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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洪子誠:種種可能,周夢蝶與辛波斯卡
    來源:《文藝批評》 | 洪子誠  2017年05月04日09:42

    因為知道我“偏愛讀詩的荒謬,勝過不讀詩的荒謬”(仿辛波斯卡詩句:“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勝過不寫詩的荒謬”),詩人周夢蝶5月1日(2014)去世,臺灣的朋友很快就把這個信息告知我。去年(2013)春天,北京大學(xué)詩歌研究院籌備第四屆詩歌獎,有評委提名周夢蝶為候選人。主辦方傾向于得獎人最好能親自到北京領(lǐng)獎,讓我打聽周夢蝶的近況。我正好在臺灣新竹的交通大學(xué)上課,便致信對周夢蝶有精深研究的翁文嫻教授。她告訴我,周夢蝶身體不好,3月初臺大開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國際研討會,還是被抱著進到會場的。因此,聽到他離世的消息,并未感到特別意外。這些年,我和一些朋友合作編選可能今年出版的新詩選,周夢蝶收在上卷《時間和旗》里(下卷是《為美而想》)。他的簡介由我執(zhí)筆:

    原名周起述, 1921年12月生,河南淅川人。曾在開封師範(fàn)、宛西鄉(xiāng)村師範(fàn)就讀。家境貧寒。後從軍,并于1948年隨軍赴臺。1952年開始寫詩。1955年因病弱退伍。當(dāng)過書店店員,加入“藍星詩社”。1959年取得營業(yè)執(zhí)照后,于臺北武昌街騎樓下明星咖啡廳門口擺書攤營生,專售冷門的詩集和文哲圖書。1959年自費出版處女詩集《孤獨國》。1962年開始禮佛習(xí)禪,終日默坐繁華街頭,成為臺北知名的藝文“風(fēng)景”。直至1980年胃疾開刀,才結(jié)束二十余年的書攤生涯。他的行止,他一年四季厚薄不同的一襲長袍,和隨意、簡樸的生活方式,既是他創(chuàng)作的注腳,也成為與其詩并立的“行為詩學(xué)”。

    周夢蝶筆名來自莊周午夢,寄托他對自由的向往。詩數(shù)量不多,幾十年間僅得三百余首,在臺灣詩壇獲“淡泊而堅卓的狷者”的美譽。《孤獨國》、《還魂草》中早期的作品,詩思常從心靈觸發(fā),借助傳統(tǒng)文化意象“造景”,來探索生命悲苦的深度,在簡約、潔凈的語言中,蘊含濃烈摯情與憂心。他“自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的句子,常被用來概括他詩歌內(nèi)質(zhì)的冷熱碰撞、交匯所型構(gòu)的孤寂、嶙峋的詩歌世界。雖少陳述日常生活情狀和直接涉及政經(jīng)時事,但也泄露1940年代從軍青年流徙遷臺“于家國無望”的壓抑,而留下“大時代”反響的痕跡。2002年之后《約會》、《有一種鳥或人》等后期詩集,風(fēng)格轉(zhuǎn)向平淡、純凈、生活化,有了前期作品少見的詼諧、灑脫的情趣。2009年出版的《周夢蝶詩文集》四卷,詩歌之外,尚收有日記,隨筆雜文,他與友人、讀者往來書信,以及對其生平創(chuàng)作的研究資料。

    這些文字大多是綜合研究者的意見,我的“發(fā)明”不多。相比起余光中、洛夫、鄭愁予他們,大陸讀者熟悉周夢蝶的比較少。這兩年知道他名字的多起來了,有可能是有的網(wǎng)站播放了臺灣“在島嶼寫作”系列紀錄片的緣故。和我們這里以長篇小說作為文學(xué)興衰主要指標不同,這個名為“大師系列”的紀錄片,第一輯林海音、王文興之外,其他四位都是詩人:周夢蝶、余光中、楊牧、鄭愁予。其中,周夢蝶的《化城再來人》應(yīng)該說拍的最好。“化城”一詞來自佛家經(jīng)典;籌劃、制作這些紀錄片的文化人的抱負、遠見值得敬佩。這里附帶說一句,十多年前,陳思和先生也有過為年事已高的作家詩人留下視頻資料的計劃,最后卻因人力和資金的原因中途夭折。這些年相繼離世的重要作家、詩人,如汪曾祺、史鐵生、牛漢等,好像都未能留下他們系統(tǒng)的視頻資料,真是可惜。

    我最早讀周夢蝶的詩是在80年代中期,好像從《還魂草》的復(fù)印本,也從劉登翰編選的《臺灣現(xiàn)代詩選》(春風(fēng)文藝1887年版),印象較深的如《擺渡船上》,《孤獨國》、《囚》、《菩提樹下》、《托缽者》等。因為岌岌于俗念和糾纏于俗務(wù),也可能有詩歌方式上的原因,我對他的詩的精髓體會一直有限;相比起來,可能更親近他晚年那些取材日常生活、語言趨于平淡的作品。像《有一種鳥或人》這樣的,就不可能出現(xiàn)在他早期的詩集中:

    有一種鳥或人

    老愛把蛋下在別家的巢里:

    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把別家的巢當(dāng)作自己的。

    而當(dāng)?shù)诙旄鞔髨笠灶^條

    以特大字體在第一版堂皇發(fā)布之后

    我們的上帝連眉頭一皺都不皺一皺

    只管眼觀鼻鼻觀心打他的瞌睡──想必也認為這是應(yīng)該的了!

    當(dāng)然,最能代表周夢蝶詩歌風(fēng)格、也體現(xiàn)他的創(chuàng)造性價值的,還是他早期詩集《孤獨國》、《還魂草》中的作品。

    “對詩人的紀念,最好是去讀他的一首詩”——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法。因此,在周先生離世后,便給愛好詩的朋友,轉(zhuǎn)發(fā)了他寫于2004年的《我選擇》:

    我選擇紫色,

    我選擇早睡早起早出早歸。

    我選擇冷粥,破硯,晴窗;忙人之所閑而閑人之所忙。

    我選擇非不得已,一切事,無分巨細,總自己動手。

    我選擇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

    我選擇以水為師——高處高平,低處低平。

    我選擇以草為生命,如卷施,根拔而心不死。

    我選擇高枕:地牛動時,亦欣然與之俱動。

    我選擇歲月靜好,獼猴亦知吃果子拜樹頭。……”

    這首詩有一個副標題:“仿波蘭女詩人 WissLawa Szymborska”。辛波斯卡和周夢蝶算是同一代人,出生在1923年,比周夢蝶晚兩年。她的全部詩作比周夢蝶還要少,據(jù)說只有一百多首,卻影響極大。199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時候,在我們這里好像沒有很大反響。隨后也有幾部中譯詩集出版,但知名度遠不及也獲此獎的帕斯、希尼、米沃什、布羅茨基。但是這兩年,知道她、閱讀她的人多起來了。某個詩人、作家一個時間熱度的提升,除了作品的質(zhì)量外,也可能有另外的機緣。比如辛波斯卡2012年的去世,比如她的中文譯名從拗口的“希姆博爾斯卡”變?yōu)樾敛ㄋ箍ǎㄅ_灣則譯為女性化的辛波絲卡),比如波蘭現(xiàn)代詩人“集束式”地在國際詩壇獲得高度評價(米沃什之外,還有扎加耶夫斯基)……另外重要的一項不應(yīng)忽略,就是一種或幾種出色譯本的誕生。毫無疑問,2012年《萬物靜默如謎》[ 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的出版,為“辛波斯卡熱”起到重要作用。譯者是陳黎、張芬齡夫婦,他們在臺灣師大英文系時是同學(xué),陳黎也是臺灣著名詩人。詩人譯詩其實是個重要傳統(tǒng),也可以說,出色的詩歌翻譯更多出自詩人之手。早年如馮至、戴望舒、卞之琳、穆旦,近年如北島、黃燦然、王家新、張曙光。我們引用外國詩人作品,有的時候會忘卻譯者的名字,不大明白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性質(zhì)。事實上同一首詩的不同譯本,其差距有時候真的是判若云泥。陳黎、張芬齡的譯本《萬物靜默如謎》不足二百頁,一年的時間已印刷四次達十萬冊。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我曾看到辛波斯卡的擁戴者上傳她的詩達二三十“樓”,它們均采自這個譯本。一位“嚴肅詩人”得到這樣的關(guān)注,在我們這個時代,也算是個小小的“奇跡”了,而這顯然得益于這個優(yōu)秀的譯本。

    因為標明“仿”辛波斯卡,在轉(zhuǎn)發(fā)周夢蝶詩的同時,也一并附上被“仿”的《種種可能》。周夢蝶說“我選擇”,辛波斯卡說的是“我偏愛”。“選擇”與“偏愛”的情意程度或有差別,但都是在提示、體驗著生存擁有的空間。“我偏愛電影。/ 我偏愛貓。/ 我偏愛華爾塔河沿岸的橡樹。/ 我偏愛狄更斯勝過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偏愛我對人群的喜愛/ 勝過我對人類的愛。/ 我偏愛在手邊擺放針線,以備不時之需。/ 我偏愛綠色。/ 我偏愛不抱持把一切/ 都歸咎于理性的想法。……”譯者陳黎說,這里“她對自己的價值觀、生活品味、生命認知作了相當(dāng)坦率地表白”。《我選擇》和《種種可能》,都可以看作是詩人各自的“自畫像”。

    我們可能會遇到兩類不同的詩人:有的如果不聯(lián)系他們的身世,對他們的詩的理解會有不小的損失;另一些詩人的作品可能更具“自足性”,不太依靠詩人傳記因素的補充或支撐。我曾經(jīng)將前面的一類稱作“有故事”的詩人。這自然是個不嚴謹?shù)恼f法;對許多詩人而言兩者界限難以分明。這里的“有故事”,指的是他們的寫作與大歷史有更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也指像周夢蝶那樣,人、生活方式與詩常常形成注腳、互證的關(guān)系,還有就是他們的詩,有更明顯的心性、行止的“自白”性質(zhì)。上世紀80年代朦朧詩運動之后,出于對中國新詩強大感傷傳統(tǒng)(自戀、濫情,以及在當(dāng)代愈演愈烈的“政治感傷性”)的反撥,“非個人化”、“戲劇化”的詩歌觀念影響頗大。一些詩人傾向于在詩中“隱藏”自己,在理論和實踐上有意劃出“人”與“詩”的界限。這對于抑制情感宣泄,避免出現(xiàn)自戀式的詩歌自我“鏡像”,對于推動一種與日常生活有密切聯(lián)系的詩歌的出現(xiàn),起到積極的作用。就像西西描述的美國詩人施奈德的寫作:“融入日常生活,用口語,寫身邊事物/ 曠野自有曠野的尊嚴/ 不是替夜鶯玫瑰念咒的巫師/ 是和我們說早安晚安可以聊天的鄰居”(《書于施奈德詩集末頁空白處》。西西的另一首詩《功課》,也標明是仿辛波斯卡的同名詩)。

    不過,回過頭來看,今天我們對人和詩的分隔好像有點過度。人的生命如何為詩的成立提供保證似乎不再是個問題,而詩中的“敘述者”(或卞之琳說的“說詩人”)越發(fā)“面具化”。周夢蝶當(dāng)然說的對,“我選擇讀其書誦其詩,而不必識其人”——因為詩人的創(chuàng)造就存在于文本中;況且有時因“識其人”而大失所望,反而會降低對“其詩”的興味。但詩人和小說家有不完全相同的方面。這種不同不僅是取材、藝術(shù)形式上的,而且是寫作者與他的作品的關(guān)系層面的。歸根結(jié)底,詩是詩人更直接表達他對人類心靈,它的“溫柔、歡樂和憂懼”的看法和感受的“文類”。因此,我們對詩人有另外的期望,“讀其詩”也“識其人”就是這期望中的一項。

    區(qū)分周夢蝶和辛波斯卡的詩,不用費很大力氣。僅從藝術(shù)方法著眼,周夢蝶早期詩歌很少寫到現(xiàn)實事物的“實體”,大體上是借助傳統(tǒng)文化,包括佛禪的意象“造景”,來傳達、表現(xiàn)詩人的心智情感,其寄托顯得曲折幽深。而辛波斯卡處理的大多是身邊日常事物,或由身邊人、事所觸發(fā)(詩的題目也可見一斑:清晨四點、健美比賽、廣告、劇場印象、葬禮、寫履歷表……);語言簡潔、樸素,沒有繁復(fù)技巧,也鮮有精心營造的比喻、意象。她常采取直接自白的敘述方式。這種風(fēng)格,以至對她有“詩歌中的莫扎特”的說法。這個比喻當(dāng)然也有一點道理:相信在她純凈詩意,樸素、平易語言面前,對“現(xiàn)代詩”抱有戒懼感的讀者會很快消除心理障礙,從中找到各自喜愛的方面。

    就如莫扎特的音樂那樣,其實辛波斯卡的詩質(zhì)并不單一,更不是單調(diào)。互異、以至對立因素會共存其中;它們的交織、滲透正是這些平易的詩的迷人之處。不是感受到輕盈嗎?而輕盈中有令人深思的尖銳;在體會她對傳統(tǒng)世俗生活親近的同時,也發(fā)現(xiàn)有出乎我們預(yù)想的,令我們驚喜或深思的哲理。明確告白與自我疑惑(有一首詩就叫《頌揚自我貶抑》),堅定與謙卑,沉重與輕松,恬淡自如與緊張感,溫情與嘲諷,冷靜中的幽默戲謔——而且是“帶淚的戲謔”……

    盡管周夢蝶和辛波斯卡的詩極為不同,但也有相通的方面,而且是一些根本的方面。比如說,他們都知道,“一千個人當(dāng)中/大概會有兩個”喜歡詩,知道詩歌朗誦會不是拳擊比賽,“大廳里有十二個人,還有八個空位——”,“有一半的人是因為躲雨才進來,/其余的都是親屬”,但是仍執(zhí)迷不悟地緊抓著它不放仿佛抓住了救命的欄桿

    又比如,他們的詩很少空洞談?wù)摎v史、人類、世界,他們談?wù)摗㈥P(guān)注的是具體的人、事件。他們警惕將個體的存在,他們生活可能的空間抽象為蒼白的概念、口號和數(shù)字,辛波斯卡因此說,“我偏愛我對人群的喜愛/ 勝過我對人類的愛”,“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我覺得,周夢蝶晚年的詩(《雪原的小屋》、《樹》、《晚安,小瑪麗》),從偏于嶙峋悲苦轉(zhuǎn)而有更多的親切、溫暖的加入,也與他關(guān)注點向現(xiàn)實日常生活開放有關(guān)。在一個時尚洶涌的世紀,他們其實都是些“舊派的人”,他們心靈穩(wěn)定的根基,就是來自“舊派”尋常事物和生活“哲理”的點滴。或者說,他們的任務(wù)既“拆解”包圍我們的語詞、習(xí)俗中的荒謬,也從中發(fā)現(xiàn)支持我們生命的活力。

    另有一點是,他們都不愿做預(yù)言家和立法者,真心意識到在世間萬物面前,個人的局限和“無知”,他們面對沉默如謎的“萬物”有誠摯關(guān)懷、探究的謙卑。辛波斯卡在諾貝爾文學(xué)獎演講辭中說,“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可視為響應(yīng)這句話所做的努力。”這種胸襟和生命認知,尤其讓我感動;有這樣想法的人,好像越來越少了。因此,在這篇隨筆的末尾,我將辛波斯卡《在一顆顆小星星下》的片斷,虔敬地抄錄在下面:

    我為自己分分秒秒地疏漏萬物向時間致歉。

    我為將新歡視為初戀向舊愛致歉。

    遠方的戰(zhàn)爭,原諒我?guī)Щɑ丶摇?/span>

    裂開的傷口,原諒我扎到手指。

    我為我的小步舞曲向在深淵里吶喊的人致歉。

    我為清晨五點仍在熟睡向在火車站候車的人致歉。

    被追逐的希望,原諒我不時大笑。

    沙漠,原諒我未及時送上一匙水。

    …………

    我知道在有生之年無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辯解,

    因為我便是我自己的障礙。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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