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9日下午，北京南鑼鼓巷涌滿游客，一如往常。但喧鬧不遠處，緊鄰中央戲劇學院的蓬蒿劇場里卻氣氛寧靜，一場赫拉巴爾作品的朗讀會正在進行。這是赫拉巴爾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之一。參加朗讀的有學生、高校教師；有數(shù)據(jù)分析師、會計，也有退休的工人，他們同為這位來自捷克的作家所吸引。1993年第二期的《世界文學》上，中國讀者首次讀到由楊樂云譯介的中篇小說《過于喧囂的孤獨》。2004年始，赫拉巴爾包括《過于喧囂的孤獨》《底層的珍珠》《我曾侍奉過英國國王》在內的八部代表作在中國青年出版社陸續(xù)出版。2009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接棒，再次推出赫拉巴爾的作品。（編者注：赫拉巴爾《溫柔野蠻人》《嚴密監(jiān)視的列車》《絕對恐懼：致杜卞卡》《雪絨花的慶典》四書收入“藍色東歐”叢書，即將于2017年由花城出版社陸續(xù)出版。）

你知道赫拉巴爾嗎？據(jù)說在捷克問本地人，捷克有誰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人們第一反應是赫拉巴爾。其實得過諾獎的是捷克著名詩人雅羅斯拉夫·賽弗爾特，赫拉巴爾曾經(jīng)在1994年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但赫拉巴爾在本國的聲譽可見一斑。在捷克人看來，他們國家真正有捷克味的作家，不是卡夫卡，也不是米蘭·昆德拉，而是赫拉巴爾。

一個典型的中歐人在二十世紀的一生

“他的作品時而出版，時而遭禁，他見證同時也經(jīng)歷著歷史的跌宕起伏。”

人群中有三位捷克友人，來自捷克SERPENS協(xié)會的托馬什·馬扎爾、伊沃·克羅勃特和查·卡佩克。SERPENS協(xié)會是赫拉巴爾的“親友團”，這個非官方組織由幾位熱愛赫拉巴爾的“粉絲”在1994年成立。赫拉巴爾在世時他們便經(jīng)常組織活動。成員之一的托馬什·馬扎爾曾在赫拉巴爾晚年時擔任其秘書。“我很意外，有這么多年輕人對赫拉巴爾感興趣。”托馬什·馬扎爾告訴南都記者，SERPENS協(xié)會一直在歐洲活動，此前，莫斯科是他們所到最遠的地方。馬扎爾說，赫拉巴爾一生熱愛中國的老子，《道德經(jīng)》對他影響至深，“去世前在醫(yī)院的那段日子里，他甚至還在背誦老子的一些名言。這本翻得殘破不堪的書被他時刻帶在身邊，可以說是他遺物中唯一的收藏品。今天我們在他摯愛的老子的國度向人們介紹他，這真是一種奇妙的緣分。”

SERPENS協(xié)會說是一個協(xié)會，其實成員只有五個人。“最初成立時是五個人，現(xiàn)在還是五個人，大家都是業(yè)余在做。”托馬什·馬扎爾說自己雖然也寫關于赫拉巴爾的書，但他擁有一家開了很多年的消防公司。伊沃·克羅勃特是話劇導演、戲劇學院的教師，是捷克國內外諸多赫拉巴爾作品改編戲劇和影視作品的作者。查·卡佩克擔任攝影、錄像等技術工作。這次因為身體原因沒有來的瓦茨拉夫·施帕拉被馬扎爾形容為協(xié)會的“精神支柱”，是一位造型藝術家，平時負責維修教堂壁畫、穹頂，同時也是赫拉巴爾作品的舞臺設計、編劇及配圖作者。還有一位叫弗拉基米爾，是協(xié)會的會計，本身是個演員。馬扎爾笑著說，但其實也沒多少賬可算，“因為我們的財政經(jīng)費一直是零。”所有活動都是公益的，演員自愿演出，有人買門票的話就給點兒。

“但藝術最好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去做它，”馬扎爾聳聳肩，“這是赫拉巴爾自己也說的，藝術是你自愿從事的，如果你不喜歡它或者你不愿意就不用做它。”

馬扎爾說，SERPENS協(xié)會在布拉格有一個辦公室，在猶太教堂附近的諾依曼劇院，也是赫拉巴爾最后一份工作的地點。劇院有個儲存間，他們租來當辦公室，平時做展覽、放電影。“猶太教堂雖然年久失修，但還有當年的精氣神。所有去過猶太教堂的人都非常喜歡那個地方。赫拉巴爾以前經(jīng)常在劇院和教堂這兩個地方穿梭，這也讓我們的辦公室更多地還原了當年的感覺。”

托馬什·馬扎爾1956年出生，在赫拉巴爾的晚年，馬扎爾是接觸頻繁作家的“小友”，也是他的私人秘書。不僅一起痛飲啤酒，馬扎爾也去赫拉巴爾位于克斯科的林中小屋看望他，為他處理郵件，管理錢財，幫他處理各種日常生活事務，也和他一起出國參加文學活動，接待來訪者。馬扎爾甚至掌管他住所的鑰匙、出國的護照。

15歲的那年，馬扎爾讀到了赫拉巴爾的一本短篇小說集《“世界”快餐店》，默默結下了緣分。“讀了之后，我想找他的所有作品讀，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赫拉巴爾的書早就售完，沒有再版，他的新書也不允許出版。因為自1968年蘇軍占領捷克之后，對占領不肯表態(tài)，被當時的政府禁止出版。”

后來馬扎爾在金虎酒吧遇到了酒吧的常客赫拉巴爾。布拉格最好的皮爾森啤酒讓兩人有了交情，“當我和他真的有私人交情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他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人，那時候他的作家身份變得不重要了。”在馬扎爾心中，赫拉巴爾是個讓人忘不掉的人，“可能你會忘記其他的作家，但你不會忘記赫拉巴爾。”

“赫拉巴爾的一生，就是一個典型的中歐人在二十世紀的生活經(jīng)歷。”馬扎爾說，但是他在作家中又是如此獨特，堪稱傳奇。“他的一生見證了中歐在二十世紀的起起落落。在專制統(tǒng)治的不同時期，他的作品時而出版，時而遭禁，他見證同時也經(jīng)歷著歷史的跌宕起伏。”

這位法學博士為自己設計的一生是這樣的：大學畢業(yè)后服兵役，做推銷員、倉庫管理員、煉鋼工、廢紙回收站打包工、舞臺布景工……“赫拉巴爾放棄了他的優(yōu)裕出身，他從事的工作都是在底層，都是他自愿選擇的，他愿意選擇那樣的生活——— 生活在底層而眼望高處。”

一個劃時代作家選擇的人生

他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卻先后做過倉庫管理員、列車調度員、推銷員，最后成為一名鋼鐵廠工人，直到因工傷才成為打包工人。

1914年3月28日，博胡米爾·赫拉巴爾出生于奧匈帝國統(tǒng)治下的摩拉維亞城市布爾諾，中歐的中心地帶，也是最有歐洲地緣政治意義的不幸地區(qū)，赫拉巴爾在這里不僅遭遇了國家邊界的幾度改變，也經(jīng)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

1918年10月，奧匈帝國解體后，捷克斯洛伐克成為獨立國家。赫拉巴爾一家從波爾那遷居到一個小城鎮(zhèn)寧布爾克的啤酒廠，他的繼父弗朗基謝克·赫拉巴爾在啤酒廠做會計，隨后成為了這家啤酒廠的經(jīng)理，赫拉巴爾成為了啤酒廠的“少東家”。1935年，赫拉巴爾按照父母的期望注冊進入查理大學法學院學習，其實對學習法律并無興趣，倒是以極大的熱情學習哲學、文學、藝術和音樂各方面的杰作。

1939年3月，“二戰(zhàn)”初期，德國納粹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國的領土上建立了波西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這年秋天，在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反納粹游行后，納粹關閉了保護國的高等院校。赫拉巴爾帶著法學院八學期的肄業(yè)證書回到小城寧布爾克，先在公證處當助手，后當倉庫管理員，后來在火車站當鐵路工人。“二戰(zhàn)”末赫拉巴爾當上了克斯多莫拉特村的列車調度員。

這些親身經(jīng)歷為他日后一些小說如1965年出版的中篇小說《嚴密監(jiān)視的列車》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二戰(zhàn)”結束后，“冷戰(zhàn)”時代開啟。1945年，赫拉巴爾結束了學業(yè)，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但他沒如父母預想的那樣成為一名律師，先在老弱病殘小手工業(yè)基金會當代理，后在一家批發(fā)公司當業(yè)務員代表，接著又在一家公司當推銷員。

1949年，赫拉巴爾放棄家鄉(xiāng)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到布拉格自愿成為克拉德諾鋼鐵廠的工人。他獨自生活在布拉格郊外的利本尼區(qū)堤壩巷24號，這是一個廢棄工廠車間改成的大雜院，是個住了很多茨岡人的破舊貧民區(qū)，墻壁剝落，廁所和洗澡間都要穿過外面的院子，洗漱用水都要提著桶到外面去打。赫拉巴爾在這里一住就是二十年。馬扎爾曾經(jīng)聽赫拉巴爾堤壩巷樓上的鄰居講，赫拉巴爾從鋼鐵廠回來，老遠就能聽到他五音不全的歌聲，鄰居的媽媽總是說：“你們聽吶，博士來了！”

這期間，他每天早出晚歸來回四十公里到鋼鐵廠勞動，在鋼鐵廠和他一起勞動的，除了老工人外，還有許多從前的教授、工廠主、銀行經(jīng)理、律師、男女囚犯等等各階層大雜燴。赫拉巴爾在這里海綿般汲取豐富的題材，寫作由原來多愁善感的抒情轉變成書寫現(xiàn)實普通人的寫實。他說，“最大的英雄是那個每天上班過著平凡、一般生活的普通人；是我在鋼鐵廠和其他工作地點認識的人；是那些在社會的垃圾堆上而沒有掉進混亂與驚慌的人；是意識到失敗就是勝利的開始的人。”

1954年在冶鐵廠遭受了嚴重的工傷以后，赫拉巴爾成為了一名廢紙收購站的打包工，與論噸稱的廢紙打交道，其實勞動量比在鋼鐵廠時還重。馬扎爾記得，在一份當時的《布拉格晚報》的偶然報道中，提到“三男一女成天搬運這好幾百公斤的廢紙。赫拉巴爾同志樂呵呵地回答說：‘四月份有一百一十噸呢！’”馬扎爾說，“三男一女”中的那位女士是一位前企業(yè)主老板的妻子，其他三位一位是廢紙站站長，一位是工人赫拉巴爾博士，一位是工人貝克烏特，曾經(jīng)的舉重運動員、撐桿跳高和橄欖球運動員，也是《過于喧囂的孤獨》中的主人公漢嘉的原型。之后，1959年到1961年間，赫拉巴爾作為一名舞臺布景工到諾依曼劇院上班。

1960年代中期，文化領域迎來了較為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一些之前在文學領域沉寂或者被禁止的創(chuàng)作主題開始重新活躍起來；隨之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作者如：約瑟夫·史克沃萊茨基，阿爾諾什特·盧斯蒂格，米蘭·昆德拉等等，“電影新浪潮”也大獲成功。1963年赫拉巴爾的處女作《底層的珍珠》問世，那一年他49歲。書一面世便大受讀者和批評家歡迎，“因為他們找到了一本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書。”馬扎爾說，赫拉巴爾那些放在抽屜里的作品開始逐漸獲得出版，在捷克文壇也日益獲得聲譽。

但好景不長，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蘇聯(lián)軍隊占領之后，審查制度再次恢復。一些藝術家移居國外，比如米蘭·昆德拉，再如《飛越瘋人院》的導演米洛什·福爾曼。1970年，赫拉巴爾的兩本新書被從出版社清理到了廢紙回收站。已出版的著作也從書店和圖書館的書架上撤下來，根據(jù)他作品改編的電影被禁映，赫拉巴爾也被作家協(xié)會開除。

70年代，赫拉巴爾離開布拉格，到了布拉格近郊克斯科的林中木屋生活。在那里，創(chuàng)作欲再次爆發(fā)，赫拉巴爾不為出版再次伏案寫作，在這個最艱難無奈的時期，赫拉巴爾一生頂峰之作《我曾侍奉過英國國王》和《過于喧囂的孤獨》先后完成。

“有25年時間，他的作品就是寫給自己看的。不像現(xiàn)在的作家，寫出來就出了。”馬扎爾說，他的作品只能通過國內地下出版社或者位于加拿大、德國和瑞士的流亡出版商發(fā)行，從而得以在讀者之間傳閱。“對出版，赫拉巴爾是很無所謂的心態(tài)，有作品出版最好，沒有也沒關系，他寫只是因為他喜歡寫，他很純粹，只是特別享受那些人物寫出來的過程。他說，通過寫作才知道我是誰。”

捷克人心中最有“捷克味兒”的作家

在許多捷克人看來，卡夫卡用德語寫作，而米蘭·昆德拉是從捷克“逃跑的人”，只有赫拉巴爾，真正并永久屬于這片土地。

“有一天俄國的侵略將會被忘記，人們在談這些年月時將會說這是捷克文化的偉大時期，這時期有過、生活過寫了《我曾經(jīng)侍奉過英國國王》和《過于喧囂的孤獨》的赫拉巴爾。”1997年赫拉巴爾去世時，米蘭·昆德拉曾經(jīng)這樣對捷新社駐巴黎的記者說，“他是任何人不可與之相比的，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據(jù)說在捷克問本地人，捷克有誰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人們第一反應是赫拉巴爾。其實得過諾獎的是捷克著名詩人雅羅斯拉夫·賽弗爾特，赫拉巴爾曾經(jīng)在1994年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但赫拉巴爾在本國的聲譽可見一斑。

到目前為止，赫拉巴爾的77種書，以27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的33個國家發(fā)行。他的文學作品也在捷克電影新浪潮運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根據(jù)小說改編的電影《底層的珍珠》是捷克電影新浪潮的開山之作，《嚴密監(jiān)視的列車》和《失翼靈雀》分別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和柏林金熊獎。

“無論是人口還是國土面積，捷克在世界版圖上都是一個彈丸小國，但盤點他們二十世紀的文學和作家，影響是很大的。”翻譯家、《世界文學》前主編余中先說。“說起捷克文學，人們可能會忘記卡夫卡，我們以前總結卡夫卡就說他是德語作家，當然沒錯，但是卡夫卡是布拉格人，他所處的時代是當時的奧匈帝國，德語是官方語言。”但是，在許多捷克人看來，始終使用德語創(chuàng)作的卡夫卡，并不能代表捷克文學。

再有被譽為捷克文學“無冕之王”的米蘭·昆德拉，捷克人始終不覺得昆德拉是“自己人”，他們認為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出走法國的昆德拉是“逃跑的人”，“昆德拉很有意思，盡管他最出色也最出名的作品都是捷克語寫的，但昆德拉著作的所有授權版本都是法語版。”北京外國語大學捷克語專家徐偉珠告訴南都記者。在捷克人看來，赫拉巴爾才是他們國家真正有捷克味的作家。

SERPENS協(xié)會此次中國之行帶來了一部赫拉巴爾的紀錄片，里面有赫拉巴爾晚年很多珍貴的、未曾公開過的視頻資料。

在生命最后幾年，赫拉巴爾孤身一人，沒有孩子，妻子已經(jīng)去世，他每天的日程是不辭辛苦地搭公交車到克斯科他的林中小屋去，去看他的貓咪們，有時候給貓帶些牛奶、香腸和肉。馬扎爾說，貓咪們每天上午十一點會走到車站去迎接赫拉巴爾，而且大老遠就能認出他來。一般情況下，下午聽完收音機里的維也納新聞，通常在午后兩點，赫拉巴爾會關上收音機，將鑰匙放到木屋的柴堆縫里，再搭上回布拉格的公交車，來到金虎酒家。

赫拉巴爾在1995年3月寫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小段話：我跟著天意走，現(xiàn)在就只寫著玩兒，寫完后就不會再看了。我已經(jīng)對自己寫的東西不感興趣了，我要寫的東西已經(jīng)寫完了。“如今我到達了虛無的頂峰。”1997年2月3日，博胡米爾·赫拉巴爾從布拉格的醫(yī)院窗戶跳樓自殺身亡，享年83歲。

在北京的朗誦會之后的第二天，馬扎爾他們就回捷克了。從中國回去的三周之后，馬扎爾和他的朋友們會一起去德國和瑞士交界的城市胡斯·岡，向他們介紹這位赫拉巴爾，“把他的精神傳遞給更多的人是很好的事情。”“那么在你心中，赫拉巴爾最寶貴的精神是什么？”當我問他時，馬扎爾思考了一瞬，“最重要的是在赫拉巴爾那里每個人在世界上都是同等重要的，他那里從沒有壞人，壞蛋，即使那些生活很奇怪的人，但他將他們叫做底層的珍珠。‘生活是美好的，但不是因為它客觀美好，而是我眼中視之美好。’這是赫拉巴爾的態(tài)度。”

格非談赫拉巴爾的文學世界

昆德拉原創(chuàng)有限，赫拉巴爾時刻讓人驚奇

在作家格非看來，赫拉巴爾是一位特別迷人的作家。他最早讀到的作品是《過于喧囂的孤獨》，是社科院文學所的陳福民推薦給他的，之后又看了三四部。“赫拉巴爾對我們來說一開始稍微有點陌生，但今天能給我們陌生感的東西都是珍貴的，因為我們這個社會中重復的東西太多了。”

“有很多人一旦成為有名作家，生活就變得無趣，赫拉巴爾很長時間和最基本的生活沒有中斷，這是他的作品能夠感人至深的一個重要原因。我覺得在今天這樣一個社會，這樣的作家對我們今天寫小說的作家來說尤其珍貴。”格非毫不掩飾自己對赫拉巴爾的喜愛遠甚于米蘭·昆德拉。

“他的方法和昆德拉完全不同，昆德拉的方法是西歐的，赫拉巴爾完全是中歐的。你看他作品的時候還不知他要寫什么，但你看完他的作品，你發(fā)現(xiàn)他處在整個歐洲思想的中心，他的所有思考都在這個中心，但他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昆德拉上來就告訴你我在思考什么，我在想什么，昆德拉表面上看起來是發(fā)明了很多方法的作家，但恰恰原創(chuàng)性有限，但是赫拉巴爾帶給我的是驚奇，你看到他處理的是普通日常生活，但是居然能寫成傳奇！”

赫拉巴爾從民間故事中汲取的力量強大而驚人

格非說，赫拉巴爾作品中最打動他的地方是他筆下所有的人物都有神圣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歐洲文學史中我最崇拜的作家，他對我來說最好的品質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一個人，哪怕他在看一個壞人，他也把自己看得比那個人更低，作品里的人物高于作者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則，所以壞人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能看到美好的品質，他的頭低得比所有人都低。”赫拉巴爾也深愛他筆下的人，“他不是知識分子故作姿態(tài)，要為底層代言，他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因為本身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在格非看來，《過于喧囂的孤獨》中的茨岡女孩就像一個黝黑的小精靈，這個女孩破空而來，突然又失蹤了，“她是個真實的人物，但是赫拉巴爾的整個描述讓她身上有某種神性。”

格非坦言，赫拉巴爾的方法其實是很難的，因為他屬于歐洲小說兩個傳統(tǒng)中不那么被人注意的傳統(tǒng)———民間故事的傳統(tǒng)。“用本雅明的話來說，正是現(xiàn)代小說的產(chǎn)生，導致了民間故事的消亡，反過來也可以說，民間故事的消亡，導致了現(xiàn)代小說的產(chǎn)生。“民間故事深植于普通人群的傳統(tǒng)，開始漸漸讓位于閉門造車、通過虛構來揭示社會方方面面的現(xiàn)代小說傳統(tǒng)。”在格非看來，赫拉巴爾方法之難在于，他雖然深受超現(xiàn)實主義的影響、有很深厚的知性背景，但不受其拘泥，“你看他談黑格爾，談老子，但他屬于另外那個傳統(tǒng)，強烈的戲劇性、夸張性，強烈的喜劇性。一點不做作，非常自然。”

格非舉例，《一縷秀發(fā)》中有一段寫丈夫騎著摩托車回家，給妻子帶了禮物，妻子摸丈夫的口袋，上下左右找遍，終于在最后一個口袋摸到，但其實妻子是知道禮物藏在哪里的，“不斷重復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寫夫妻之間非常微妙的情感，寫得精彩至極，這是來自民間文學那個傳統(tǒng)的力量。”

“我自己在生活中不用好人和壞人來區(qū)分，我用厚和薄，厚的人比較好，在我看來，赫拉巴爾溫柔敦厚，我看他的東西，厚，不太容易在閱讀上打穿。”格非認為，赫拉巴爾的作品在閱讀上有難度，難度不是語言上的，而在于他進入生活的方法，“你需要把握他的思想，了解他要說什么，好比你往杯子里倒水，一個平庸的作家是倒不滿，一個好的作家是剛剛好，一個偉大的作家是漫出來，超過這個水杯。赫拉巴爾屬于杯子里漫出來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