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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田本相:一個不懂并輕視傳統(tǒng)的人,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創(chuàng)新力量 ——訪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專家田本相
    來源:文藝報 | 徐健  2017年02月20日07:40

     

    田本相先生是中國戲劇理論與歷史研究專家、資深戲劇評論家,是現(xiàn)今中國話劇研究的領軍人物,成就非凡。他學養(yǎng)豐厚、治學嚴謹、自成一家,從事話劇研究近40年,始終堅守著一個學者獨立的學術立場和堅韌的學術品質。如今,田本相先生已是85歲高齡,但仍然精神矍鑠、筆耕不輟。近年來,他為《文藝報》撰寫了《呼喚學院派戲劇理論批評的回歸》《新時期戲劇的“二度西潮”及其啟示》《抗戰(zhàn)戲劇:構筑中國話劇的詩化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等10余篇極富理論思辨和現(xiàn)實觀照的文章,在戲劇界引發(fā)了強烈反響。在2月17日舉行的2016年度“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頒獎會上,田本相先生榮獲“優(yōu)秀作家貢獻獎”。

    由于工作原因,記者與田先生有了不少見面、交流的機會。盡管田先生說已經(jīng)很少進劇場了,但是每當跟他談起中國話劇的現(xiàn)狀和問題,他總是切中時弊。從近些年他對新時期話劇“二度西潮”問題的關注、對中國話劇思想危機的憂患到對重振學院派戲劇批評的期許,一次次鏗鏘有力的發(fā)言、一篇篇振聾發(fā)聵的文章,我們感到田先生并沒有遠離話劇現(xiàn)場。豐富的知識儲備、廣闊的學術視野、敏銳的藝術發(fā)現(xiàn),使他總能從各類話劇演出,評論的信息、資料中找出最有價值的線索。田先生把自己稱為“戲劇旁觀者”,“一個戲劇界的朋友”,但就是這位“朋友”的清醒認識和真知灼見,推動著中國話劇研究的前進,影響、激勵著一批又一批青年戲劇研究者、創(chuàng)作者的成長。

    戲劇評論的寫作離不開客觀、公允,但更需要情感的注入

    記者:田先生,首先祝賀您獲得“優(yōu)秀作家貢獻獎”。能談一下此時的感受嗎?

    田本相:這個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感謝《文藝報》的熱情推薦。由這個獎我回想了之前獲得其他獎的經(jīng)過。最早是我的《曹禺劇作論》在上世紀80年代初獲得“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這大概是戲劇理論著作的第一次全國性的評獎。這次評獎,也是我未曾料到的。我根本不是戲劇界的,而且是一個無名人士。后來我才知道,是我未曾謀面的陳瘦竹教授,在評委會上竭力推薦,慷慨力爭得以通過的。20多年后,我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比較戲劇史》集合了一批學者近5年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比較文學權威學者的高度評價,但在相關部委組織的評獎中得到的卻是一個三等獎,而有的通俗寫本倒可以評上科研成果一等獎。倒不是得到一個什么獎就光榮了,只是覺得沒有客觀的、科學的評價制度作為評獎的依據(jù),會讓很多的評獎變得毫無價值。這次能夠獲得“優(yōu)秀作家貢獻獎”,我還是相當重視的,感到欣慰。這是戲劇界之外對我寫作和思考的肯定,也是對我們繼續(xù)從事戲劇研究、戲劇評論工作的鞭策。

    記者:《〈嘩變〉的啟示》應該是您最早在《文藝報》刊發(fā)的戲劇評論吧?那個時候,戲劇理論批評的狀況還是意氣風發(fā)的,戲劇觀爭鳴相當活躍;如今30年過去了,戲劇文化生態(tài)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戲劇市場活躍了,但戲劇理論批評卻讓我們感到“失語”甚至危機四伏,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現(xiàn)象的?

    田本相:北京人藝話劇《嘩變》的演出,朱旭、任寶賢的表演,令人陶醉。對于話劇藝術,我認為“話”依然是它的魅力。而這個劇本也對當時半瓶醋的現(xiàn)代主義的膜拜是一個清醒劑。我對這部作品評價很高,寫了《〈嘩變〉的啟示》一文給了《文藝報》,這也是我在《文藝報》上發(fā)表戲劇評論的開始。文章中,我第一次以“悖論”來解讀劇本,在當時是非常有新意的。我始終覺得,戲劇評論的寫作離不開客觀、公允,但更需要情感的注入。只有首先打動內心,評論者才能寫出真正感染人的文字。《嘩變》的寫作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20多年過去了,戲劇理論批評經(jīng)過了低沉、低迷的狀態(tài),現(xiàn)在雖然有所恢復,但是一個新的因素卻逐漸浮出水面,那就是戲劇批評被看不見的金錢之手所操縱,相當部分的戲劇批評被稱作“票房評論”。這種評論有相當部分是為了市場所需,有些成為媒體推廣的軟文,有些則是研討會上專家的吹捧文章。戲劇批評一旦為這些無形之手所控制,批評的專業(yè)性就會變質,甚至再好的戲劇批評也會隱約透露出銅臭的異味。而在戲劇批評中助長趨炎附勢、追名逐利之風,勢必將使戲劇批評失去真誠,失去原則,失去公正。

    鮮明地肯定曹禺在中國話劇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首席地位

    記者:您是上世紀70年代末從中國現(xiàn)代文學轉向話劇研究的,那時您也40多歲了,很想知道是什么樣的機緣促使您轉向的?又是什么樣的內在驅動促使您把曹禺作為學術研究的重心的?

    田本相:在我的童年生活中,似乎沒有戲劇的種子,甚至連一出戲都沒有看過。在天津上中學時,一個偶然的機會看過曹禺《蛻變》的演出。倒是因為看戲,讓我產生了對新生活的向往。天津解放后,我看了《赤葉河》《白毛女》,怦然心動,從而涌進解放的大潮中,參軍了。在朝鮮戰(zhàn)場上,我看過中國最好的戲曲演出。在南開大學讀書時,天津人藝的戲幾乎都看過。這些,不過是作為一個觀眾的一種業(yè)余娛樂罷了。也是一個極為偶然的約稿機會,我寫了一篇關于曹禺的文章,由此就身不由己地被推進了戲劇的圈子里。

    讀曹禺劇作的內在沖動,是難以抑制的,它讓我深深感到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積淀的歷史負擔是太深重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所展開的世界,真是一個讓人透不過氣來的世界。從周樸園、曾浩等人身上,可以看到當代一些人的面影,他們就是周樸園和曾浩的子孫。古老的幽靈仍然在今天游蕩著。搜集曹禺資料的過程,也是發(fā)現(xiàn)和思考問題的過程。 當時看到上世紀30年代燕京大學外語系主任謝迪克教授評價《日出》的觀點,他說:《日出》在我所見到的現(xiàn)代中國戲劇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無羞愧地與易卜生和高爾斯華綏的社會劇的杰作并肩而立。謝迪克是美國來的教授,他如此說《日出》,不該是廉價的吹捧吧。據(jù)我后來的調查,他們沒有任何私人交往。這樣的評價同一些身居國外的曹禺研究者的意見是那樣地抵牾,而像這樣的評價,為何沒有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而被歷史所淹沒?我正是從這里得到啟示,打開缺口,深入曹禺劇作的堂奧的。我希望通過我的研究,重新給曹禺及其劇作以歷史的定位和評價,鮮明地肯定曹禺在中國話劇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首席地位。在對曹禺潛心研究中,我感覺到曹禺跟魯迅的思想是相通的。憑借著對魯迅的感受,我對曹禺的評價是:他不但是中國話劇創(chuàng)作第一人,而且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中也是值得驕傲的。

    記者:縱觀您的曹禺研究、北京人藝研究、中外戲劇比較研究等領域,我們發(fā)現(xiàn)您的學術視角和人文思考始終處于學界的前沿。可以說,新時期30多年,中國話劇研究的進展、重要活動的舉辦,很多都是在您的精心策劃和推動下展開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當年您也是國內電視文化研究的開拓者。

    田本相:我是在上世紀80年代戲劇危機、電影危機的呼聲中走進電視研究的。由于80年代初期電視的突然崛起,給一些藝術門類帶來了巨大沖擊。雖然導致這些藝術門類危機的因素是多樣的、復雜的,但是電視的作用卻是重要原因。我把這些稱之為電視沖擊波所引起的電視文化現(xiàn)象。如何解釋這種現(xiàn)象?對它又該作出怎樣的評價?這些問題困惑著我。此外,電視在社會生活中也激起巨大的反響,產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化現(xiàn)象。這一切都迫使人們對它不能不刮目相看了。由此我提出一個看法,即把電視對傳統(tǒng)藝術門類的沖擊,看作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結構的大變動,把對電視的研究納入文化發(fā)展的歷史、文化藝術的系統(tǒng)以及社會的系統(tǒng)中加以考察,而不是把電視單單看作“電視臺”的事業(yè)。于是便有了《電視文化學》這本專著。我覺得該書中提出的問題,它的基本思路和方向,至今仍然沒有過時,中國的電視目前還處于結構性的困惑中,仍沒有在高度的文化理念指導下,處理好電視文化不斷出現(xiàn)的結構性問題,這是值得關注的。

    詩化現(xiàn)實主義是中國話劇現(xiàn)實主義的精華

    記者:今年是中國話劇誕生110周年,在對中國話劇歷史的梳理和總結中,傳統(tǒng)至關重要。但我們看到,實際上,新時期以來對于中國話劇的傳統(tǒng)、中國話劇現(xiàn)代化、民族化,藝術創(chuàng)新等問題的爭論,似乎是一團亂麻。在您看來,中國話劇110年的發(fā)展的獨特性何在?又有哪些經(jīng)驗、教訓值得吸取?

    田本相:你提出的問題也是研究中國話劇史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這種獨特性,在我看來主要體現(xiàn)在具有爭議的現(xiàn)實主義問題上。我在《試論中國話劇的現(xiàn)實主義的演變》一文中作了梳理和辨析,概括出詩化現(xiàn)實主義的“關鍵詞”,并作為中國話劇獨特性和民族的獨創(chuàng)性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論說。在我看來,中國話劇現(xiàn)實主義是西方現(xiàn)實主義戲劇思潮的一個支流,前者是后者在中國國土上的一種衍生發(fā)展的形態(tài),但它沒有西方現(xiàn)實主義運動得以產生的深刻背景,以及一套哲學文化理論的準備,這就是中國話劇現(xiàn)實主義先天不足之處。但這種影響決不能認為是一種全盤的移植照搬,是一種簡單的、被動的、消極的影響。接受主體的制約作用,決定著影響的性質、范圍和程度。像曹禺的劇作,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田漢的《獲虎之夜》《名優(yōu)之死》,于伶的《夜上海》,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等作品,對西方現(xiàn)實主義戲劇進行了深層的滲透融合,從審美精神、創(chuàng)作方法、藝術技巧到語言等各個層面上,實現(xiàn)了民族獨創(chuàng)性的改造和轉化,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話劇的杰出成就和藝術成果。詩化現(xiàn)實主義是中國話劇現(xiàn)實主義的精華,也是中國話劇對世界話劇現(xiàn)實主義的一個發(fā)展和貢獻。

    在探索中國話劇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獨特性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中國話劇的問題探討。在中國話劇理論批評的論爭中,還始終貫穿著創(chuàng)新和保守、傳統(tǒng)和反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的激烈沖突。比如,一些“創(chuàng)新派”激烈地反傳統(tǒng),以為今天話劇的一切弊端均來自傳統(tǒng)。這就反映出“創(chuàng)新派”的弱點,一是不能正確理解創(chuàng)新的內涵,二是不知道創(chuàng)新必然建筑在對傳統(tǒng)的洞悉和識見上。一個不懂得傳統(tǒng)并輕視傳統(tǒng)的人,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創(chuàng)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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