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相對于純文學，劉慈欣的科幻小說顯示出高度的新穎性，這得益于他對第三世界經驗和50-70年代中國文化精神的創(chuàng)造性容納，并因此挑戰(zhàn)了啟蒙主義觀念的普遍性霸權。劉慈欣小說的厚重情懷來自第三世界知識人反抗殖民、守護鄉(xiāng)土的“游擊隊員”品性，抗爭豪情源于中國在第三世界獨立運動中的先鋒隊位置。劉慈欣持續(xù)地書寫著實力懸殊的情況下以弱勝強的故事，既是對中國近現(xiàn)代境遇的回應，也是從革命經驗借鏡，為后革命時代的讀者們想象另一個世界的可能。

關鍵詞 劉慈欣；科幻；第三世界；游擊隊員；先鋒隊

劉慈欣的科幻小說近年來在學院內引發(fā)了極高熱度。復旦大學嚴鋒教授關于中國科幻已被劉慈欣“單槍匹馬提高到世界高度”[1] 的斷言、王德威教授2011年的北京大學演講將劉慈欣與魯迅并列、2015年北京師范大學吳巖教授開始招收科幻文學專業(yè)博士、以及2015年7月劉慈欣《三體》英文版獲科幻文學世界兩大最高獎項之一的“雨果獎”之后大量劉慈欣研究論文的發(fā)表，都是這一熱潮的證明。然而，文學研究者往往感到，讀時并不晦澀的劉慈欣小說闡釋起來卻有些困難。究其原因，首先是科幻文學所使用的語言和描述對象與80年代以來的主流文學——“純文學”——有所差別，難以套進平時慣用的人物、情節(jié)、環(huán)境三要素的分析框架之中；其次，則是科幻始終被視作一種“圈子化”的類型文學，因而被想象為與“純文學”不可通約。此外，當劉慈欣小說被放置于科幻小說譜系內部，它們也同樣顯出獨特色彩。吳巖等研究者認為劉慈欣科幻具有“新古典主義”的風格，對科學技術的力量持有樂觀肯定態(tài)度和英雄主義的情懷，因而區(qū)別于“中國已經進行了長達20年之久的科幻小說‘先鋒’、‘新潮’、‘解構’式的革命”[2] 。然而，這種風格被視為對凡爾納傳統(tǒng)的繼承，而非一種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中國經驗。

如何理解劉慈欣科幻的新穎之處？劉慈欣80年代末開始寫作，但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日大熱，它反映出科學已經如此深入日常經驗之中，塑造著人們感知現(xiàn)實和想象未來的方式，更構成了這個小說衰敗的時代最強勁的敘事動力。但劉慈欣絕非單純地鼓吹科學理性，他的小說在全新的科學元素之下繼承了大量中國50-70年代文化精神和第三世界經驗。他在科學與社會、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中展開寓言式的寫作，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

一 “新穎的劉慈欣”：第三世界的“普遍性”批判

劉慈欣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并不全是掌握高級技術的知識精英，相反有著大量的普通人。這些人成為英雄的關鍵之處，不是因為技術如何高超，而是因為他們的眼光越過了目前的生存處境，能夠展望到遙遠的未來，為人類和共同體做出長遠的謀劃。比如《鄉(xiāng)村教師》中在偏遠小山村也要為孩子講解牛頓三大定律并最終拯救地球的民辦教師，比如《中國太陽》中獻身外太空探索的農民水娃，比如《光榮與夢想》中為祖國免遭美國殖民而誓死抗爭的西亞共和國運動員，比如《混沌蝴蝶》中利用“蝴蝶效應”造霧、為祖國對抗北約轟炸死而后已的南斯拉夫科學家亞歷山大，比如《地火》中為了徹底解決煤炭能源危機、礦工安全與礦區(qū)百姓生計問題而冒險研發(fā)汽化煤的工程師劉欣……這些人的努力也許一時失敗，卻激發(fā)了千千萬萬人的勇氣和希望，為共同體的幸福和發(fā)展前仆后繼。

劉慈欣筆下的英雄形象喚起了我們對于50-70年代文學的記憶，也即：有限的個人之所以成為英雄，不僅是因為他做了什么，而且是因為他最后融入人民和歷史這樣的無限范疇之中。前面提到的這些人物，如果無視其中的科學技術元素，簡直就是我們熟悉的王二小或者董存瑞的故事。劉慈欣特別強調，科幻小說對“人物形象”的概念進行了擴展，“以整個種族形象取代個人形象”，或者“一個環(huán)境或一個世界作為一個文學形象出現(xiàn)”[3] 。劉慈欣常被批評為人物形象過于扁平，他卻依然堅持科幻應該將此發(fā)展為“自覺的表現(xiàn)手法”[4] 。這到底是通俗小說的弊病，還是劉慈欣寄托遙深的新穎之處？

如果我們回溯50-70年代的文學及其批評史，就會發(fā)現(xiàn)趙樹理也曾遭遇這樣的批評。日本學者洲之內徹曾經批評趙樹理文學“人物常常是貼上標簽的蒼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開”，缺乏現(xiàn)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本方法——心理分析，因而是不夠“現(xiàn)代”的文學。賀桂梅曾引用竹內好的《新穎的趙樹理文學》一文，指出趙樹理小說的意義“恰恰在于超越了‘個人和社會的對立’的‘苦惱’，在更高層次上實現(xiàn)了一種‘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作為“現(xiàn)代文學”支點的“典型人物”，采取的是將個人從整體中選擇出來的辦法，從而使個人/社會（整體）的二元對立成為現(xiàn)代性的必然。趙樹理則呈現(xiàn)出一種“東方的現(xiàn)代”對于“西歐現(xiàn)代性”內部困境的超克，塑造出一種“個體就是整體”的新型狀態(tài)。因此，他也掙脫了那種單一維度的、限定在“人生觀或美的意識”等固定坐標上的現(xiàn)代性——這種現(xiàn)代性自視為放之四海皆準，其實是一種霸權。[5]

劉慈欣與趙樹理具有寫作位置上的共同性，他們面對著同樣的“現(xiàn)代文學”的困境。90年代以來，建基于“人學”之上的“純文學”實踐已經逐漸喪失其最初的政治意圖，而成為自律的審美場域內的語言游戲。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則是抽象的“人”從其原本身處的、完整的政治經濟領域中抽離出來，成為文學場域中“固定的坐標”。劉慈欣曾多次在訪談中表示對主流文學以“人”作為基本尺度的不滿，“文學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場人類的超級自戀”，而他寫作的科幻文學則試圖突破這一尺度，“超越自戀”，致力于“體驗更多的東西，而不想只把精神局限于宇宙中的一粒灰塵上”[6] 。他的這些表述，往往被理解為劉慈欣的“冷酷”[7] 。“冷酷”之類的評論便是陷入對以“個人”為基準的、單一樣態(tài)的“現(xiàn)代文學”迷思之中。就劉慈欣的創(chuàng)作實際來看，與其說他是否定“人性”本身的積極意義，不如說是不滿“人性”、“文學即人學”這些概念背后的單一現(xiàn)代性標準和自居于“普遍”的壓制性力量。而他強調以種族、環(huán)境、世界取代個人，則是在其寫作中寄寓了顛覆“人學”的野心，轉譯成他自己的話就是，科幻可以超越人類中心的“自戀”，是“對主流文學理念的顛覆和拓展” [8]。

劉慈欣之于主流文學的“新穎”因此有了一種批判意味。他的寫作具有明顯的邊緣視野，涵蓋了一幅廣闊的第三世界地圖：比如《天使時代》和《魔鬼積木》中的非洲桑比亞國、《混沌蝴蝶》中的南斯拉夫、《光榮與夢想》中的西亞共和國、《全頻帶阻塞干擾》中的中國。在這些描寫美國（和北約）與第三世界國家戰(zhàn)爭的作品中，他永遠將令人激動的英雄形象設置在第三世界一方。《光榮與夢想》是一篇典型的諷刺作品，它講的是，在比爾?蓋茨的倡導和聯(lián)合國的主持下，美國與被美國制裁十幾年的西亞共和國以體育比賽的形式決定勝負。常年受制裁、國力遠低于美國的西亞共和國當然無法戰(zhàn)勝美國，但這場比賽因為使用了“非戰(zhàn)爭”的方式，因而被視為是“人道”的競爭、呈現(xiàn)出“人類大同的理想社會”的曙光，美國也相應被稱作人類戰(zhàn)爭史上“最崇高的戰(zhàn)勝者”。《光榮與夢想》所道破的正是那些自居“普遍”之物的遮蔽之處：所謂“普遍”只是霸權所有者以自身狀況為中心制定的標準。此一標準通過霸權推行為“普遍”，被壓制者如果陷于這種邏輯，除了向作為中心的霸主低頭別無其他命運。《光榮與夢想》中，美國提出通過體育比賽比拼“綜合國力”的計劃，正是以“綜合國力”這一看似中立、普遍的標準將自己的擴張行為合法化的狡計。通行于西方地理學、歷史學、生物學之中的“中心-邊緣”學說，背后也暗藏了同樣的邏輯。

再舉兩篇小說為例。劉慈欣的小說《西洋》假想當年鄭和下西洋沒有至非洲而返，而是成為哥倫布式的新大陸探險，中國中心因此取代了歐洲中心，從而以一種語言游戲的方式完成了對西方地理學的反轉。在《魔鬼積木》中，美國的基因工程“創(chuàng)世”希望通過組合人與動物的基因制造出高素質的軍人。培育過程的早期產生出的那些人類基因成分在70%以下、因而與人的形象相距較遠的怪物被無情屠殺。“創(chuàng)世”的負責人、黑人科學專家奧拉博士某次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桑比亞國，被親美政府領導下的貧富極端分化所震驚。在桑比亞的親美政府被推翻之后，奧拉博士偷偷將一批強大的變種人轉移到反美的新桑比亞政權之下，最終打敗了美國。《魔鬼積木》挑戰(zhàn)的是所謂“人”與“非人”、“高等人”與“低等人”的界定，這種界定通過生物學研究固定為一種“科學”標準，成為西方殖民擴張中種族屠殺的依據。

當代中國科幻最有力的推動者之一吳巖教授曾在2005年“勵耘學術論壇——如何進入兒童世界”的會議上做過一次名為“中國科幻與第三世界”的發(fā)言。他談及王晉康、劉慈欣等人對于中東問題和非洲問題的科幻書寫，并構想：中國科幻作家如果意識到自己的第三世界身份，就不應該使“中國兒童和青年僅僅關注自己的生存，自己的世界”，應該致力于“希望下一代關心全球。并立志為成為一個全球村的公民做好準備” [9]。此處可以追問的是，中國科幻的“第三世界”身份到底意味著什么？這一特殊位置與“科學”所攜帶的普遍性想象（即吳巖教授所說的“全球村的公民”的主體想象）之間應該構成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正如張旭東指出的，在當代文化關系中，任何文化和集體性的社會存在“都必須在一個超越了自身抽象的普遍性幻覺的基礎上，在具體的歷史的現(xiàn)實關系中將自己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再一次表述出來。不然的話，這種文化或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自我期許和自我定義就只能作為一種特殊性和局部的東西，臣屬于其他文化或生活世界的更為強大的自我期許、自我認識和自我表述。”[10] 。劉慈欣科幻的“新穎”之處，正在于其以第三世界立場反抗啟蒙主義式的“人”之形象，從而挑戰(zhàn)西方話語所攜帶的“普遍性”霸權，申明自身生活方式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二 “落地”的科學：“游擊隊員”與第三世界

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發(fā)現(xiàn)劉慈欣科幻中“科學”的特別所指。他所著意的“科學”，其核心從來不是某種高深復雜、難以獲得的知識，正如《鄉(xiāng)村教師》中的牛頓三大定律，《地火》中的汽化煤。甚至在他最“硬”的科幻小說《三體》系列中，地球人決勝三體人所憑借的，也不是前幾位面壁人將宇宙艦隊量子化或者在水星埋氫彈等大動干戈的方案，而是成本相對較低的“宇宙社會學”定理。只有《三體?死神永生》是例外，除此之外，他很少像亞瑟?克拉克、阿西莫夫等西方科幻大師那樣將主要筆墨用于描寫遙遠的宇宙場景和與他的同代人幾乎不相干的未來。此外，他小說中的正面人物也多是非體制、從事實際工作的人物，極少學院內的“科學家”。

劉慈欣的大量小說都關注著力量懸殊的戰(zhàn)爭較量，這來自于對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處境的高度濃縮。因此，他筆下獨特的科學觀念就別有意味。科學發(fā)展與國家體制的組織有著密切關系，第三世界國家卻缺乏一個強大穩(wěn)定的體制來保障科學研究，要想在與強敵的對抗中取得勝利，就要依靠非體制的力量。也正因此，游擊戰(zhàn)成為第三世界革命運動中最常見的反抗形式。游擊戰(zhàn)的特點在于，雖然深入廣大內地，卻并非農民運動，而主要是出身于中產階級或者農村小資產階級的年輕知識人的作為[11] 。游擊隊雖然在現(xiàn)代戰(zhàn)爭理論中是“不正規(guī)”和“非法的”，卻因為反抗帝國主義殖民戰(zhàn)爭、守護鄉(xiāng)土生活方式而成為真正的“大法”，“游擊隊員”通過反對自命普世理念的資本主義而展現(xiàn)出另一種現(xiàn)代性的普世理念[12] 。

類似于“游擊隊員”的特點正體現(xiàn)在劉慈欣筆下的人物中。《三體?黑暗森林》中，章北海剛一出場就說:“在這場戰(zhàn)爭中，地球文明不需要正常的普適的軍事理論，一次例外就夠了。”[13] 而羅輯與其他幾位面壁人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對作為整體的地球和人類的守護。羅輯也恰好是面壁人中最“不像面壁人”的人，近似一名非正規(guī)的“游擊隊員”。《混沌蝴蝶》中孤身奔赴各地利用蝴蝶效應造霧、保衛(wèi)南斯拉夫免遭北約空襲的亞歷山大，也和羅輯屬于同一“游擊隊員”形象序列。《光榮與夢想》的結尾，更是讓在奧運會上失敗的西亞共和國人民以游擊戰(zhàn)反抗殖民占領：他們違反了奧運會前的約定，這是“非法的”；但他們是為自己祖國的獨立而戰(zhàn)斗，這是另一種更高的“法”。這一系列充滿光彩的人物，都與第三世界獨立運動中的“游擊隊員”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

與反抗殖民、守護鄉(xiāng)土的“游擊隊員”們形成對照的，是一些不切實際的“科學家”。對這類人最典型的諷刺出現(xiàn)在《格列佛游記》中對飛島“勒皮他”的描寫里。勒皮他上住滿了狂熱的發(fā)明家，他們熱衷于各種精巧機械和高深理論，因此與不懂這些“知識”的老百姓隔離開來。實際上，他們缺乏真正做事和與老百姓打交道的能力，從個人生活到國家政治都一團糟。斯威夫特的諷刺針對的是那些因追求科學“真知”而背離民眾生活（即所謂“常識”）的科學家們。[14] 在劉慈欣的《三體》系列中，也有著這樣一批醉心于脫離實際的創(chuàng)制的“科學家”。

《三體》中，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科學家之女葉文潔進入了中共秘密建立的尋找地外高智慧文明的“紅岸工程”，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向地球之外遠距離發(fā)送信息的方法，并接收到三體世界的消息。她堅信技術發(fā)達的三體世界一定具有比地球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準，在對人類的絕望中三體發(fā)出信息：“到這里來吧，我將幫助你們獲得這個世界，我的文明已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需要你們的力量來介入”。隨后，深奧精妙的三體游戲讓一大批地球上的精英知識人被三體世界吸引，他們組成了地球三體組織（ETO），以“消滅人類暴政，地球屬于三體”為口號，希望三體人能帶來更美好的文明，改變地球的落后狀況。然而，三體人并不如想象中善良，他們因自己環(huán)境惡劣而希望向地球殖民，從而引發(fā)了整個銀河系的大災難。

以葉文潔為代表的“地球三體組織”便是那種脫離民眾的“科學家”代表。三體游戲提供了普通人難以理解的深奧內涵，是專門為知識精英設計的智力游戲。借用作為資深玩家的老哲學家的表述：三體游戲“那深邃的內涵，詭異恐怖又充滿美感的意境，邏輯嚴密的世界設定，隱藏在簡潔表象下海量的信息和精確的細節(jié)”[15] 令玩家非常著迷，并讓他們覺得現(xiàn)實無比平庸與低俗。更可怕的傾向在于，他們也不愿安于個人的沉思生活，還要結成社團、行會，攫取權力。精英們認為大眾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卻并不回到大眾之中幫助大眾，反而是站在大眾之外指手畫腳、甚至想要毀滅這些他們眼中的平庸生活。這是知識人最危險的傾向。

此處切中了《理想國》最著名的問題之一：受過教育的人應不應該回到沒受過教育的人當中。劉慈欣2001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朝聞道》幾乎是對這一問題的直接展示。小說中，科學家們?yōu)榱说弥钪嬷械慕K極真理走上“真理祭壇”，與高智能的外星來客完成“生命和真理的交換”。他們提出的問題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后證明”和“地球上恐龍滅絕的真正原因”等等。即使得到答案的十分鐘之后就要化為火球，這些全世界最頂級的科學家們依然寧可拋棄生命、愛情、溫暖的家庭和對人類社會的責任心，為了能領悟宇宙的終極真理和終極和諧之美在所不惜，可謂“朝聞道，夕死可矣”。

在《朝聞道》中，圍觀科學家們以生命交換真理的普通人們“能清楚地感受到那些人的興奮和喜悅，像是一群在黑暗的隧道中跋涉了一年的人突然看到了洞口的光亮”[16] ，這便是關于“啟蒙”的經典比喻：被光照亮。《理想國》卷七講述了“洞穴之喻”。在蘇格拉底看來，洞穴中的囚徒必須先走出洞穴、直視太陽，然后再重返洞穴。囚徒走出幽暗的洞穴，是因為“靈魂不斷地渴望向上”，因為對美好真理的追求使他們不斷超越自我。而返回洞穴，則是為了城邦中共同的生活——一方面，只有這樣，才能讓幸福“分布在整個城邦之中”，而不是“讓城邦中的某一階層過上與眾不同的幸福生活”[17] ；另一方面，洞穴中的生活自有其存在價值，知識人對民眾的生活傳統(tǒng)必須保持敬重，不能因為獲得了洞穴之外的知識就回來指手畫腳。只有同時擁有了洞穴內外的視野，才能達到對于真理的整全認知。

啟蒙運動帶來的，“不止是國家與教會的分離，而且是政治權力與所謂‘市民社會的機構’及其知識分子手中的意識形態(tài)權力的相對分離”[18] 。這也是80年代以來 “新啟蒙”運動的后果：啟蒙知識人成為一股獨立的力量，不僅憑借其知識自視為立法者、對抗統(tǒng)一的政治權力，也與人民大眾相分離。從劉慈欣對于ETO的刻畫中，可以看出中國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影子。從將“邪惡黑暗”的文革作為葉文潔對人類極端失望的原因，到葉文潔向地球之外發(fā)送信息“我的文明已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需要你們的力量來介入”的“超穩(wěn)定結構”式的表述，再到認定高科技的三體文明必然擁有更高文明形態(tài)的“現(xiàn)代化”意識形態(tài)[19] 和期盼三體文明通過殖民地球來改造人類文明的“河殤派”思維，再到作為ETO成員之一的女作家說“人類是什么？多丑惡的東西，我上半生一直在用文學這把解剖刀來揭露這種丑惡”的“啟蒙”與“療救”話語，這些細節(jié)都表明：即使劉慈欣不是有意反諷，也可以說ETO與“新啟蒙”有著相同的成因。而劉慈欣的科幻寫作，正開始于80年代末的反思之中。

劉慈欣筆下有一組強烈的意象——上升與下降，這正是《理想國》中描述的走出洞穴與重返洞穴的道路。在《中國太陽》中，飛向外太空的水娃心中始終牢記著中國、自己的村莊和村前的小路。在《鄉(xiāng)村教師》中，民辦教師臨死前給孩子們講授的知識傳向宇宙中的星際戰(zhàn)艦，宇宙智慧生物因此感嘆萬千，吟唱出的歌謠傳遍了整個銀河系，而與此同時，鄉(xiāng)村教師的學生們“沿著小路向村里走去，那一群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山谷中淡藍色的晨霧中” [20]，他們將給這塊古老貧瘠的土地帶去希望。在《光榮與夢想》中，西亞共和國的馬拉松運動員辛妮最終與圣火合而為一，這最終激發(fā)起西亞人民的反抗：雖然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開進首都，西亞軍隊解散，重武器被收繳，但“輕武器都散落到民間，現(xiàn)在，如果有一陣狂風吹開西亞所有的屋頂，您會看到每扇窗前都有一個射手”[21] 。在《地火》中，工程師劉欣的最后一個動作也是走下噴著地火的礦井。在“上升”所產生的前進感和“下降”這一動作所攜帶的對共同體的深厚感情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張力，這便是劉慈欣小說中最動人心魄之處。

在為《三體》英文版所寫的前言《東方紅與煤油燈》中，劉慈欣采取一種“上下穿插”的形式來講述自己科幻道路的起點。作者思緒在天空與大地之間的徘徊，構成了這篇文章的基本框架：第一、二段是“上升”，回憶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東方紅一號”給自己帶來強烈的好奇與向往；第三段“下降”，寫“與這些感受同樣記憶深刻的，是我肚子中的饑餓”和“村中的破舊的茅草房中透出煤油燈昏暗的光”；第四段再“上升”，寫人造衛(wèi)星讓幼年時的劉慈欣覺得滿天群星也離自己很近；第五段又“下降”回現(xiàn)實，寫父母在煤礦的工作和文革中武斗的槍聲；第六段再度“上升”，寫自己閱讀《十萬個為什么》天文卷，被那些超出人類感官范圍的極大與極小尺度所震撼；第七段又“下降”，“就在我被光年所震撼的那一年”河南駐馬店58座水壩坍塌的慘烈景象。劉慈欣總結說：“就這樣，人造衛(wèi)星、饑餓、群星、煤油燈、銀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災……這些相距甚遠的東西混雜糾結在一起，成為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說。”[22] 這種上與下、遠方與近處相穿插的寫法看似缺少章法，卻其實別有深意：它呈現(xiàn)出一個統(tǒng)一、融合的世界觀，曾一度被自命精英的啟蒙知識人獨立出來的科學領域又重新恢復了與生活世界的聯(lián)系。

《三體》中，劉慈欣展現(xiàn)出一個愛因斯坦與砸石子的貧窮男孩相遇的情景，并借葉文潔外公之口說出：“在中國，任何超脫飛揚的思想都會砰然墜地的，現(xiàn)實的引力太沉重了。”這正是對于第三世界文化狀況的感嘆。這樣的“科學”也許不夠“純粹”，但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科學不僅是啟蒙主義式的“超脫飛揚”，還必須擁抱我們的具體生活世界和存在方式。

三 “先鋒隊”意識與科幻的中國經驗

上文已經論及，劉慈欣集中處理的問題之一是：當力量對比懸殊之時，弱何以勝強？他的小說注意到了具有“游擊隊員”品性的第三世界知識人在反抗殖民戰(zhàn)爭中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憂慮是，如何防止科學技術的高低成為判斷文明水準的標準、進而使技術落后的文明喪失生存的合理性？這一邏輯正是資本主義國家向第三世界殖民擴張的根本邏輯。倒過來講，也正是《三體》中ETO成員輕易臣服于三體星人的邏輯。魯迅當年在《破惡聲論》中就批判過這種“崇強國”、“侮勝民”的“第二等獸性愛國”邏輯，如果以推崇霸權的方式去反抗霸權，依然擺脫不了“奴子性”。真正有效的反抗，應該是在自己的“本根”上“自立”[23] 。

人們很容易注意到劉慈欣小說中強烈的中國形象。羅輯（《三體?黑暗森林》）、李白（《詩云》）、中國鄉(xiāng)村教師（《鄉(xiāng)村教師》）拯救了地球；中國農民水娃（《中國太陽》）飛向外太空；章北海（《三體?黑暗森林》）強調在戰(zhàn)爭中“思想政治工作先行”，并批判“技術崇拜和技術致勝論”而產生的“失敗主義”與“逃亡主義”，簡直就是《論持久戰(zhàn)》的翻版。甚至在《光榮與夢想》中，西亞共和國運動員辛妮也是在成千上萬名中國人的鼓舞中跑向終點。劉慈欣本人更是聲言：“我堅信，最美的科幻小說應該是樂觀的……反烏托邦三部曲已經誕生，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土地上創(chuàng)造出科學的烏托邦三部曲。這個使命可能只能由中國人完成，因為同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文化是樂觀的文化！”[24] “中國”在劉慈欣的科幻中不僅是背景和元素，更賦予了他筆下人物敢于挑戰(zhàn)強敵的自信。

回到前文關于第三世界何以面對資本主義國家自立的問題，毛澤東1970年同坦桑尼亞政府代表團和贊比亞政府代表團談話時給出了一個答案:

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個什么帝國主義。當然，我不是說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都要反對，也不是說帝國主義國家的技術不可以學習，而是說，對帝國主義的政治的迷信，對它們那套欺騙，要破除。 [25]

以氫彈、原子彈、飛機到處占領的辦法，是“老牌帝國主義英國的辦法”，而英國“現(xiàn)在比較乖乖的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戰(zhàn)爭是“老牌”的，新興的力量在于“第三世界”。因此，“帝國主義怕第三世界”。其中顛倒舊有統(tǒng)治結構的志氣與對于自身力量的自信，正與劉慈欣相合。而劉慈欣早在創(chuàng)作于1989年、從未出版的小說《中國2185》中就對毛澤東有過致敬。

與他的同齡人韓松在《地鐵》等小說中書寫的科技使人異化的反面烏托邦相比，劉慈欣的“科學”理念接近于更早的一代人。這體現(xiàn)為兩點：一是堅信底層民眾中也有著不輸于學院科學家的智慧潛力，二是對于科學的樂觀主義態(tài)度。

在葉永烈1977年發(fā)表的、轟動一時的科幻小說《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中，為從恐龍蛋中復活恐龍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不是科學院的專業(yè)科學家，而是青年玉石雕刻女工、有四十多年孵雞經驗的老貧農和翻身藏族農奴。這些人不是從科學知識的推演而是從其日常工作的經驗中獲得啟迪。類似的情節(jié)出現(xiàn)在劉慈欣的《中國太陽》中，農民工水娃憑借擦高層建筑外墻的技藝，代替專業(yè)宇航員進入太空。根據莫里斯?邁斯納的分析，破除體腦勞動的分界、將農民視為創(chuàng)造力的源泉和對體制化的不滿，正是毛澤東主義的烏托邦特色所在[26] 。

葉永烈的創(chuàng)作經歷，還關聯(lián)著中國科幻在70、80年代之交從積極轉向消極的重要轉折點。《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發(fā)表后，遭遇《中國青年報》“科普小議”欄目“違反科學”的持續(xù)詰難。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以葉永烈《黑影》為代表的科幻作品更被以“偽科學”和“散布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懷疑和不信任”的名義遭到批判，中國科幻小說跌入谷底，被稱為從舞臺上悄然退場的“灰姑娘”。[27] 葉永烈遭到批判的原因，與70、80年代之交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轉型使“科學”的內涵發(fā)生變化有關。80年代的變遷之一，是毛澤東主義所攜帶的烏托邦夢想被推至無比遙遠未來。與之相應，“客觀規(guī)律”在50-70年代本意味著一種歷史必然性的保證，允諾人們可以通過積極的行動抵達烏托邦；而到了80年代，它們則成了“一種警告，提醒人們客觀規(guī)律總是嚴格地限制著人們的行動和社會變動的可能性”。[28] “科學”的內涵也因此從一種通往未來的積極可能性，變?yōu)橐环N束縛著人類行動的“客觀規(guī)律”。所以，葉永烈的科幻作品因為幻想過多而被視為“偽科學”，而從60年代就開始創(chuàng)作的葉永烈卻認為幻想成分還不夠，“要以未來的眼光看待科幻”[29] 。

劉慈欣與葉永烈都繼承了來自50-70年代的對人民潛能的信心和樂觀主義精神，但其內涵并不完全相同。葉永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中，翻身工農的智慧高過專業(yè)科學家，這是對于啟蒙主義理念中精英/大眾關系的激進翻轉，但也顯得有些虛假。后革命時代的劉慈欣從未普遍地認定哪一群人的智慧一定高于另一群人，而是借用革命年代的經驗，書寫如何打破已有強弱關系的問題。這最集中地體現(xiàn)在《三體》系列里：一方面，即使暫時處于弱勢，也必須有抗爭的勇氣，因此他首先就諷刺了臣服于三體強力的ETO成員和那些被嚇垮的“逃亡主義者”。但這種勇氣是建立在打破“強者迷信”和對自身潛力的自信之上，而非盲目樂觀。比爾?希恩斯向人類植入“勝利主義”的思想鋼印最后卻變成了“失敗主義”鋼印，就是對此的一個教訓。另一方面，以弱勝強的戰(zhàn)爭需要有一群人作為先導。《三體》中有一組鮮明的形象：為人類謀劃深遠的“未來史學派”和章北海、老科學家丁儀、在孤獨中履行執(zhí)劍人任務的羅輯，先“只送大腦”后又冒著危險為地球人巧妙傳遞關鍵情報的云天明……人類被宣告末日之后的反應有很多種，但真正被三卷本長篇《三體》系列推向前景的，是這一小群人為了守護地球進行的反復、堅定的抗爭：對“反面烏托邦”的反抗，或許反而是最具有烏托邦精神的英雄行為。

我們閱讀劉慈欣時那種熟悉而陌生的感受，正來自于這一小群人其實是在全新環(huán)境中出現(xiàn)的、我們在中國歷史中反復閱讀過的高貴人物——“先鋒隊”：

這種先鋒分子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他們是不謀私利的，唯一地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他們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往直前；他們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他們在革命的道路上起著向導的作用。 [30]

在艱難的任務面前，中國共產黨當仁不讓：“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31] 在《三體》之前，《混沌蝴蝶》和《光榮與夢想》中為了祖國獨立死而后已的亞歷山大和辛妮也是這樣的先鋒隊。而《三體》將先鋒隊的作用從民族解放戰(zhàn)爭放大到地球文明存亡絕續(xù)的尺度，則試圖表明：先鋒隊的精神不只限于一時一地，而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正是劉慈欣科幻中內蘊的這段中國獨立與解放的歷史，成就了其真正反叛精神，也是它們能夠打動眾多讀者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們意識到，上面這段關于“先鋒隊”的論述出自毛澤東1937年在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論魯迅》，劉慈欣的科幻寫作就變得更加意味深長。《論魯迅》的一開頭就說：“我們陜北公學主要的任務是培養(yǎng)抗日先鋒隊的任務”，然后以魯迅作為一個典范、一個“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的“民族解放的急先鋒” 進行闡述。文化教育的意義，正在于樹立可以仿效的典范。通過學習，那些有潛能的人們成為新的先鋒隊，承擔起維護共同體和傳承文明的責任。我們可以將劉慈欣的科幻寫作也視為這樣一種文化教育的方式：不是直接灌輸知識，而是一種對于趣味、視野和心性的培育與訓練。劉慈欣所說科幻能使人“超越自戀”、克服麻木感、通過驚奇產生對理想社會的不斷向往，都指向這樣的功能。《中國太陽》中，沒有霍金在太空中與農民工水娃的交談，水娃也就不會有后來探索太陽系外宇宙的愿望。《鄉(xiāng)村教師》里即使在貧病交加中也要向鄉(xiāng)村孩子講授牛頓三大定律的教師，體現(xiàn)的也是這樣的精神。

結語

在“劉慈欣熱”中，《三體》系列的“黑暗森林法則”是最著名的情節(jié)。這一關于沖突永恒的理論之所以深入人心，其實是重復了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早已有過的、人類在天性上就互相沖突的“自然社會”判斷。劉慈欣大部分作品都在描繪這種爭斗與混亂的場景，因此在根本意義上具有了對人類文明的寓言性。他沒有止步于描繪，或者寄希望于強力的解決，而是從第三世界反抗殖民的艱難歷史中借鏡，試圖開出解決混亂的藥方。劉慈欣科幻的厚重情懷來自第三世界知識人反抗殖民、守護鄉(xiāng)土的“游擊隊員”品性，抗爭的豪情則可追溯到中國在第三世界獨立運動中的先鋒隊位置。科幻文學對主流文學的挑戰(zhàn)，在于打破了“人學”的范疇，從而有可能洞見啟蒙主義觀念所攜帶的普遍性霸權。劉慈欣的科幻，則進一步通過對第三世界經驗的創(chuàng)造性容納，幫助后革命時代的我們想象另一個世界如何可能，為人類文明尋找未來道路。這是對另一種普遍性的表達，也是“新穎的劉慈欣文學”的真正靈魂所在。

作者簡介：羅雅琳，1992年11月生于湖南湘潭，現(xiàn)為北京大學中文系2016級博士生。主要關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化批評。曾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現(xiàn)代中文學刊》、《文藝理論與批評》等刊物發(fā)表文章。

注釋：

[1] 劉慈欣：《流浪地球》，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2] 吳巖、方曉慶：《劉慈欣與新古典主義科幻小說》，《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

[3] 劉慈欣：《超越自戀——科幻給文學的機會》，《劉慈欣談科幻》，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16頁。

[4] 劉慈欣：《從大海見一滴水——對科幻小說中某些傳統(tǒng)文學要素的反思》，《劉慈欣談科幻》，第54頁。

[5] 賀桂梅：《趙樹理文學的現(xiàn)代性問題》，《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245頁。

[6] 劉慈欣：《超越自戀——科幻給文學的機會》，《劉慈欣談科幻》，第111-112頁。

[7] 劉慈欣被另一位科幻作家何夕評為：“一個冷漠的宇宙觀察者，冷酷的道德評判者，再加上一個冷靜的思想者”。見黃永明：《每一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手——專訪科幻作家劉慈欣》，《南方周末》2011年4月26日。

[8] 劉慈欣：《超越自戀——科幻給文學的機會》，《劉慈欣談科幻》，第113頁。

[9] 吳巖：《中國科幻與第三世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a22af010002ei.html

[10] 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11] [英]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 1914-1991》，鄭明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657-658頁。

[12] 參見劉小楓：《游擊隊員與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儒教與民族國家》，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95-224頁。

[13] 劉慈欣：《三體?黑暗森林》，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53頁。

[14] 參見馮慶：《培根與斯威夫特筆下的科學政制》，《古典研究》2015年秋季卷。

[15] 劉慈欣：《三體》，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69頁。

[16] 劉慈欣：《朝聞道》，《2002中國年度最佳科幻小說》，桂林：王逢振等選編，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4頁。

[17] [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王揚譯注，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頁。

[18] 陳越：《領導權與“高級文化”——再讀葛蘭西》，《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年第5期。

[19] 當被問到為何葉文潔相信三體文明能夠改造和完善人類社會時，葉文潔回答：“如果他們能夠跨越星際來到我們的世界，說明他們的科學已經發(fā)展到相當的高度，一個科學如此昌明的社會，必然擁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準”，而另一位ETO成員則認為西班牙人對美洲的殖民是有利于當地文明進步的。

[20] 劉慈欣：《鄉(xiāng)村教師》，《2001年度中國最佳科幻小說集》，韓松主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24頁。

[21] 劉慈欣：《光榮與夢想》，《帶上她的眼睛：劉慈欣科幻小說精品集》，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62頁。

[22] 劉慈欣：《<三體>英文版后記：東方紅與煤油燈》，http://www.guancha.cn/LiuCiXin/2014_12_24_304284.shtml。

[23] 參見汪暉：《聲之善惡：魯迅<破惡聲論><吶喊?自序>講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年1月版，第81-87頁。

[24] 劉慈欣：《天國之路——科幻和理想社會》，《劉慈欣談科幻》，第73頁。

[25] 毛澤東：《帝國主義怕第三世界》，《毛澤東外交文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87-588頁。

[26] 參見[美]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張寧、陳銘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7] 參見葉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第七、八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80-746頁。

[28] [美]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第193頁。 [29] 葉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第325頁。

[30] 《論魯迅》，《毛澤東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頁。

[31] 《論魯迅》，《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2頁。 

（原刊于《現(xiàn)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