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腰鼓 陳美琪攝

梁向陽 筆名厚夫，男，1965年生，陜西延川人；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陜西省作協(xié)副主席。主要研究當代散文、延安文藝與路遙研究等，業(yè)余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榮獲全國寶鋼優(yōu)秀教師獎、陜西省教學名師獎、陜西省宣傳思想文化系統(tǒng)“四個一批”人才。著有《路遙傳》《走過陜北》《當代散文論文研究》《邊緣的批評》《心靈的邊際》。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100多年前，英國傳教士史密斯曾說過這樣一番話：“我的調查工作漸漸讓我產生一種近似敬畏的謙卑。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永恒過去的地方，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與這個地方密切相關，有些甚至是有世界性意義。對這個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與日俱增。不管我們對延安的未來有何貢獻，有一個事實是無法改變的，延安的歷史不會從我們開始，它的歷史比亞伯拉罕還要古遠，我們是永無止息的，各種各樣訪客中最晚的，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員……”這位100多年前到過延安的英國人，非常敏銳地注意到延安乃至陜北的獨特性，回到英國后在其著述中有了上述判斷。

事實上，陜北不僅是現(xiàn)代史上中國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原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的結合部，是華夏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

可以這樣說，陜北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理文化名詞，具有豐富和沉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了解陜北文化，了解陜北文學，也是認識中華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面。

陜北的地域與歷史

陜北高原從地域環(huán)境上講，是黃土高原的有機組成部分。通常是指這樣一個區(qū)域：北到榆林長城，南到秦嶺北山，西到子午嶺，東到秦晉峽谷。陜北高原在地理地貌上有兩大類型區(qū)：一是黃土高原的溝壑區(qū)；一是黃土高原的塬梁區(qū)。延安以北長期飽經風浸雨蝕形成的溝壑區(qū)，構成了陜北黃土高原溝壑縱橫、山大溝深、土磽地瘠的地理特征。陜北一方面宜耕宜牧，適宜于生產力低下時期多種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是連接中原王朝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

仔細檢索陜北歷史，發(fā)現(xiàn)中華民族的一些標志性文化符號如黃河、黃帝陵、長城與陜北有關；陜北的歷史總與刀光劍影的戰(zhàn)爭直接相關。陜北高原長期處于草原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拉鋸式的爭奪狀態(tài)。史料記載，從殷周至宋元的30多個世紀里，陜北高原上先后出現(xiàn)過獫狁、鬼方、土方、戎、狄、樓煩、匈奴、羌、氐、鮮卑、稽胡、黨項、吐谷渾、女真、蒙古、高麗，以及來自西域的龜茲人、粟特人等20多個北方游牧民族，與漢民族長期錯居。陜北人的人種，有雜交優(yōu)勢，男性多壯實剽悍、倔強豪爽，女性多窈窕娟秀，心靈手巧，人稱“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

獨特的陜北文化

“安塞腰鼓”中的陜北 陜北獨特的地域與歷史，造就了陜北文化。陜北文化呈現(xiàn)出這樣幾種狀態(tài)：一是陜北山川地理文化，包括陜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觀呈現(xiàn)的文化；二是陜北歷史文化，即陜北這塊土地在人類生存與發(fā)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三是陜北器物文化，如交通工具、生產工具、生活用品等與陜北人生存與發(fā)展密切相關的器具所呈現(xiàn)的文化；四是陜北的精神文化，是指精神層面的文化，反映在陜北人的氣質、性格、行為處事，以及風俗習慣中。

“安塞腰鼓”是陜北高原特有的地域文化現(xiàn)象，也是陜北人精神風貌的象征和符號，而這一切均與陜北古老的歷史有關。

陜北高原是連接中原農業(yè)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自古以來就是邊關要地：秦始皇時期大將軍蒙恬，率30萬大軍鎮(zhèn)守陜北，筑長城，修直道，防止匈奴內侵；北宋時期韓琦、范仲淹、沈括等一代武將、文臣來到陜北，領導過抵御西夏人入侵的戰(zhàn)爭；而明朝時期九鎮(zhèn)之一的“延綏鎮(zhèn)”長城，幾乎承擔了明朝中、后期北方邊境一半以上的防務。可以這樣說，“安塞腰鼓”既是古代激勵邊關將士沖鋒殺敵、浴血奮戰(zhàn)的號角，也是將士們征戰(zhàn)凱旋的歡迎曲。古代戰(zhàn)爭擂鼓鳴金的場面，永遠地消失了。這種于激情和力量中的儀式，卻深深地根植于陜北這塊古老的土地上。陜北的鄉(xiāng)間，腰鼓成為一種娛樂形式，于浪漫中宣泄生命的激情，于詩意中追求永恒的精神力量。

20世紀以來，隨著中共中央進駐延安13年，以及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安塞腰鼓”這種原來純民間的廣場文化形式，也漸漸走進廟堂，進入全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視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安塞腰鼓”曾經在亞非拉走紅；20世紀80年代初，在“第五代導演”陳凱歌一炮打響的《黃土地》中，“安塞腰鼓”征服了西歐觀眾的心靈；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許多次大型的國家慶典，均有“安塞腰鼓”出場。“安塞腰鼓”所釋放出的能量，不僅僅是陜北這塊古老的黃土地的地域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堅毅不屈、意氣風發(fā)、蓬勃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象征。

陜北的鼓文化非常發(fā)達，除了有世界聞名的“安塞腰鼓”外，還有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黃陵抬鼓、黃龍獵鼓、志丹扇鼓等等，這叫“多鼓齊打，鼓舞催春”。

陜北民歌、陜北說書與陜北陜北民俗文化呈現(xiàn)在陜北人日常生活的行為方式中。陜北民歌與陜北說書，就是陜北民俗文藝的代表。

陜北人愛唱歌，尤其是愛唱民歌。陜北有句俗語，“女人們憂愁哭鼻子，男人們憂愁唱曲子”。古人言，“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在陜北，不論表現(xiàn)喜、怒、哀、樂哪種情感，都是有歌有曲的。陜北民歌內容豐富，題材廣泛；通俗易懂，喜聞樂見，易于流傳。

從體裁上來說，陜北民歌種類很多，有山歌、勞動歌曲、小調、秧歌、風俗歌等形式。信天游，是陜北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體裁。由于“信天游”聲名遠播，人們一提到陜北民歌，自然會想起“信天游”。“信天游”，也叫“山曲兒”“順天游”。顧名思義，順天而游，自然是民歌手們隨心所欲、信馬由韁地唱出來的。唱給大自然聽，讓它隨風游走。它節(jié)奏自由，音域寬廣，高亢奔放，成為陜北民歌中最為璀璨奪目的明珠。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詩人李季創(chuàng)作的著名長詩《王貴與李香香》就是用信天游的格式寫成的；詩人賀敬之的《回延安》，也是模仿信天游的典范。“東山里的糜子西山里的谷，黃土里笑來黃土里哭！”陜北民歌以其博大的內容，活潑的形式，自由的節(jié)奏，優(yōu)美的旋律和精妙的語言，在中國藝術史乃至世界藝術史上都留下了燦爛的一章。

陜北說書這種陜北民間的說唱藝術，某種意義上是陜北民歌的一個變種，深受陜北人喜愛。陜北傳統(tǒng)的說書藝人，基本上是盲人或半盲人，為了養(yǎng)家糊口，身背三弦或琵琶，手持木棍，走村串戶招攬生意。他們說書的內容，大體上可分為神話故事、民間傳說、歷史演義、公案傳奇、忠臣孝子、農民起義、男情女愛等。他們的社會身份極低，往往被人們瞧不起。陜北說書真正獲得新生，是“陜甘寧邊區(qū)”時期。勞動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陜北民間藝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成為文藝工作者宣傳和介紹的對象。新中國成立后，陜北說書已不再是盲人借以謀生的一種手段了，它成為真正的民間藝術，它已經成為一種綜合的說唱藝術。

歷史視域中的文學

清朝光緒年間翰林院大學士王培棻來陜北巡視，寫下《七筆勾》詩句，其中有這樣兩段：“山禿窮而陡，水惡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無錦繡。狂風陣起哪辨昏與晝。因此上，把萬紫千紅一筆勾”“堪嘆儒流，一領藍衫便罷休，才入了黌門，文章便丟手，匾額掛門樓，不向長安走，飄風浪蕩榮華坐享夠，因此上把金榜題名一筆勾”。

陜北高原的歷史是戰(zhàn)爭寫就的，刀光劍影與四起的狼煙，鍛鑄了這塊烈土，也培育了無數(shù)英雄豪杰。相比之下，陜北由于交通不便，道路不暢，中原儒家文化未能很有效地在這里普及與推廣，文化就相對滯后，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在古代陜北留存下來的詩歌等文學作品，基本上是來此擔任公職的外地官員或者流寓于此的文化人所為，如唐代曾寓居陜北鄜州羌村的大詩人杜甫，就有《羌村三首》等傳世；北宋時期，來陜北做官的范仲淹、沈括等均有詩文留世，如《漁家傲》等。相反，土著陜北人卻很少有詩文存世。現(xiàn)有資料記載，清末時期，號稱“文出兩川“之一的延川縣，曾出現(xiàn)“秦西閨中不多見”的“陜北才女”——女詩人李娓娓，應該是古代陜北文人的典型代表。不過，李娓娓的父親曾長期在南方為官，李娓娓也基本上是在陜北以外生活。

有自覺意識的陜北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是“延安時期”。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與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陜北的延安成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抗戰(zhàn)堡壘與“革命圣地”，召喚著海內外知識青年和左翼作家絡繹不絕奔向這座陜北高原的小城。這樣，以延安為核心的陜甘寧邊區(qū)活躍著一大批外來的作家群體。尤其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宗旨明確以后，一方面，涌入延安的大批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深入部隊、學校、農村，進行革命宣傳及采風等活動。另一方面，陜北地區(qū)的民間文化得到最廣泛的發(fā)掘與整理，如陜北的民歌“信天游”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整理，重新賦予革命的意義，由山野走向廣場、走向革命的中心。當然，這里也包括諸如陜北說書、陜北道情戲、陜北秧歌等極富地域特色的民間藝術。

在這個過程中，自然也刺激了陜北文藝人才的涌現(xiàn)。“延安時期”陜北籍的作者有楊醉鄉(xiāng)、馬健翎、柳青、高敏夫等人，楊醉鄉(xiāng)創(chuàng)作了秦腔劇《崔福才轉變》、陜北小調《交公糧》、眉戶戲《求婚》《勸妻》等小戲；馬健翎有秦腔劇本《窮人恨》《血淚仇》，以及眉戶劇《十二把鐮刀》等；柳青有《種谷記》《銅墻鐵壁》等；高敏夫有大量詩歌等。此外，陜北早期革命的創(chuàng)始者之一的高朗亭當時也寫過革命回憶散文《游擊隊的故事》等作品。陜北說書大師韓起祥也是這個時期涌現(xiàn)出的佼佼者，他是“解放區(qū)民間說唱藝人的一面旗幟”。韓起祥不僅說新書，而且大膽改革說書藝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說唱風格。

新中國成立后，留守在陜北的文藝工作者，始終堅持“講話”精神，創(chuàng)作出諸多謳歌新時代與新生活的文藝作品。尤其是新時期文學以來，從延安這塊文學沃土上起根拔苗的青年作家們，登上更高的文學平臺，開始在全國的文學天空中自由飛翔。其中，路遙以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以及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兩次榮獲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一次榮獲“茅盾文學獎”，捍衛(wèi)了陜北籍作者的榮譽。知青作家葉延濱以詩歌《干媽》、梅紹靜以詩歌《她就是那個梅》、史鐵生以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陶正以短篇小說《逍遙之樂》分獲全國優(yōu)秀詩歌獎、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劉成章的散文集《羊想云彩》獲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使全國文壇對延安作家群產生敬意。而李天芳、高紅十、史小溪、厚夫等人的散文，谷溪、聞頻、曉雷、遠村、成路等人的詩歌，高建群、陳澤順、海波、侯波等人的小說，也讓文壇的目光再次矚目陜北高原。

文學中的陜北文化呈現(xiàn)

西方美學家泰納曾提出文學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的“三要素（種族、環(huán)境、時代）論”，認為“作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既包括整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包括每個個體的作家。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東北作家群”“山藥蛋派”“荷花淀派”，均是在地域文化的滋潤下成長起來的。對于所有的陜北作家來說，地域文化對他們的創(chuàng)作走向有著直接的影響。陜北高原是其生命根祉，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使作家們對高原生命及文化有深刻的體認，骨子里有種陜北地域文化所賦予的詩意浪漫情懷。

“延安時期”作家筆下的陜北 早在1940年代，《講話》發(fā)表后，作家丁玲深入到陜北工農生活當中，寫出了一本描寫陜北新生活的報告文學集《陜北風光》。作者以極其興奮的心情和清新的筆調真實地描摹陜北的風土人情，道出了共產黨給陜北的山山水水和老百姓所帶來的新面貌；同時，也熱情地謳歌了陜北普通工農群眾，著力表現(xiàn)他們身上所體現(xiàn)的時代新風尚。丁玲在《〈陜北風光〉校后記所感》中這樣寫道：“《陜北風光》這本書很單薄，但卻使我走向新的開端……這是我讀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后有意識地去實踐的開端，因此不管這里面的文章寫得好或壞，但這個開端對于我個人是有意義的”“陜北這個名稱在我的生活中已經成為過去，但是陜北在我的歷史上卻占有很大的意義……”丁玲的聲音具有代表性。

“延安時期”，詩人艾青創(chuàng)作出長篇敘事詩《吳滿有》；作家歐陽山創(chuàng)作出長篇小說《高干大》等。陜北本土作家柳青也全心全意深入生活，創(chuàng)作出了第一部直接反映陜北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種谷記》，以及展現(xiàn)解放戰(zhàn)爭時期米脂沙家店糧站干部群眾護糧斗爭的英雄事跡的長篇小說《銅墻鐵壁》等。

路遙、高建群、劉成章等陜北土著作家筆下的陜北 我國當代已故著名作家路遙，是新時期以來陜北籍作家的佼佼者。這位早年在延川《山花》這個縣級文藝小報上起步的作家，他的作品全部是以陜北高原為背景展開的書寫。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人生》，“通過城鄉(xiāng)交叉地帶的青年人的愛情故事的描寫，開掘了現(xiàn)實生活中飽含的富于詩意的美好內容，也尖銳地揭露出生活中的丑惡與庸俗，強烈地體現(xiàn)出變革時期的農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中所面臨的矛盾、痛苦心理”，在全國引起了轟動。這部作品不僅榮獲全國中篇小說獎，而且改編成的電影也榮獲了全國電影“百花獎”。

《人生》的巨大成功，給路遙帶來榮耀，但他從成功的幸福中斷然抽身，開始潛心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進行更加艱苦的文學遠征。他決定創(chuàng)作“三部、六卷、一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用理想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以孫少平、孫少安兄弟等人的奮斗串聯(lián)起中國社會1975年年初到1985年年初10年間中國城鄉(xiāng)社會的巨大歷史性變遷，謳歌普通勞動者的情感、奮斗與夢想，要把這一禮物獻給“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

高建群是新時期以來陜西涌現(xiàn)出來的一位重要作家。他雖然不是陜北籍人，但因青壯年期間長期生活、工作在延安，并且創(chuàng)作出一系列以陜北題材為審美對象的的小說，被人們習慣地稱為陜北作家。陜北題材是高建群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母題，其取材于陜北生活的有中篇小說《騎驢婆姨趕驢漢》《老兵的母親》《雕像》，長篇小說《最后一個匈奴》等。高建群的陜北題材中長篇小說，一是善于講述過去的故事，沉湎于歷史的追憶；二是通過對眾多隱語符號的設置，把人物置身于豐富而燦爛的陜北文化意象中加以表現(xiàn)的。他筆下的陜北題材的中長篇小說，一方面從文化的視角觀照陜北，審視高原，在審美視角上獲得了新的突破；另一方面采取“合文學目的性”的手法進行創(chuàng)作，小說具有明確的個性特點。高建群筆下的文化現(xiàn)象，是通過那些有意味的特殊的符號來加以表現(xiàn)的。這一切，使其小說完全有別于路遙等人的陜北題材小說的模式。也正因為高建群解讀陜北的切入點在文化層面，其小說賦予了新的內涵。正因為此，高建群的陜北題材小說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劉成章也是新時期以來崛起的一位實力雄厚的散文作家。他從1981年開始“中年變法”，由專攻陜北風情散文為發(fā)端，卓爾不群，構成了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的一方風景，從而獲得成功。他不僅創(chuàng)作出《轉九曲》《安塞腰鼓》《臨潼的光環(huán)》《高跟鞋，響過綏德街頭》《去看好婆姨》《走進紐約》等膾炙人口的佳作，而且散文集《羊想云彩》獲中國作協(xié)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

史鐵生、葉延濱等北京知青作家筆下的陜北 從1968年到文革結束，有近3萬的北京知青陸續(xù)來到陜北插隊。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新時期登上文壇，成為我國代表性的知青作家，這里面就有陶正、史鐵生、高紅十、葉延濱、梅紹靜、陳澤順、葉詠梅等。其中的史鐵生憑借插隊題材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奶奶的星》連續(xù)捧得1983年與1984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陶正憑著短篇小說《逍遙之樂》獲得1983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葉延濱、梅紹靜獲全國優(yōu)秀詩歌獎。這些當年從北京走向陜北農村的知青作家們，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群”，但他們來自同一地域、受相同文化熏陶，并且在共同的號召下形成了相似的生活經歷及生命體驗，使得作家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一些普遍風貌和獨特特征。

插隊陜北延川縣的北京知青史鐵生，早在1970年代初就攤上了一種可怕的疾病，成為一位高位截癱的病人。一位高位截癱的、母親卻又過早去世的年輕人，唯一的慰藉就是不斷回憶那個令他魂牽夢繞的精神故鄉(xiāng)。史鐵生的目光掠過崇山峻嶺，掠過延綿的歲月，飛到一個叫“清平灣”的陜北山村。他一口氣寫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他用至純至美的散文化語言，給人們帶去記憶的溫馨，也征服了中國的文學界，捧起了1983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的桂冠。從此，“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這個即使在中國縣級地圖上也永遠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卻以另一種溫馨溫暖了無數(shù)正帶著旅途倦意的中國百姓，神奇般走進中國人的文學辭典，成為無限溫馨的記憶所在。

曾插隊延安縣的北京知青詩人葉延濱，這樣評價自己的寫作生涯，“張開雙臂向著天空飛，雙腳卻長出根須扎在生活的土地里，這就是我和我的命運”。葉延濱1969年在延安縣插隊落戶，住在一戶老貧農家，老兩口把他當干兒子對待。在這樣一孔沒有窗戶的窯洞中，他常常夢見“我的足趾和手指間長出了許多根須，想起來，起不來，想喊，喊不出聲，變成了樹。大概這就是‘扎根夢’吧”。詩人的扎根則意味著這是他藝術創(chuàng)作道路的根基，創(chuàng)作出著名長詩《干媽》。《干媽》里的窮娘，一個沒有自己的名字——王樹清的婆姨，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接納了我，用疼痛的腿風雪天跑了30里路，為我買回一盞燈；油燈下為我找尋棉襖里的虱子；自己悄悄吃糠咽苦菜卻為我留下黃米飯，美好人性在越發(fā)粗糙鄙陋的生活環(huán)境下愈發(fā)彰顯。這首詩擺脫了人民、土地、國家等抽象概念，以個人體驗表現(xiàn)人性崇高情感，用當?shù)剞r民的慈愛善良表現(xiàn)普遍的人類之愛，獲得對人性、人生的感悟。

曾創(chuàng)作《她就是那個梅》的知青詩人梅紹靜曾說，“黃土高原是我們國家的縮影”，中華民族也是“一個腳踏在地上苦斗的民族”，所以我們民族的根國家的根就在這里，在這“民族的奮斗精神，不息不絕的生命之力”之中。

當代文學史應該感謝這些曾在陜北插隊的知青作家。他們不斷地將陜北的黃土地納入讀者的視野，賦予了陜北信天游新的藝術生命，挖掘出更多的文學意義上的陜北世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地域寫作的意蘊。

講好中國故事

路遙1988年創(chuàng)作完《平凡的世界》后，在給《文學評論》常務副主編蔡葵老師的通信中說：“當別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并不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路遙這句在38周歲時寫下的話，某種意義上就是他的核心“藝術思想”。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一位作家的藝術個性應該與民族文化的土壤相契合”。這句話與“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有諸多相似性。不過，路遙的話是30多年前講的，后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繁榮發(fā)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中的行文表述。

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與路遙《平凡的世界》，均是在講好一個“中國故事”，均是對“中國精神”的展示。“中國精神”為何？我以為就是“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這兩句話是對中華民族基本品格的最具邏輯性概括，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最準確寫照。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寫“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形成，但其核心是寫梁生寶等人在異常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如何走“組織起來”的道路。“組織起來”所呈現(xiàn)的價值核心，即“兄弟同心，其利斷金”，這也是自強不息的一種詮釋。而《平凡的世界》則更是以孫少安、孫少平兩兄弟的奮斗串聯(lián)起中國城鄉(xiāng)社會普通人物的命運。小說中的孫少安是立足于鄉(xiāng)土的現(xiàn)實奮斗者，他為了讓村里社員們吃上飯，毅然打破“大集體”的大鍋飯。這種情況，在形式上與梁生寶的集體意識與擔當精神相悖，但其實是另一種擔當，另一種責任。而孫少平則是擁有現(xiàn)代文明知識，渴望融入城市的“出走者”，他渴望自強與自立，自尊與自愛，渴望自身心靈的解放。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平凡的世界》價值取向的話，我以為此書是一部“讓讀者向上活”的書，因為它提供了鼓舞讀者向上與向善的正能量。其向上，與“自強不息”相一致；其向善，則與“厚德載物”相一致。

與我國眾多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不同，《創(chuàng)業(yè)史》與《平凡的世界》在精神追求與價值取向上有驚人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就是用“中國故事”的方式，弘揚了“中國精神”，傳播了“中國價值”，凝聚了“中國力量”。事實上，剝離小說的語言與結構之后，小說核心價值才是讀者所認可的。而《創(chuàng)業(yè)史》與《平凡的世界》用“歷史書記官”的方式，通過突出的細節(jié)刻畫，為我們讀者展示了時代精神，展示了中國精神，這才是這兩部小說以現(xiàn)實主義方式贏得歷史尊重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