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自皇帝而下，喜好文學，揭開了中國少數(shù)民族大量進行雙語創(chuàng)作的序幕，這是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史上的一大變局，中國文學史的多元并蓄局面從此逐漸走向興盛，尤其是他們的漢語文學創(chuàng)作，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大特色和亮點，為發(fā)展和繁榮中國文學作出了較大貢獻。元明之際，契丹人完全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列，明代以后史籍，幾乎見不到有關(guān)契丹的記載，契丹文學至此即告結(jié)束。不過，契丹作為一個民族雖然已經(jīng)成為歷史，但其族群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卻在中國文學史上熠熠生輝、別具風格，值得我們重視和珍惜，并認真加以整理、繼承、研究。

近百年來，對契丹（Khita或Khitay）民族、語言、歷史、考古、民俗等領(lǐng)域的研究已成為國際性課題，對契丹大小字的解讀甚至成為世界“絕學”。但與上述領(lǐng)域相比，學術(shù)界對契丹文學的研究則顯得略微沉寂。從查閱文獻資料的情況看，截至目前，國內(nèi)外沒有一本專門的《契丹文學史》著作；已經(jīng)出版的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史著作，對契丹文學的論述也比較少；相關(guān)學術(shù)論文雖有一定的數(shù)量，但分量與影響仍顯不足。

契丹文學可分為口頭流傳文學、契丹語書面文學、契丹作家創(chuàng)作的漢語文學以及翻譯文學。綜合目前國內(nèi)外的相關(guān)研究，大體可分為五類：一是契丹口頭流傳文學研究，這一研究近于神話傳說和史詩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蒲田大作《釋契丹古傳說——薩滿教研究之一》。二是契丹語文學研究，主要有蘇聯(lián)學者B.C.斯塔里科夫《論契丹文學》、周惠泉《論遼代的契丹文文學》兩篇論文，其中斯塔里科夫的研究極有價值，他根據(jù)出土的契丹大小字文獻研究出契丹墓志詩的韻律和結(jié)構(gòu)。三是契丹族作家研究，主要有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和《耶律文正年譜余記》、陳垣《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異趣》和《耶律楚材之生卒年》、劉曉《耶律希逸生平雜考》、澳大利亞Igor de Rachewiltz《A NOTE ON YELV ZHU耶律鑄AND HIS FAMILY》等論文，以及劉曉《耶律楚材評傳》、日本學者飯?zhí)锢小洞竺晒哦U人宰相耶律楚材》和杉山正明《耶律楚材とその時代》等著作，在這些研究成果中，王國維和陳垣卓為大家，有拓荒之功；日本學者的研究角度新穎、爬梳詳細，發(fā)人深思；劉曉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礎(chǔ)上多所開拓，亦有不少創(chuàng)見。四是契丹族作家漢語文學及翻譯作品研究。契丹族作家漢語文學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張晶《論遼代契丹女詩人的創(chuàng)作成就及其民族文化成因》和《耶律楚材詩歌別論》、別廷鋒《遼代契丹族文學概說》、查洪德《耶律楚材的文學傾向》、李軍《論耶律鑄和他的〈雙溪醉隱集〉》、白顯鵬和于東新《論金代契丹族耶律履父子詞》等；翻譯作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陳重和米有華《試談遼代長詩〈醉義歌〉》、周惠泉《遼代契丹文文學的代表作：〈醉義歌〉》等。五是相關(guān)的文學史著作，主要有張晶《遼金詩史》和《遼金元詩歌史論》、羅斯寧和彭玉平《宋遼金元文學史》、黃震云《遼代文史新論》和《遼代文學史》、楊鐮《元詩史》等。這些文學史類著作雖然研究比較全面，具有較高的學術(shù)價值，但其并非契丹文學專論，且未關(guān)注耶律鑄、耶律希逸、耶律希亮等許多契丹族的重要作家。

從契丹作家創(chuàng)作文學的特點看，第一，契丹作家多以對中國正統(tǒng)和中華文化的認同為創(chuàng)作思想基礎(chǔ)。略舉二例：第一例見于《遼史·耶律倍傳》，遼太祖欲祭祀有大功德者，大臣提議祭祀佛，太祖否定曰：“佛非中國教。”太子耶律倍曰：“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十分高興，立即下令建孔子廟，并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可見遼太祖與太子均認同遼乃中國之一部分，認同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及其思想。另一例見于《遼史·世表》：“故君四方者，多二帝（按，即黃帝、炎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后。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后。”《遼史》最初的史料來源是耶律儼的《實錄》，耶律楚材家族的耶律履、耶律鑄等人先后參與纂修，該書最終成于元代脫脫等人之手。既然契丹人稱自己為炎帝之后，可見他們完全認同自己華夏后代的身份。在很多契丹作家的詩文著作中，多以儒家思想為主導，著作詩文多求經(jīng)世致用，且多秉持“天下一混車書同”的思想，遼代皇帝曾下詔“聽契丹人與漢人通婚”，以平常心看待民族融合，故其詩文往往不分彼此，民、漢作品思想內(nèi)容并無差別。

第二，使用雙語進行創(chuàng)作。遼金元皇宮朝廷中官員的交流與交往、民間的交流與交往，必定是雙語狀態(tài)。《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的編撰者意識到了這一點，專門在《導言》中撰寫了《多語狀態(tài)》一節(jié)，認為：“在這些外族人中，那些親漢人的知識分子精英不僅經(jīng)常不斷地學習用文言寫作的高深技巧，而且持之以恒地努力把漢文文獻通過翻譯介紹給他們的同胞。”從現(xiàn)存的契丹詩文來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部分出土墓志正面和背面的契丹、漢字雙語志文。

第三，女性文學成就突出。在中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文學史上，契丹女性文學可算是獨領(lǐng)風騷。查古代史籍，懂漢語的少數(shù)民族女性數(shù)量極少，能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更是鳳毛麟角，這大約與她們?nèi)狈W習教育機會有關(guān)。相比而言，契丹女性無論在接受藝術(shù)教育、漢語學習，還是在參與文學活動乃至創(chuàng)作方面，都更加開放和主動。在遼代契丹女詩人中，有兩位被寫入中國文學史教材，一位是蕭觀音，另一位是蕭瑟瑟。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評價說：“遼詩中最能見出特色，也最能動人心弦的當是契丹女詩人蕭觀音、蕭瑟瑟的作品。”尤其是蕭觀音，因其文學成就較高，1986年版《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于遼代作家中僅列其一人，能夠得到如此高的評價，可謂實至名歸。

（作者：和談，系新疆大學學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