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潔導演在話劇《煙草花》排練中王楚漪攝

陳潔，戲劇導演，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英美藝術(shù)學院博士

楊舒帆，青年劇評人

楊舒帆：由您執(zhí)導的《煙草花》即將在鼓樓西劇場上演，首先我想知道這個劇本最初吸引您、打動您的是什么？

陳潔：尼洛·克魯斯的這個劇本優(yōu)美如詩、深邃如海，文學性思想性兼顧得極好。我個人比較偏愛富于思想的東西，不太喜歡小情小調(diào)或者秀而不實的東西。這個劇本我看過之后非常喜歡，因為它不僅深藏哲理，還很有趣很浪漫。另外，作者借用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貫穿全劇，故事與劇情融合得恰到好處，人物更為復雜豐富，所探討的問題深刻迷人，劇情的時空感也變得異常夢幻，這也是在劇作中很少見的。

還有就是這個劇作有極為特殊的一種氣質(zhì)，它在本質(zhì)上是一出悲劇，卻以抒情的詩化的方式在吟唱，猶如絕望中的美，你不希望這種絕望立刻消失。《煙草花》講述了一個古巴手工雪茄煙廠延續(xù)傳統(tǒng)，雇傭朗讀人為工人們朗讀小說——所發(fā)生的故事。但克魯斯把這個故事放到了1929年，這正是世界經(jīng)濟危機爆發(fā)的前夜。工業(yè)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資本過度擴張，投機熱潮越發(fā)癲狂。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作者不僅關(guān)注著文學對最普通的人所能產(chǎn)生的影響，更關(guān)注著新舊時代交替之際，人們心底所產(chǎn)生的困惑。《煙草花》實際上是對人類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探索，是對人類的貪婪和欲望所造成的悲劇的深切思考。這首時代的挽歌是唱給更多的人聽的，不僅僅是當年那些古巴手工業(yè)者的移民，還包括我們今天與時俱進的中國人。這就是特別打動我的地方。

楊舒帆：這個劇本既新穎又深刻，您在排演時遇到的主要的難題是什么，您是如何解決的？

陳潔：就像我前面談到的，這個劇本非常富有詩性。其中的人物是穿梭在小說和現(xiàn)實當中的，他們既是小說中的人物又是劇中的人物，亦真亦幻非常難以表達。比如那個朗讀人，作者同時將他塑造成為文學藝術(shù)的化身，他必須是崇高的，但又必須能夠隨時從化身中跳出來轉(zhuǎn)換成為故事中的人物，同其他角色一起完成現(xiàn)實的任務。除了朗讀者，劇中的其他幾個角色都需要經(jīng)歷同樣的轉(zhuǎn)換，這對解析、構(gòu)思和表達都是一個挑戰(zhàn)，對演員更是難上加難。后來我們大家在一起做了大量的心理準備工作之后，又去繁就簡，抓住每個階段人物的主要任務來表現(xiàn)。

另外一個難點，《煙草花》深刻的思想性和悲劇性并不是直接體現(xiàn)的，它是一點點文火慢燉到最后才出來的。而且它的格局很大，并沒有把著重點放在個人的命運之上，所以在表現(xiàn)的時候很困難。既需要力量又需要克制。比如說戲到結(jié)束時朗讀人死了，大家都很難過，但如果這個戲只停留在哀悼朗讀人的層面上，格局就小了。因為真正的悲劇不是朗讀人的死，而是我們無法阻止這種悲劇。作為導演，我必須把劇作中這一最深層的意義交待給觀眾。因此排練時我要求大家削弱外部沖突而加強內(nèi)部沖突，要求演員去掉一些個性即小情調(diào)的東西，服從于整體的詩性和更為深沉的思想性。

總之，《煙草花》的精神氣質(zhì)是詩性的、隱忍的。所以我同樣選擇了一種克制的、平靜的舞臺敘述方式，不做過多的無意義的調(diào)度，盡可能淡化外部的行動和沖突。舞美燈光方面雖然比較接近現(xiàn)實，但也盡量避免了瑣碎。

楊舒帆：《煙草花》寫的是上個世紀20年代末期，一群在美國的古巴移民的故事，有很鮮明的時代特征與民族特色，這是否也是一個難點，您是如何指導中國演員去塑造這些人物的？

陳潔：在我們東方人身上很難去尋找南美人的氣質(zhì)，我不希望演員去硬演。我認為西方戲劇拿到中國來，一定要找到那些可以讓中國觀眾產(chǎn)生共鳴的東西，找到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人性，你才可能落到地上。我覺得導演最主要的任務是要抓住一部劇的靈魂的東西，而不被表面的東西牽著走。這個靈魂的東西是什么呢？就是我們作為人都感同身受的東西。這樣的東西你先抓到它，它就可以打動別人。無論是排西方戲劇，還是我們自己原創(chuàng)的本土戲，都要去找這個東西。

讓中國演員去塑造外國角色，關(guān)鍵是要先了解人，透徹地了解角色身上的共同情感，平常的和特有的。我們活在世上，不管身處何方，我們經(jīng)歷的喜悅與痛苦往往是一致的，還有我們的那些欲望，那些無法阻擋的告別等等。演員們能找到這些情感的共同點，就能很快地融入角色，完全沒有種族和文化差異方面的困惑。所以，人性和共性在我看來是西方戲劇本土化最核心的東西。

楊舒帆：在您看來，我們中國的戲劇人在今天排演《煙草花》的意義是什么？

陳潔：《煙草花》放在中國當下來講，是特別切中時弊的。我們也正處在飛快的發(fā)展之中，一邊享受著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帶來的好處，一邊惋惜著正在逝去的純樸自然的生活，我們對一些東西的毀滅感到無可奈何，但這種毀滅又恰恰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是我們自己選擇了今天的這種生活方式。渴望新的又懷念舊的，這是人類最糾結(jié)的宿命，無論是1929年在佛羅里達州的古巴人，還是今天即將看到這部戲的中國人，都是如此。

時下，《朗讀者》和《見字如面》成了非常火熱的節(jié)目，這實際上是折射著人們的一種懷舊情緒。人類是趨利的，喜新厭舊的，總覺得新的就是好的，卻并不知道新的東西會給你帶來什么。一定要在經(jīng)歷了很多以后，才能明白那些被我們輕率遺棄掉的東西，實際上是很珍貴的，是我們真正需要的，這點中國觀眾看了以后馬上就會有共鳴。《煙草花》促使我們放慢腳步，去思考我們的生活，去思考我們的發(fā)展、我們的貪婪、我們的精神世界。

楊舒帆：您是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英美藝術(shù)學院戲劇與電影專業(yè)的博士，旅英十余年，這樣的學術(shù)背景與異國經(jīng)歷，對您的戲劇觀念及創(chuàng)作實踐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

陳潔：我的戲劇觀念跟學歷無關(guān)，但英國文化對我的確產(chǎn)生了很多潛移默化的影響，特別是他們追求品質(zhì)和精益求精的文化氣質(zhì)。英國人喜歡精致高級的東西卻很少談什么創(chuàng)新，不是新的就是最好的，而是高級的才是好的，這點深深地影響著我。我們?yōu)槭裁葱枰膶W藝術(shù)，為什么要有精神層面的東西呢？實際上我們是在追求一種更高級、更高尚的生活，而不是更新的生活。在中國，創(chuàng)新這兩個字經(jīng)常被人掛在嘴邊，好像看一個戲看不出點新意，所有的主創(chuàng)就都很平庸無能。但我更欣賞的是懂得把一件事情做得精細而高級，而不是顛覆或者無中生有，也不是拿一些很表面、很華麗的東西來做裝飾，高級的東西是由內(nèi)而外的。尤其是在面對一部經(jīng)典作品的時候，它的思想已經(jīng)在閃著光芒，還去創(chuàng)新什么呢，為什么要把人家肢解得支離破碎呢？

我在英國看了很多戲，能真切感受到英國戲劇里的那種精致，所有的點、所有的節(jié)奏都那么精致而準確。我認為準確是很高級的東西，非常非常地難而且非常重要。所以我創(chuàng)作的時候從來不想著去出“花花招子”，我想的是怎么讓一部戲更符合它應有的氣質(zhì)，然后再把它做細、做好。尤其是對《煙草花》這個戲來說，這次演出是這部西方經(jīng)典劇作第一次以商演的形式與中國觀眾見面，我希望盡可能地保留它本來的樣子。也許若干年以后，咱們可以提取它的精神內(nèi)核，再去做其他東西，就像我們改編莎士比亞一樣，但這一次，我還是想讓觀眾先看到它本來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