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東西聯(lián)大學生合影，后排右一為白巖松，題字韓美林。 （資料照片）

白巖松

1968年8月生于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市，1989年畢業(yè)于北京廣播學院（現(xiàn)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1993年，參與創(chuàng)辦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并推出了《東方之子》等欄目。現(xiàn)在主持《新聞周刊》和《新聞1+1》等節(jié)目。2000年，被授予“中國十大杰出青年”。

我們過去是種糧食的，我們的優(yōu)勢也在于此，但現(xiàn)在有多少傳統(tǒng)媒體在認真種糧食？想種好糧食有三個條件必不可少：多一點人，多一點投入，多一點時間。不少傳統(tǒng)媒體做新媒體后，自己也開始炒菜了，但你炒得過人家嗎？

約好上午10時半見面，戴著口罩的白巖松提前了七八分鐘到。

感覺上，他是個老派人。

比如，他不用微信，我們聯(lián)系都是通過短信。他短信必回，但一般會是一兩個小時之后。這說明，他并不是一直抱著手機。用他的話說：“我和手機不親。”

從報紙到廣播，再到央視主持人，從1993年起，白巖松親歷了電視雜志、電視直播和電視評論三個時代。在他看來，每次變革的實質(zhì)就是尊重規(guī)律、尊重時代和尊重期待，尤其要尊重人們不斷變化的期待。

正因如此，白巖松在去年里約奧運會的開幕式上，嘗試了一次段子手式的解說，反響強烈。也因如此，他覺得又到了做新東西的時候了，因為感受到了公眾期待的新變化。

從這個角度看，白巖松又是個新派人。因為他不拒絕變化，希望通過尊重期待來凝聚期待，然后推動社會的變革。

里約奧運會段子手：“尊重期待是一個新聞人永遠要思考的事，期待年年在變。”

高淵：很多人看了你解說的里約奧運會開幕式，把你稱作“國家級段子手”。用這種輕松的方式來解說奧運會，你不是第一次嘗試吧？

白巖松：對啊，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閉幕式我就是這樣說的，當時傳媒報道就非常多。4年前，別人管這叫“吐槽版”，現(xiàn)在又變成了“段子手”，其實風格是延續(xù)的。

當然，這次反響更大，可能因為開幕式從來都比閉幕式受關(guān)注吧。另外，開幕式容易冗長，因為有很長時間的運動員入場。把那種冗長的觀眾上廁所的時段，變成好玩的時段，就會吸引大家的關(guān)注。

高淵：為了這個開幕式，準備了多長時間？

白巖松：看怎么說，要說直接準備的話，我沒有那么多時間。因為我之前在做“看巴西”系列，開幕式前準備了四五天吧。但在做“看巴西”前，就閱讀了大量跟巴西有關(guān)的材料，這也是一種準備。

或者放得更長一點，過去4年都可以算準備。倫敦奧運會閉幕后，我在思考奧運解說的創(chuàng)新。我覺得真正的準備不能用四五天來衡量，我從2010年做亞運會開閉幕式，到倫敦奧運會、大運會，一直到這次，都可以叫準備。

高淵：你探索開幕式解說的變革，把它說得既有趣又有味，是想追求什么？

白巖松：我當然不是想收獲“白巖松段子手”的稱號。現(xiàn)在很少有人從專業(yè)角度來看問題。我去年提出一個說法，叫做尊重規(guī)律、尊重時代、尊重期待。過去談前兩者比較多，但很少談尊重期待，其實人們的期待是變化的。

我覺得，滿足期待是一個新聞人永遠要思考的事，因為你不能拿著十年前的套路去對待現(xiàn)在的觀眾。規(guī)律有很多不變的東西，時代是有跨度的，一二十年一個周期，但期待可能年年在變。

現(xiàn)在觀眾對奧運轉(zhuǎn)播的期待是，不僅要有，而且要好，越來越不喜歡大的詞匯了。從2010年亞運會起，我就開始“破大詞”了。從倫敦奧運會起，我嘗試幽默、輕松、歡樂的解說。這次到了巴西，我就做得更加徹底了。之所以能迅速引起廣泛反響，說明我尊重了觀眾的期待。

我的愿望不僅是大家一起熱鬧一把，開一些玩笑，更是追求背后有價值的東西。

那4年紙媒生涯：“當時非常不愿去報紙，但現(xiàn)在慶幸命運有這個安排。”

高淵：你是從1993年開始做電視的，在那之前做過一段時間紙媒？

白巖松：我在《中國廣播報》當編輯，整整4年。我是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畢業(yè)的，分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當時希望工作崗位離新聞近一點，比如去做“早報摘要”之類。但因為種種原因，讓我去了《中國廣播報》，當時感覺就是一個登節(jié)目表的地方，同事們都年紀比較大，我是非常不愿去的。

高淵：時隔多年回頭來看看，這段紙媒生涯有價值嗎？

白巖松：我現(xiàn)在非常慶幸，命運有這個安排。

正因為去了報紙，才會錘煉自己的文字，才會有時間嘗試很多東西，比如說后來我兼職做了一年多廣播主持人，自己還不斷寫東西。我到那兒不久，就成為一個整版的編輯，既要約稿，也要改稿、起標題、劃版樣，還要去印刷廠，當時還是鉛印。

大學剛畢業(yè)時，我不知道什么是好文章，但4年后知道了。我還在報紙上寫各種評論，同時寫了《中國流行音樂小史》，9萬多字。我在報社得過“最佳標題”、“最佳版面”、“最佳文章”等等，把該得的獎都得了。

高淵：這4年其實是為后來打基礎(chǔ)。

白巖松：打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底。我們報紙是周報，我有大把的時間思考和寫作。后來做電視直播、新聞評論，都跟這段經(jīng)歷是對應的。我經(jīng)常說，所謂口才的最高境界是“出口成章”。

《東方時空》的江湖地位：“從第三種語言系統(tǒng)的搭建，到平視訪談對象的態(tài)度的建立，再到平視整個社會。”

高淵：后來是什么機緣去了央視的《東方時空》？

白巖松：就是因為不斷發(fā)表文章。1992年底到1993年初，中央電視臺有一幫人在籌辦《東方時空》，缺個策劃。當時崔永元也是我們廣播電臺的，他有個同學在那個組里，就推薦我去，說小白在廣播報上的文章挺不錯。

高淵：去的時候有沒有考慮自己出鏡？

白巖松：我一開始還是兼職，我當然不愿意出鏡，不然被電臺的同事看到不大好。但《東方時空》的制片人時間夠狠的，我被趕鴨子上架當采訪記者。

因為這檔節(jié)目要填補央視早上節(jié)目的空白，我記得時間對我說：“你覺得有誰會這么一大早看電視嗎？”

高淵：20多年過去了，很多人依然對《東方時空》印象深刻，你認為它帶來了什么？

白巖松：《東方時空》 最重要的歷史貢獻，是對語態(tài)的改變，它改變了過去那種高高在上的電視語言體系，我把它定義為“第三種語言系統(tǒng)”。它既不是老領(lǐng)導的話語，也不是純粹街頭巷尾的老百姓話語，而是一種全新的語言狀態(tài)。

另一個變化是這個節(jié)目的平視態(tài)度，既不仰視也不俯視。“平視”這個詞是我引入央視評論部的，大家都接受了，后來寫進了我們的“部訓”。

高淵：《東方時空》究竟靠什么奠定了江湖地位？

白巖松：《東方時空》從第三種語言系統(tǒng)的搭建，到平視訪談對象的態(tài)度的建立，再到平視整個社會，由此輿論監(jiān)督成為中國傳媒題中應有之義，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習以為常。我覺得，這就是《東方時空》的江湖地位。

正面遭遇直播時代：“門開了，我不會讓它關(guān)上，只會越開越大。”

高淵：你趕上了中國電視的爆發(fā)期，《東方時空》之后遇到了怎樣的機緣？

白巖松：后來我由人物訪談，迅速變成直播節(jié)目主持人和評論員，這都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喜好，而是中國電視走到了這一步，需要開疆拓土。

1996年1月，我的一篇論文刊登在中國傳媒大學的學報上，題目叫《我們能走多遠》。最后的結(jié)束語是，“我急切地期待著新聞直播時代的到來”，因為如果沒有直播，就可能充滿假象。一年半之后，香港回歸開啟了中央電視臺的大型新聞直播時代，我當時負責駐港部隊進港的全程報道。

高淵：做直播的時候緊張嗎？會不會擔心把準備的話都說完了？

白巖松：不緊張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有方法調(diào)節(jié)自己。直播首先錘煉的是心理能力，或者說心理能力就是直播業(yè)務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直播是要準備“十”去做“一”，而且要準備發(fā)生突發(fā)情況。2004年我直播悉尼奧運會比賽，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直播奧運會。有一項比賽時，我和體育頻道主持人寧辛對著鏡頭說了28分鐘，多煩人啊。

因為賽場的程序不斷在變，導播一會兒告訴我：“收嘴，馬上頒獎儀式。”我剛收嘴，導播快哭了：“接著說，頒獎儀式現(xiàn)在進行不了。”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的，是悉尼組委會的工作，我們只能跟著他們變。

高淵：做直播最大的不可控還不是這個吧？

白巖松：是的，比如1999年直播澳門回歸，請了一位境外嘉賓上直播。臺領(lǐng)導有點緊張，直播馬上要開始了，他忍了半天，還是跟我說：“小白啊，直播可得掌握好，這是咱們第一次引進境外嘉賓。”我就跟他說了一句話：“你放心，門開了，我不會讓它關(guān)上，只會越開越大。”

在做直播的過程中，這樣的責任是必須承擔的。我們正面碰到了歷史，歷史也選擇我們這一群人，躲開是不可能的，做好了它就會加速，做不好就會停滯。如果我們把頭幾次大型直播都做砸了，直播進程一定會減速，那么我們就是罪人。

所以，當你碰上了機緣，你躲不開，但同時你也有責任把它做好，不能讓歷史往回走。

沒想到這欄目活這么久：“中間經(jīng)歷了各種各樣的事，但我們基本都沒有失語。”

高淵：當直播成為電視的常態(tài)之后，接下來又會遇到什么？

白巖松：我跟臺里的領(lǐng)導不斷地討論，直播成為常態(tài)之后，電視該走向哪里？我說觀點正在成為新熱點，中央電視臺這個傳媒，不能沒有自己的新聞評論。過去也有評論，但不是獨立存在，是依附于新聞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創(chuàng)辦了 《新聞1+1》，這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電視評論欄目，我也成了央視第一個評論員。

高淵：《新聞1+1》的推出，是否意味著央視進入了電視評論時代？

白巖松：這件事情很有趣，中央電視臺在1994年就成立了新聞評論部，但我們心里都知道，不管是《東方時空》還是《焦點訪談》，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評論節(jié)目，但還是設(shè)立了新聞評論部，反映了大家對電視評論的一種期待。

到了2003年，央視有了專門的新聞頻道，大部分是直播的，一開始就設(shè)立了一個評論節(jié)目叫《央視論壇》，但沒做多久就不行了。我從這個欄目的第一期就開始參與，但我不是操盤的，后來我越來越不滿意，因為過于主題先行，我也就慢慢淡出了。但當時我已經(jīng)在打我的“觀察員”身份。

高淵：所以你想操盤一檔新聞評論欄目？

白巖松：《新聞1+1》是我籌辦的，等于說參與操盤，然后是確定參與者和節(jié)目理念。創(chuàng)辦頭幾年，把中國除了官方之外的電視評獎幾乎全拿到了，這反映了整個社會對電視評論的期待。

高淵：新聞評論不好做吧？

白巖松：這個欄目至今已經(jīng)9年了，我也沒想到能活這么久。中間經(jīng)歷了各種各樣的事，動車事故、大連PX項目等雖然風險很大，但我們基本都沒有失語。之所以能夠走過來，很重要一點是管理層的包容。

最大的官是制片人：“在2003年8月19日，我全部辭掉了，我知道這個決定意味著什么。”

高淵：你在央視當過最大的官是什么？

白巖松：制片人。

高淵：有行政級別嗎？

白巖松：股級？科級？最多的時候當了3個欄目的制片人，《新聞會客廳》、《中國周刊》和《時空連線》。我在團隊里實行編委會制度，民主管理、責任共擔，鼓勵創(chuàng)新和嘗試。所謂責任共擔就是削減我的權(quán)力，所有的事由編委會決定，有時候還會投票表決，為此我們獲得過央視的年度管理創(chuàng)新獎。

民主管理的好處是，每個人都要承擔更多的責任，這樣才能提升能力，也會更理性地約束自己。其實，越不擔責任越容易抱怨，越擔責越理性。所以我覺得民主是個好東西。

高淵：卸掉行政職務以后，你的空間更大了嗎？

白巖松：這樣更適合我。好幾年前，有記者采訪我，說你做節(jié)目的時候，更多考慮的是老領(lǐng)導還是老百姓？我說，真話告訴你，都不考慮，我考慮最多的是這條新聞是什么。現(xiàn)在依然如此。

去年我看到一句話，感觸非常深。1959年，英國BBC采訪羅素，請羅素針對思想和道德說兩句話，作為留給年輕人的財富。沒想到羅素老先生的回答是，“關(guān)于思想我只想說一句話，你先要確定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實。”他又說，“關(guān)于道德我也只想說一句話，恨是愚蠢的，愛才是聰明的。”

我覺得說得真好，尤其是頭一句。現(xiàn)在思想滿天飛，但真實的事實是什么，很多人并沒有搞清楚。所以這些年來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確定真實的事實是什么，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厘清事實上。

應該考慮做新東西了：“傳媒接下來要提供的，是與社會的和解與對話有關(guān)的東西。”

高淵：你看好電視的未來前景嗎？

白巖松：將來一定也是融合。我對新媒體的擔心是，它們能否真正承擔起媒體的責任。但對于我們很多所謂的傳統(tǒng)媒體，我最擔心的是，以失去自己競爭力的方式去擁抱未來。

我們過去是種糧食的，我們的優(yōu)勢也在于此，但現(xiàn)在有多少傳統(tǒng)媒體在認真種糧食？想種好糧食有三個條件必不可少：多一點人，多一點投入，多一點時間。不少傳統(tǒng)媒體做新媒體后，自己也開始炒菜了，但你炒得過人家嗎？

高淵：這些年變化非常大，接下來可能迎來什么新的變革？

白巖松：接下來的新東西可能出乎意料，我覺得會與人心更有關(guān)，更突出精神需求，但沒有想好。

我覺得此時的中國正處在轉(zhuǎn)折點，由物質(zhì)的中國向精神的中國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時刻，每一個個體也如此。先從國家的目標來說，我們不正在由從數(shù)字可以衡量的目標，向數(shù)字無法衡量的目標階段轉(zhuǎn)變嗎？

過去說的翻兩番、GDP等都是能用數(shù)字衡量的，而現(xiàn)在的幸福、尊嚴、中國夢等，都很難用數(shù)字衡量，只有PM2.5是用數(shù)字衡量的。所以，傳媒接下來要提供的，是與社會的和解與對話有關(guān)的東西，因為撕裂得已經(jīng)很嚴重了。

辦個學堂叫東西聯(lián)大：“我開玩笑說有個校訓：與其抱怨不如改變，想要改變必須行動。”

高淵：聽說這幾年你除了主持節(jié)目，還辦了一個新聞課堂？

白巖松：我管它叫“東西聯(lián)大”。因為輪流在傳媒大學和北大上課，分別在北京城的東西面，所以就取了這個名字，每屆學兩年。學生們來自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和傳媒大學的新聞和播音主持專業(yè)，都是研究生一年級，每年招收11個。我希望是單數(shù)，因為我們這兒有些事情需要投票。

高淵：學生是怎么挑選的？

白巖松：各個學校每年會挑五六個人給我，最后我來定。給每一屆學生上第一堂課時，我都會說，你們回去想，白老師為什么選擇了我？我說就兩個字：緣份。因為我從來不面試。

高淵：為什么要做這個事？

白巖松：我爸媽、舅舅、姑姑和嫂子都是老師，當老師一直是我的夢想。我以前也經(jīng)常去學校做講座，但都是過客，沒法細細交流。

大概十年前，我就想自己招學生了，就是想給新聞教育添加點不大一樣的東西。幾年后有一天，我在讀趙越勝的《燃燈者》，看到一半把書一合，跟自己說，這件事必須做了。

高淵：你希望他們在你這里學到什么？

白巖松：在我這兒學幾樣東西，一是文字要打磨；二是了解歷史，我用半年時間，讓他們走進歷史，起碼對過去100年的中國和世界有全面了解；第三是人生與人性的思考；第四也是貫穿始終的，是新聞實踐業(yè)務。新聞理論可以在大學里學，我這兒更強調(diào)實踐。

同時，我希望他們體驗一種教育的混搭，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大學，是幾所學校信息和理念的匯聚整合。他們在一起的親密度遠超同校同學，以后可能成為一生的團隊。

另外，我們還采用“撲克牌規(guī)則”，比如發(fā)言順序，作業(yè)誰先交，誰當班長等，全是抽撲克牌定的，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民主模式。

高淵：東西聯(lián)大學費多少呢？

白巖松：我不僅不收學費，還倒貼錢。我的一個學生統(tǒng)計過，帶他們兩年，白老師砸進來十萬塊錢。因為每堂課上完，我都要請他們吃飯。我們一般是下午1時上到6時，然后出去吃飯吃到晚上8時。吃飯是一個開放的課堂，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問，不是我的一言堂。

高淵：這件事打算做到什么時候？

白巖松：我曾開玩笑說，做到70歲。等到什么時候，東西聯(lián)大第一期畢業(yè)生的孩子進了聯(lián)大，我的班就宣告結(jié)束。我還開玩笑說東西聯(lián)大有個校訓，就叫“與其抱怨不如改變，想要改變必須行動”，這16個字說明了我為什么辦這個聯(lián)大。

怕手機變成手銬：“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思考，別把太多的時間花在手機上。”

高淵：你一直沒開通過微博微信，平常聯(lián)系靠什么？

白巖松：短信，或者直接打電話。

高淵：每天要討論選題，如果用微信拉個群，不是比打電話更方便嗎？

白巖松：對，但我只要用微信就完了。因為我不太會說假話，別人問我用不用微信，我要有一定會告訴他，然后必定互相加一個。你說這樣我現(xiàn)在會有多少個群，日子沒法過了。

對這個我是有警覺的。現(xiàn)在可能只是極少數(shù)人有我這樣的警覺，但應該會慢慢演化成小集體的警覺，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思考，別把太多的時間花在手機上吧。

就像中國人十年前玩命吃，現(xiàn)在中國人不那么吃了，時髦的是跑步、快走。這個我不擔心，但需要時間。

高淵：有沒有節(jié)約時間之外的考慮？

白巖松：確實有。我每天在電視上說話，如果同時在微博和微信上說，很容易讓大家覺得哪個是你，會引起很多錯亂。而且，如果我在微信上說的東西，在電視上沒說，可能就有人議論，你看電視臺管得很死，在微信上敢說，在電視上不敢說。

高淵：你討厭新媒體？

白巖松：我是全身心地歡迎互聯(lián)網(wǎng)來到中國，這比任何國家都更生逢其時，因為這能讓不同的意見共生，還能打開信息的疆界等等。

但問題是，互聯(lián)網(wǎng)到底是不是媒體？我認同它應當成為媒體，而同時也要承擔起媒體的責任。現(xiàn)在很多互聯(lián)網(wǎng)媒體沒有采訪權(quán)，整天在當標題黨，歪曲內(nèi)容。這就是因為他們不種糧食，只是炒菜，不知道糧食有多珍貴，所以會隨意糟蹋。

我在想，為什么不給予互聯(lián)網(wǎng)媒體采訪權(quán)呢？當他自己也種糧食的時候，就知道糧食的珍貴了，才可能擔起媒體的責任。我是希望以開放的姿態(tài)，把互聯(lián)網(wǎng)納入到媒體責任的陣營中來。

網(wǎng)上盡是“白巖松”：“一是我沒那么憤青，二是我也沒那么文青。但現(xiàn)在很多確實真假難辨。”

高淵：你雖然不用微博微信，但網(wǎng)上流傳很多你的文章。你看到這些冒牌文章，是什么心情？

白巖松：我只能說，叫“白巖松”的人真不少。一般有出處的可能是我說的，沒有出處的大部分是假的，尤其是憤青類的。我沒法去打假，因為人家也可以叫“白巖松”啊。

1995年，我采訪啟功老先生，我就問他，“您經(jīng)常去琉璃廠嗎？”他多聰明啊，說“去過，真有寫得比我好的”，我說“那怎么判斷哪個是您寫的哪個不是”，他說，“但凡寫得好的都不是我寫的，寫得不好的，有可能是我寫的。”

我沒想到這么多年后，這話還給我了。

高淵：有什么辦法來鑒別“真假白巖松”？

白巖松：一是我沒那么憤青，二是我也沒那么文青。但現(xiàn)在很多確實真假難辨，因為頭一兩句話真是我說的，后面就變了。

高淵：你出版了好幾本書，有人說書里面充滿了人生智慧，也很幽默風趣，但有人說你的書是另一種雞湯，你怎么看？

白巖松：別人怎么議論，我完全不關(guān)心。我關(guān)心的是，100個讀的人里，如果有一二十個人，會被我書中的某些事情觸動并開始思考，就可以了。

我一直在琢磨文字的呼吸性，非常在意我的文字。很多年前，董壽平老先生給我寫過一幅字：“一言需自重，萬事貴質(zhì)平”，每一言都需要自重，但萬事貴在本質(zhì)是平易的。去年，濮存昕濮哥給我寫了五個字：“真佛說家常”。我這些年，無論是文字還是語言，都力求做到自重、質(zhì)平、家常，但背后要有很大的思考空間。

個人影響力走勢如何：“如果大家都炒菜，沒人種糧食了，那媒體才真死了。”

高淵：最近這幾年，你覺得你的影響力是在往上走還是往下走？

白巖松：這要大家評論吧。在網(wǎng)上，好像署名“白巖松”的東西超級多，排在頭幾位。我的《新聞1+1》和《新聞周刊》，在全中國新聞專題類節(jié)目在互聯(lián)網(wǎng)播出量，已經(jīng)連續(xù)兩年排第一第二，你說這是在上升還是在下降？

個人影響力不是我該談論的，應該談的是媒體影響力。歸根到底，還是要走向優(yōu)質(zhì)內(nèi)容吧，如果將來大家全是炒菜的，沒有人種糧食了，那新聞媒體才真死了。

高淵：收視率對你的壓力大嗎？

白巖松：我是比較幸運的，做過的節(jié)目收視率都很高。我一周起碼要做四天節(jié)目，三期《新聞1+1》直播，還有一期《新聞周刊》，后者的解說詞都是我寫的。收視率雖然不是最高的，但還處在不錯的位置，臺里綜合評價前20名。

高淵：前兩年你做的黃巖島和釣魚島的節(jié)目，收視率特別高，后來為什么不做了？

白巖松：我們有的兄弟欄目，一連兩個月做釣魚島，收視率一直很高。可是我覺得你還能說什么，新聞都不在了，你還在為情緒做節(jié)目。我當時跟節(jié)目組的同事說，這件事有新聞的時候，我們要繼續(xù)做，沒有的時候，就做別的新聞。

我們這個團隊，因為朝夕相處時間長了，大家都能理解。現(xiàn)在有的節(jié)目過分軍事化，好像第四次世界大戰(zhàn)都已經(jīng)打起來了，太可怕了。我們這一兩代最幸福的地方在于，有將近70年沒有打過仗了。

走與不走的真實原因：“在我看來，此時此刻新聞還在這里，就這么簡單。”

高淵：你會在央視做到退休嗎？

白巖松：從1993年到現(xiàn)在，我不是一直在中央電視臺嗎？將來辭不辭不知道，我現(xiàn)在不是還在嘛。如果沒有上上下下的支持和保護，我不會走到今天。

我已經(jīng)很多年不去想5年之后的事情了。當你有了一定的歲數(shù)，當你做了很久新聞，就會知道，時代的變化，是不以你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

高淵：你對央視懷有怎樣的感情？

白巖松：我關(guān)注的是一個地方背后活生生的人，比如臺長什么樣，主任什么樣，同事什么樣。2014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參加母校中國傳媒大學的校慶活動，突然接到電話說，我們的老臺長楊偉光去世了。我頓時熱淚盈眶，然后就悄悄地走了，沒法繼續(xù)在那里歡慶了。我一邊走一邊想到的一句話就是：“一個人對了，一群人都對了。”高淵：為什么楊偉光臺長就是那個對的人？白巖松：楊臺是一個改變我們很多人命運的人，他尊重規(guī)律、尊重時代，更尊重了期待。他當臺長的時候，開辦了 《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實話實說》、《新聞調(diào)查》等等，當時多少人希望能進中央電視臺工作啊！

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的工資不高，但只要說我是《東方時空》的記者，別人立即肅然起敬，那就是一份職業(yè)榮譽感。我為現(xiàn)在很多年輕同行沒有體驗過這樣的職業(yè)榮譽感，感到真正的遺憾。我常常跟年輕同行說：“真的，90年代那樣的日子，不給我工資我也會干的。”

高淵：除了人的因素之外，你還有什么別的考慮？

白巖松：因為新聞還在這兒。像這次里約奧運會，我可以行走在各個場館，真正直接貼近奧運會。現(xiàn)在大多數(shù)新媒體沒有采訪權(quán)，你說我去干什么？

我的新聞生涯中，印象深刻的那一瞬間，真的不是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奧運會，或者中國入世等，而是2008年汶川地震直播的那一夜，我走出直播間的時刻。我一打開手機，一下子涌進了近千條短信，以前只有除夕夜遇到過這種狀況。真是鋪天蓋地，我用了幾天時間才看完。

作為一個新聞人，汶川直播那一夜是最難忘的。

（訪談全文請見新聞客戶端“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