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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江河不擇細(xì)流——譚元壽的梨園人生
    來源:人民日報 | 任姍姍 陸怡彤  2017年02月23日08:45

    人物速寫:蔡華偉繪

    譚鑫培、譚小培、譚富英、譚元壽、譚孝曾、譚正巖演出《空城計》劇照合圖。

    90歲的譚元壽與80歲的王鶴文又見面了。

    京劇譚派藝術(shù)第五代傳人譚元壽,舞臺生涯超過八十載,文武昆亂不擋。京胡演奏名家王鶴文,師從京胡大師楊寶忠。譚王二人兄弟相敬四十載,走南闖北,雕琢譚腔。

    “有日子沒見了。”最近兩三年,每逢周二、周五,王鶴文都會從自己的家來到譚元壽的居所,為譚先生操琴吊嗓。今年因為忙年,兩人有20多天沒見面了。

    沒有太多寒暄,便是一陣急管繁弦。《定軍山》《失空斬》《打漁殺家》……都是譚派經(jīng)典劇目,從150年前的譚鑫培唱到了2017年2月14日的此刻。

    唱過千秋家國,唱過五湖四海。琴還是那琴,曲還是那曲。

    窗外車水馬龍,屋內(nèi)琴曲和鳴。這琴這人這曲,仿佛凝固了時光。

    “我一輩子也沒有成名”

    久違了,譚先生。

    2014年12月20日,紀(jì)念葉盛蘭誕辰100周年演唱會,譚元壽、譚孝曾、譚正巖,三代譚派傳人同臺演繹經(jīng)典《定軍山》。那應(yīng)該是譚元壽最近一次登臺,那一年他已經(jīng)86歲,孫子譚正巖35歲。

    直到丁酉年這個春節(jié),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角兒來了之百年譚派》節(jié)目中,更多的譚迷才再一次見到譚元壽,聽到他的聲音。

    “父親總想把最好的形象留在觀眾心里。”譚元壽的兒子譚立曾悄悄對我們說。

    真正的藝術(shù)家難免愛惜羽毛。盡管譚元壽是當(dāng)之無愧的當(dāng)代京劇大師,但他一輩子都反對別人稱呼他為“藝術(shù)家”。他常掛在嘴邊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員”。

    二十多年前,譚元壽在上海電視臺錄制節(jié)目,現(xiàn)場有青年演員問他,何時成的名?他的回答是,“我一輩子也沒有成名。”那是先生的謙虛,卻有著“梨園世家”的自信與曠達(dá)。

    作為京劇創(chuàng)始人之一譚鑫培的玄孫、“四大須生”之一譚富英的兒子,譚元壽的降生給這個家族帶來一份重重的寄托。譚元壽在幼年時就經(jīng)常看京劇大師楊小樓的表演。每次見面,楊小樓都會把他高高舉起,放在肩上,逗著說:快長大,把戲唱,成好角,名天下。“楊小樓是我一生中第一個崇拜者。”譚元壽說。

    童年時,譚元壽就常隨父親去余叔巖家里學(xué)戲,看余叔巖先生向他父親傳授余派唱腔。聽著聽著,他就在余老夫人的懷抱里睡著了,睡夢里、記憶里都是余派唱腔。所以,“直到現(xiàn)在,我最喜歡的還是余派唱腔。”

    1933年,上海八仙樓黃金大戲院的海報上出現(xiàn)了一則別致的廣告。“譚鑫培玄孫、譚小培令孫、譚富英令郎、五齡童譚百歲準(zhǔn)在今晚《汾河灣》或《柳迎春》中客串薛丁山”。“彈打空中雙飛雁,槍挑魚兒水上翻”,站在譚富英身邊的“小百歲”,身背彈弓,手持長槍,一出場就是滿宮滿調(diào)滿堂彩。

    5年后,譚小培仿照當(dāng)年譚鑫培將譚富英送到富連成坐科,把譚元壽送到富連成第六科“元”字科。入富連成科班學(xué)藝的第一天,肖長華先生給他取名元壽,從此戲班里就有了個譚元壽。在富連成學(xué)了7年,譚元壽學(xué)演了近百出戲。60多年后,譚元壽回憶起這難忘的7年,總結(jié)了富連成的“三件法寶”:一是嚴(yán)格教學(xué),不分親疏;二是注重舞臺實踐,全年只休息兩天,沒有一天不上課,沒有一天不練功,沒有一天不演出;三是教學(xué)中文武昆亂并重,文武昆亂兼學(xué)。

    富連成為譚元壽打下了深厚的藝術(shù)功底,再加上此后的轉(zhuǎn)益多師、廣泛嘗試、南北歷練,他從天津、山東到上海,從天津中國大戲院的共和班到上海天蟾舞臺,他還去過“里下河”的水路班,連在船上都照樣翻跟頭。沒有這樣的歷練,怎會演出一個月,劇目不翻頭,一出《野豬林》《岳飛傳》連演半個月,3000人的天蟾舞臺上座率九成以上;又怎會有1965年在上海連演40場《沙家浜》、全國熱演《打金磚》這樣的后話?

    譚先生講了一件事讓人印象極為深刻。出科之后,他崇拜李少春,想拜李少春為師。父親譚富英不僅十分支持,還對他說:江河不擇細(xì)流,泰山不棄細(xì)壤。譚派哪里來的?就是吸取各家之長才形成的。“我的曾祖、祖父、父親和我的兒孫六代人,都是科班或者戲校坐科才出道的。沒有一個是全靠家學(xué),每一代人都拜有好多老師,這就是轉(zhuǎn)益多師。”

    “對別人厚才有自己的道”

    如果問什么是譚派藝術(shù)的象征?當(dāng)之無愧的是《定軍山》。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黑白無聲電影是譚鑫培主演的京劇《定軍山》。電影里呈現(xiàn)的是譚鑫培的颯爽英姿,影院里的觀眾總是齊聲合唱著“這一封書信來得巧,天助黃忠成功勞……”“滿城爭說小叫天”并非虛言。

    譚富英出科,到上海第一次挑班演出的也是《定軍山》。從譚鑫培到譚正巖,譚門演出最多的戲還是《定軍山》。

    譚門七代,一脈薪傳。在一代代戲迷熱切追慕的譚鑫培、譚富英、譚元壽、譚孝曾、譚正巖之外,譚家還有四五十人將自己的人生托付給了京劇。可以說,一部譚氏家族的歷史,濃縮了京劇近兩百年的發(fā)展歷程。而當(dāng)我們以譚元壽為坐標(biāo),逆流而上,去尋訪那段不太遙遠(yuǎn)的歷史時,最吸引我們的不僅僅是那一排排光耀璀璨的大師的名字,還有他們藝術(shù)生涯與人生命運(yùn)的緊密糾纏,他們以彼此割舍不斷、重于泰山的情義,共同托舉出一個劇種的黃金時代。

    譚家與梅家的感情不一般。譚元壽清晰記得,20歲時,梅蘭芳親自打電話給他,請他從上海趕回北京,“陪葆玖兄弟在北京唱第一場戲”。“梅蘭芳先生在家里給我和葆玖兄弟說《打漁殺家》和《大登殿》。這是譚梅兩家深厚情誼的延續(xù),這是我一生中的幸事。”去年得知梅葆玖去世的消息,往事一幕幕重現(xiàn),難過的譚元壽輾轉(zhuǎn)反側(cè)、一夜未眠。

    京劇成為國劇的初期,譚鑫培創(chuàng)下了“無腔不學(xué)譚”的歷史,這一方面源于譚派的聲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譚派沒有門戶之見、采眾家之長,后學(xué)們也飲水思源、以藝為大。譚元壽說,余叔巖先生的“范秀軒”始終供奉著譚鑫培的大幅照片。那時有人稱余叔巖早已超越了譚鑫培,余叔巖就非常生氣,“和我的老師相比,我只是九牛一毛。”譚富英因病最后一次住院,對譚元壽說:“唯一遺憾的是畢其一生沒有學(xué)好余叔巖先生這十八張半唱片。”

    2年前,譚元壽舞臺生活8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面對高朋滿座,譚元壽在不長的發(fā)言里一口氣說了23個“不能忘記”。每一個“不能忘記”的背后都是一段值得銘記的梨園佳話。

    一個家族,七代人從事同一門藝術(shù)。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鮮見而寶貴的。在京劇自身的魅力之外,一定有一條強(qiáng)韌的精神紐帶將他們聯(lián)結(jié)在一起。我們?nèi)デ笞C,譚先生笑笑說:“父親譚富英的人品對我一生影響最大。他總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戲要高調(diào)門,做人要低調(diào)門。要學(xué)會吃虧、讓人。對別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孫的道。”

    關(guān)于譚家,我們還聽到了兩個故事。一個是關(guān)于譚鑫培。北京陶然亭附近曾有一塊區(qū)域叫做“梨園公墓”,專門安葬梨園行那些跑龍?zhí)椎呢毧嗳恕!袄鎴@公墓”的主要出資人就是譚鑫培。譚家的后人說,家里因為義舉、義演、捐款而得到的旗子數(shù)不勝數(shù),就像家常便飯一樣。還有一個故事與譚元壽有關(guān)。上世紀(jì)60年代,葉盛蘭、李少春曾一度境遇不佳,有的人就避之不及,譚元壽卻主動登門去拜訪、討教,“因為受過李少春、葉盛蘭的提攜,他從心底里敬佩他們的藝術(shù)”。一直到現(xiàn)在,演出后的合影環(huán)節(jié),譚元壽從來不計較位置,演出的排序他也不在乎,更沒有要求過必須“壓大軸”。

    “在觀眾心中是什么位置最重要,我站在哪兒都無所謂。”話樸實,道理卻不平常。

    “最怕京劇走樣了,失傳了”

    在譚先生家的客廳,有一張珍貴的照片。拍攝地點是在中南海毛澤東主席的書房,那張照片里有毛主席和譚富英、譚元壽。譚家人說,毛主席在北京看的第一場京劇演出就是譚富英的戲,由譚小培陪同。自此,譚家三代就常常去中南海為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演出。那時,毛主席稱譚富英為譚先生,稱譚元壽為小譚,稱譚孝曾為小小譚。

    “譚家祖祖輩輩都受到黨和國家的關(guān)愛,這些榮譽(yù)不單單是給譚家,更是給予我們京劇界的”。譚元壽不止一次這樣說。

    家族的巨大聲望,戲曲界乃至國家的厚望,在譚元壽的人生里是一種無形的推動力。創(chuàng)業(yè)難,守業(yè)更難。作為譚派第五代的譚元壽,全面繼承譚派表演藝術(shù),守本納新,拓寬戲路,“做了譚派藝術(shù)忠誠而富有成效的守護(hù)者”。

    因為這樣的梨園人生,譚元壽才像愛護(hù)生命一樣愛護(hù)京劇,關(guān)心京劇的未來。

    他常說“藝術(shù)家是唱出來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饋贈的。”盡管他唱過演過的戲有二百多出,在今天看來已經(jīng)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數(shù)字,但他一直強(qiáng)調(diào)自己與前輩的差距。他幾乎能唱各種老生戲與武生戲,他說程硯秋先生花旦、刀馬旦、潑辣旦、昆腔戲什么都唱,所以希望人們不要狹隘地理解流派藝術(shù),希望青年演員在繼承流派的同時,一定要多學(xué)、多演、多看,不斷拓寬自己的戲路。“可惜,現(xiàn)在年輕人實踐的機(jī)會太少。”

    他說,京劇這門藝術(shù)就是口傳心授,看錄像誰都能看明白,但里面的內(nèi)涵是看不會的,很多訣竅必須口傳心授,“京劇都是這么傳下來的”。所以,他從來沒有門戶觀念,一直對登門請教的戲曲界人士敞開大門,年屆九十還親手指導(dǎo)中國戲曲學(xué)院的研究生。

    他最擔(dān)心的也是京劇,“最怕走樣了,失傳了。梅先生有句話富有哲理,‘移步不換形’。我們要跟著時代,但不能為了追時代就丟了本來的樣子。”

    關(guān)于京劇,譚先生總有講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寄托。今年是譚鑫培誕辰170周年,或?qū)槲覀冋韨鞒凶T派須生提供一個新的契機(jī)。

    告別時,譚先生拱手作揖、起身相送。我們舉起的手停在了半空,心中不免傷感。

    人們說,有人才有戲,有戲才有派。因為一代代戲曲人的執(zhí)手相望、砥礪前行,才有京劇兩百年的輝煌。無數(shù)個體的追求最終會塑造出時代的模樣。但如果我們都習(xí)慣了追隨時尚,在新穎蕪雜的各種話語中搖擺不定,而無視自己的歷史和傳統(tǒng),我們時代文化的準(zhǔn)星和標(biāo)尺又在哪里?

    令人動容的,是譚元壽身上的從容與專注。那種不與流俗同塵的神色,恰恰是今天最為寶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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