哈通不得不面對現(xiàn)實:“你困惑為何這么多人愛你,我困惑你為何不能愛我這樣一個出色的人!我們惟一相同的是困惑。”無處可逃的林格倫在2月回了封因不知如何回復才好而一拖再拖的信:“所有類型的愛都有權存在。但假如一個人——像我這樣絕對的異性戀者,沒一丁點兒雙性戀成分,就沒法被同性的愛掌握,假如愛意味著‘進入我的懷抱’。”

    深秋,哈通絕望地表示:“見不到你,我或許勉強能活,全然收不到你的信……我實在做不到。假如我在這世上有什么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和你內(nèi)在的連接。”次年年初,一場車禍讓哈通深受刺激:“……突然,我意識到生命中的這四年不再能被理解……我存在與否,你的日常不會有一刻被打擾,在馬格德堡死去或在柏林活著,區(qū)別不過幾封信而已。我想到,一分鐘內(nèi)一切都會結束,我將永遠不能,永遠不能告訴你我是多么愛你;同時想到,那正是你絲毫不感興趣的……”哈通悲哀生命會在不被人懂得的情況下就終結,因而渴望愛的呼應;遺憾林格倫明知生命的這份悲哀卻不能推導出和她相同的結論。林格倫嘆息沒有天使之舌,沒法說出什么把填滿哈通的苦澀拿走一點,“這些年里你給我的愛,我都十分感謝,它們帶著溫暖的光芒照在路上,仿佛黑暗中的燈。可你覺得……兩手空空……不過我理解你。”她更表示,她的天性其實挺愛肢體接觸,因忌諱同性愛才特意回避。哈通辯解自己不開心是因為“備受你的內(nèi)向和缺乏信任的折磨”。哈通將肢體接觸與內(nèi)向和不信掛鉤未免主觀,林格倫在對同性愛的嚴防中不能放松也是實情。

    哈通感嘆:“人是奇怪的生物,有幾個不同的‘我’,一個夢想、一個思考、一個感受、還有一個處理。這些個“我”不總一致。有時,‘處理的我’并不就‘感受的我’去詢問‘思考的我’,有時,不問思考和感受,直接做些完全相反的事……”哈通有強大的理智,只是在對林格倫的愛情上,她愿把自己交給做夢的自我。哈通在愛的關系上被動,在行動上是直接進攻、肆意傾吐的那個;林格倫掌握關系性質(zhì)的決定權,卻是被擠到墻角遭詰問的人,她無需哈通在眼前,但需要她的信以及信里的思慕和交流,如此矛盾或也是因為不同的“我”的存在,哪一個“我”才真實呢?真實的“我”該是全部的總和。

    1953年10月,哈通看著林格倫擁抱一個德國“長襪子皮皮”

    雖然劃了界限,林格倫不時寫下讓人費解的信,比如:“你知道嗎,我有片蘑菇林地……幾年前它有了‘路易絲’這個名字,一到那兒,我立刻對自己說:假如有蘑菇則意味著路易絲這會兒正想著我……現(xiàn)在,我要去那里,去看看你今天是否想著。” 林格倫有關命名和想念的陳述或為對友誼的重視,可把這樣的信遞給對她單相思的人,客觀上就不是滅火而是澆油了。

    兩個幾乎同齡的中年知識女子互有好感,一個多狂熱的好奇,一個多狂熱的情欲。哈通一直等待奇跡,最終明白“因不幸的愛而死是可能的”, 林格倫報以歉疚:“你要面包,我卻給了你石頭”。不能更進一步也不愿切斷聯(lián)系,其后,兩人從狂熱中走向平穩(wěn),沉淀出分享內(nèi)心苦樂的緊密關系。

    抑郁與獨處,“給我寫信,讓我快樂!”

    “真正開心是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這大概就是為何我那么喜歡寫童書,在那里可重溫那些美好狀態(tài)。”1954年4月的最后一天,林格倫對哈通坦言她的抑郁。抑郁其實由來已久。

    1907年出生的林格倫正趕上瑞典婦女運動。成長于一個溫暖大家庭的她有些特立獨行,剪了短發(fā),不懼在閉塞的小鎮(zhèn)讓行人側目。她筆下的長襪子皮皮等角色叛逆而勇敢,與她年輕時的思想相吻合;年輕的林格倫愛索德格朗的詩句:“我不是女人。我是中性。我是個孩子,是個仆人以及一個大膽的決定。”

    但林格倫終究是個容易受傷的女性。1924年,16歲的她開始在維末比報做志愿記者。不久,49歲的已婚總編“對她的靈魂和肉體充滿興趣”。最終,她躲到丹麥哥本哈根生下兒子,幾天后把孩子寄養(yǎng)于當?shù)兀簧砬巴沟赂鐮柲χ\生,那時她才19歲。那是一段想自殺的日子,給她的生命染上沉郁的底色。多年后,林格倫自白并不愛兒子的生父,并這樣評論生命中這一重大事件:“沒這事我大概也能成為作家,但不會這么出色。”她的第一本傳記的作者、友人瑪格瑞塔· 斯特羅姆斯泰特認為,未婚生子、和兒子分離、在孤獨中和貧窮抗爭,這都是難以忍受的,從那里才孕育出了文學。

    孤獨的孩子的確是林格倫不少作品的主角;更重要的是,她自己渴望重做孩童,從創(chuàng)傷中復原。后來,她坦言帶來創(chuàng)作靈感的不是自家或人家的孩子,只是自己心中從未遠去的小孩;她強調(diào)成人得像孩童一般會嬉戲。林格倫在1931年和離婚不久的上司斯托羅· 林格倫成婚,終于把兒子接到身邊。婚姻生活后來遇到丈夫的酗酒和外遇等挑戰(zhàn),這自然也會加重林格倫的抑郁。嚴苛的氣候和新教傳統(tǒng)使瑞典人背上了不善吐露情感的聲名,像要回避人生的傷口和真相,他們最怕觸碰和說破,只以隱忍和理性示人,而理性走得太遠就像是冷漠。林格倫并未因為理性壓下多年前的怒火,1962年,她致信哈通:“這是7月7日,18年前的這個晚上,我也是在福魯松德被斯托羅告知,他正和另一個人墜入情網(wǎng)……卡琳那時才10歲……該死的!”談及未離婚而匆匆病逝的丈夫,林格倫說:“我是那么地那么地喜歡他!但不是愛。”在林格倫漫長的一生中,誰是她深愛過的人呢?或許被她藏在內(nèi)心,或許按她女兒的解釋,她很難愛上一個人。

    抑郁是一個總會到訪的忠實舊友。對瑞典作家來說,抑郁不是什么稀奇事,甚至被稱為詩人病。林格倫覺得,抑郁和生活中許多的“不得不”有關,完全的快樂只在寫作時——不是某個寫作階段,而是真正在寫的那個時刻。她向哈通呼救,“給我寫信,讓我快樂!”命令和請求混雜的語句拼出的不像對等的友愛關系,雖是困頓中的迫不得已,多少有些自我中心。

    林格倫一面受抑郁折磨,一面亟須獨處:“哦,假如有條件去做森林里一只孤獨的野獸!”無獨有偶,哈通于1958年10月在西班牙波連斯薩度假:“除了路過的鳥兒的嘶叫就聽不到別的,在這整個的孤獨中有一種快樂。”這兩匹孤獨的狼,在“總體上的抑郁”的暗夜中用幾聲長嘯遙相呼應;同時生活教育了她們,得靠自己活著。對此她們有過討論。1961年7月,林格倫致信“親愛的遠處的朋友”:“可以獨處是巨大的幸福,好自己照顧自己,自己有看法,自己處理,自己決定,自己解決,自己睡覺,自己思索,哦,哦,哦,哦!”這是真情實錄,真情抒發(fā)到極端也會暴露一絲當事人不自知的假意。她真那么喜歡獨自做一切嗎?果真如此是否還需排比式的宣告?這里有對自我狀態(tài)特殊性的意識,而不覺異常才像真自在。

    哈通從自身經(jīng)歷出發(fā)認為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12年教會了她一點,“一個人得照顧自己,我的很多猶太朋友就因沒人愿接納他們而死了。這大概是我在所有戰(zhàn)爭和納粹歲月最糟糕的體驗”。1961年9月,林格倫表示:“最終,每個人都是孤獨的生物,沒法依賴別人……日子過得那么快且那么難。當你正經(jīng)受那些困苦時沒意識到,可當你回顧并記起,你會覺得‘天哪,我是怎么熬過來的’……作為單身媽媽和拉塞一起回到特別閉塞的小小的維末比是需要力量的……維持和斯托羅的婚姻也需極大的力量……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被試煉, 可自己對自己了解甚少。”

    世人只知公共場合里,清瘦面頰上帶著堅定表情的作家林格倫仍有短發(fā)酷女郎的影子,微微含笑,愛做鬼臉。這是真實的一面,抑郁是真實的另一面。她的抑郁不算秘密,《獅心兄弟》等作品里都有深重的哀愁,而這本書信集卻第一次暴露:她竟那么抑郁!

    越發(fā)頻繁地,林格倫寫道:“別忘了我坐在這里,常常想著你”,“我遙遠的朋友……為何不寫信?”她對哈通有了增長的依賴。

    關于文化和人生的討論

    林格倫和哈通也陳述日常生活和夢想,在文學、藝術、哲學等方面多有切磋,她們談歌德、談榮格,談古典音樂、談正上演的新戲劇。居于歐洲文化中心柏林的哈通是林格倫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我也活過!》瑞典文封面

    1954年11月中旬,哈通談起閱讀《米哦,我的米哦》的感動:“你不知自己奉獻出了多少快樂。你的語言是那么直接、完美,簡單又純粹。哦,阿斯特瑞德,為星星吹奏笛子的兒童!他們就像你……世上只有一處惟一真正溫暖的地方,它就在你的心里。”除了夸贊, 哈通更會激勵和批評,她跟蹤林格倫作品的德文翻譯,幫助保存原作的藝術性。

    林格倫時常請哈通詳述又看了哪些書,并坦白除重讀少數(shù)經(jīng)典,自己不怎么看小說了,更愛哲學、歷史、詩歌、傳記和回憶錄。“沒有什么比詩歌和哲學更能給人帶來深深的滿足。讀過瑞典詩嗎……我認為,那里有瑞典人最好的氣質(zhì)。”

    林格倫會告訴哈通認出一張40年不見、曾非常喜歡的卡片的體驗。她認出了里面的紅玫瑰和白鴿,頓悟自己對玫瑰和白鳥的好感都來自于此:“沒有什么能和童年的記憶對抗,要是人們明白,一切和孩童相關的書、電影、音樂,所有的一切是多么重要。它們可能會塑造你的人生。”

    哈通的信敢于抒情更敢于解剖思想,有時還穿插一則原創(chuàng)童話隱喻她和她的愛。就連林格倫也認為:“路易絲,有誰能和你一樣寫出這么有趣的信呢。它們是純凈的散文,關于孩子、書籍、風景、花卉,從天上到地上的一切。你是個真正的寫信人……不像我。”哈通的文字是有血有肉的真情實錄;相比之下,林格倫的信略顯拘謹而枯澀。

    在11年的交往中,除了通信,林格倫和哈通有幾次互訪,還一起旅行過。

    1964年9月,林格倫和哈通及哈通的一位德國女友在西班牙伊比薩島共處10天,享受陽光和交談,哈通的病痛已十分難熬。同年12月,林格倫去柏林的醫(yī)院探望哈通,最后一次得到哈通的圣誕禮物。離開醫(yī)院,林格倫前往漢堡和自己的德文出版社洽談,當晚便回到瑞典家中。她在日記里寫道:“路易絲完全變了,一切糟透了。”林格倫的表現(xiàn)與通常人們想象中“將失我愛”時的“天旋地轉”不同。或許悲哀太盛以至無以流露;或許一個看淡生死的人便如此理性,卻讓人想起哈通的話:“我死了或活著,你的日常生活不會有什么變化。”第二年2月,哈通的死訊傳來,林格倫在日記里記錄:“路易絲今天死了……為路易絲悲悼。”省略號中是啥也沒有還是有些什么未被披露,內(nèi)心的波瀾是有或無、小或大都無法透視。林格倫沒參加葬禮,原因不明。哈通留下一個紙盒,上邊寫著:“我死后別開封,寄給:瑞典斯德哥爾摩,達拉街46號阿斯特瑞德·林格倫夫人。”

    哈通最后一次給林格倫準備的圣誕禮物是貝多芬作曲的《溫柔的愛》的唱片。在1958年的一封信里,哈通提及自己唱過這首歌,更故作輕松地稱歌詞為陳詞濫調(diào)。歌中有這么幾句:“我愛你,正如你愛我,從夜晚到早晨,未有一日,我們不曾分擔彼此的悲憂。”

    超越定義的關系

    到底什么是友誼,什么又是愛的關系?即便已有很多熟人,人們未必不向往與某個人的真正契合。瑞典當代作家恩奎斯特說,男性在知天命后交到真正意義上的新朋友基本就是奇跡了。他沒說女性是否容易創(chuàng)造奇跡。無論男女,真正的友誼或愛情都不是選擇的,無法預設和更改,需要兩個豐富、深刻并勇敢到可以自由、坦率的靈魂。“異性間是否有純友誼”常為人熱議,這本書信集或能挑起另一疑惑:同性間是否有純友誼,一方是雙性或同性戀者會如何發(fā)展?發(fā)展出的是友誼還是愛?也只能疑惑而已,沒有一清二白的真相。

    林格倫拒絕同性愛但不能割舍通信,反之借書信找到和哈通的某種一體感。哈通暴風雨般突如其來的愛被囚禁成紙上單戀,持續(xù)了11年直到離世。兩人之間到底生長出了怎樣的關系呢。林格倫長達30年的友人斯特羅姆斯泰特覺得:“林格倫就是典型的雙性戀人格,只是我不認為她走到了那么遠……”無論真相如何,通信集透露了兩個靈魂在接近頻道上的共振,這很難得,這關系或在通常的人際關系概念外,不是“愛人”,不是“姊妹”或“知音”,又和上述種種交錯。兩個智慧幽默,有悲情底色,生動堅強而對世界充滿好奇的中年女性,在戰(zhàn)后分享了她們內(nèi)在的生命。

    本來,通信是女性寫作的一個重要門類。在斯堪的納維亞,女性通信于19世紀初特別流行起來,成為上層社會女子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后通信者的階層慢慢擴大。時至今日,在林格倫的家鄉(xiāng)斯莫蘭鄉(xiāng)間,仍有老年獨居女性給幾步之遙的女友寫信,極少見面,杜絕電話。她們在面對《圣經(jīng)》和電視機外開辟出一個更生動的情感宣泄渠道及存在慰藉的精神空間,仿佛前網(wǎng)絡時代的虛擬交流。各時代交流途徑在變,本質(zhì)都是靈魂需被聽到、理解和關懷。筆友成為諍友的不少,只是哈通對林格倫那樣赤裸裸的愛的表白并不多見。

    比如19世紀中后期的瑞典女作家安·夏洛特·萊芙勒就和好友塞克拉寫過幾乎是調(diào)情的少女之愛的信,成年后也頻繁通信,塞克拉是萊芙勒寫作事業(yè)中最不可缺少的私人評論家和盟友;后來,俄羅斯女科學家索菲婭· 柯瓦列夫斯卡婭也成為萊芙勒的密友,還一起創(chuàng)作戲劇,讓塞克拉頗多不甘。柯瓦列夫斯卡婭則十分嫉妒夏洛特的男密友豪赫。萊芙勒和這三人都締結了一種精神上共生共長的關系。

    共生共長正是哈通向往的,她不解林格倫的不接受、不呈現(xiàn)、不斷交。她認為“愛總是溫暖的,假如只作為禮物來接受,就好像是腳邊的貓的溫度”,她呼喚“雙向的愛”,不是短暫的,而是“根植于深刻的、精神的連接”,不單是智識層面的,還有更多的分擔和親近。

    盡管幸運地遇到三個知己,萊芙勒和他們的關系都不受掌控地走向終結。塞克拉斷絕了往來,柯瓦列夫斯卡婭驟然病逝,豪赫因?qū)ζ迌旱呢熑味桦x。不過,萊芙勒和她的知己曾經(jīng)擁有;林格倫和哈通也借靈魂的共振成今天的這本通信集,或?qū)⒆呦蚋h的未來。我們的時代尚未發(fā)明出合適的名詞定義她們的關系,這關系和所有其他關系一樣折射的是人的脆弱和堅強、絕望和希望以及人生的無奈和美好。未來的人類圖景中或被添上今人無法想象的生的模式、人際關系模式、愛戀關系模式。到那時,這本書信集所展示的情感悲苦會讓人不可思議,舊悲劇不成立了,有新悲劇來替。

    林格倫的女兒不確定出版通信集是做了好事還是壞事:哈通是說過,信須燒毀,可明知林格倫的信件會捐出,特意把信寄到斯德哥爾摩又是出于什么考慮呢?兩個通信人生前都愛讀別人的書信,哈通說過,“當我是孩子的時候,就沒有什么比閱讀信件更讓我開心的,我真想像他們所寫的,從他們?nèi)粘5膿鷳n重建他們的生活和思考方式。”

    從柏林輾轉到瑞典的信一度存于林格倫家的閣樓,如今的出版似對隱私的侵犯又似對生命的禮贊。書信集的可貴不在于披露出一位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的私人畫面和桃色秘聞,而在于提供了一個不多見的生的形態(tài)和情感關系形態(tài)——她倆曾這樣活過。1954年5月,林格倫激賞春光美,感嘆美好得讓人萬分傷痛的翠綠和溫潤——因為人明白,即便自己不在了,這些也會年復一年地再來。如今,北國正值春天,早逝的哈通和長壽的林格倫都不存在了,但在書信集的字里行間,她們的心還在搏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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