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2016年的《民族文學》，除了能夠體會到少數(shù)民族作家民族性話語的獨特表達，亦能感受到中國經(jīng)驗的多元呈現(xiàn)。這種既獨特又多元的文學面貌，正是今日中國社會豐富文化景觀的展現(xiàn)。正確閱讀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方式，已不能簡單聚焦于邊地與內(nèi)地、鄉(xiāng)村與城市、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精神與物質(zhì)這些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而是以一種更為開闊、同時更為動態(tài)的視角加以把握。

文化差異與神性敘事

馬原發(fā)表于上世紀80年代初的《岡底斯的誘惑》以幾個外來年輕進藏者的見聞，傳達了西藏神秘世界和藏民原始生存狀態(tài)對現(xiàn)代文明的“誘惑”。實際上，不單是藏族文化，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異質(zhì)文明“誘惑”直到今天依然被表達著。

次仁羅布（藏族）的小說《九眼石》讀來頗具寓言色彩。李國慶是一名有錢的內(nèi)地商人，單增達瓦則是一名普通的藏民，看似不太可能有人生交集的兩個人卻因為九眼石被聯(lián)系到了一起。李國慶因為身體“有恙”而產(chǎn)生了精神危機，他將目光對準了能夠潔凈自身、治療自我的西藏；與此同時，單增達瓦也經(jīng)歷著經(jīng)濟危機的過渡階段。從這個角度而言，內(nèi)地人與藏區(qū)人在面對這個物質(zhì)世界時似乎都有著較為相似的困境；但隨著小說的推動，在面對如何處置身負重傷的殺人者尼瑪仁貴時，兩人之間發(fā)生了嚴重到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而這個突如其來的沖突才是小說所要表達的核心所在，在生死存亡的關(guān)鍵時刻，李國慶與單增達瓦在文化價值深處幾無相似可言。次仁羅布實際上回答了一個十分簡單、然而卻十分深刻的問題：像李國慶這樣到西藏尋求心靈安慰的闖入者，即便是他們的軀體到了西藏，但這種空間距離的重合是否真的能夠洗刷他們精神深處的灰塵，還是相反會更加放大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不安和欲望。小說中的九眼石更像是一位默默注視眾生的旁觀者，不管人們賦予他多少的物質(zhì)價值，它的精神價值永遠只有謙卑的信仰者才能真正體會。同樣是展示藏區(qū)文化，吉米平階（藏族）的《虹化》則有著較為強烈的神性色彩。小說講述了普布、普姆兩夫妻的拉薩朝佛之路。隨著妻子普姆的去世，計劃中二人的朝佛之路變成了普布背著妻子虹化的肉身獨自救贖的過程。在小說中，普姆的虹化似乎成了普布一個人的秘密，這種不可言說的所在正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密碼。小說《虹化》的深刻意味還在于，作者在展示本民族獨特文化價值的同時，還讓我們看到了不同文化間對于輕與重的差異理解。

如果說吉米平階筆下普姆的虹化讓她完成了修為的最高境界，那么馬碧靜（回族）的《宰牲》則讓馬開賢老人通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宰牲儀式完成了靈魂的救贖。高速公路的暢通，使馬路邊打著“麻辣黃燜羊肉”招牌的餐廳生意日益火爆。在物質(zhì)利益的誘惑下，在孩子生命高于一切的幌子下，馬開賢的兒子和兒媳漸漸不再按照伊斯蘭教關(guān)于飲食的要求宰殺羊只了。馬開賢看在眼里，恐懼在心里。這種恐懼讓他經(jīng)受著心靈的掙扎：一個是黑馬開賢，試圖理解兒子兒媳做法的難處；一個是白馬開賢，他堅持穆斯林不能將不潔的食物賣給別人。當虔誠的信仰遭遇到了至親，在金錢與親情面前，馬開賢與兒媳的矛盾終于爆發(fā)。大病一場的馬開賢看到了兩只羊在召喚他，他心底的虔信讓他決定通過一場宰牲儀式潔凈自己的信仰。小說在流動的血液中結(jié)束，留給讀者溫熱的信仰表達。

黃光耀（土家族）的小說總是善于將湘西土家族的自然風貌與風俗融入情節(jié)，在帶有哲思性的敘事中對世事與人性進行深刻的解讀，《第三種墳塋》則將這種哲思進一步深化。小說中的幾乎每個人都有病癥：或是遭遇婚姻感情的危機，或是親人之間無法化解的矛盾，或是行將去世的肉身。主人公王元亨即被夾雜在這些復雜的事務中，不但影響到家庭成員的關(guān)系和自己的情緒，甚至還影響到了他與妻子的性生活。在背著妻子與江一凡的曖昧往來中，他們試探著彼此，卻進一步加劇了彼此精神深處的空虛。對風水之說頗有些了解的王元亨，在江一凡弟弟田小華的引導下準備在酉溪兩河口的尖嘴上買個墓地。故事發(fā)展到此處陡轉(zhuǎn)直下，誰知江一凡自己看上的風水寶地竟成了田小華謀殺自己親身父親的“兇器”。作者雖并未直接描寫墳塋，但小說中陰陽兩界及生與死的隱形存在使得墳塋成為了懸掛在每個人頭頂?shù)睦麆Γ坪蹼S時要將人性之惡刺于劍下。

情感記憶與鄉(xiāng)愁

在鄉(xiāng)村與城市、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百年中國文學似乎總是在探求二者之間的隱秘關(guān)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切膚的鄉(xiāng)愁體驗。對許多少數(shù)民族作家而言，他們清晰地意識到在高速運轉(zhuǎn)的現(xiàn)代社會中，他們所珍視的傳統(tǒng)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被遺忘乃至消亡的命運，因而某種情緒復雜的情感記憶成為他們筆下重要的主題。

肖龍（蒙古族）的《榆樹》是一部隱喻意味很濃的作品。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在兩條線索中同時展開，一是“我”尋找親生父母，一是老榆樹的生死存亡。小說在某種僵持不下的敘述后，隨著罕見的暴雨，作為阻礙榆樹鎮(zhèn)走向現(xiàn)代化之路的榆樹終于死去，老榆樹不再成為榆樹鎮(zhèn)人民“抱殘守缺”的障礙。在沒有了老榆樹的庇護后村里人的眼界看似變得開闊和明亮了，但是“我”的親生父母到底是誰或許將會隨著老榆樹的死亡永遠成為一個謎。在小說中老榆樹顯然是一個時代的隱喻，當代表著現(xiàn)代化的鋸齒在它身體上游走將其斷裂之時，有關(guān)榆樹鎮(zhèn)的記憶也隨之一去不復返。同樣是以樹的命運為線索，陳孝榮（土家族）的《古樹》則更側(cè)重于對人性的揭示。張釗的“工作”就是偷伐古樹，在妻子的默許下他屢屢得手，可是相好郭英的物質(zhì)索求又讓他的不義之財所剩無幾。在兒子提出要在廣州買房安家的要求無果后，為了湊錢竟然到銀行搶劫并殺了人，張釗這個底層的小人物身上又多了一重悲劇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人們苦苦看守的古樹卻在高鐵搬遷的政策下轟然倒地，這是小說中所隱藏的另外一條線索。

和《榆樹》的主題有所相似的是，韋曉明（苗族）的《空谷之上》也講述了社會轉(zhuǎn)型背景下的斷裂感。當時代變革之風刮到石門潭時，石門潭人便也有了自己的思維邏輯：“以前我們穿苗衣到城里，你們看我們就像猴子耍把戲一樣，現(xiàn)在你們爭著搶著要穿我們的衣服照相。唉，沒那么簡單的，得拿錢來。”在利益驅(qū)使之下，新舊觀念的碰撞自然不可避免。而這種精神上的困境和掙扎在小說主人公董福光身上表現(xiàn)得十分真實，他的個人遭際實際上是時代變遷下世情百態(tài)的集中展現(xiàn)。所謂鄉(xiāng)愁，自然離不開游離于城鄉(xiāng)間的孤獨。石慶慧（侗族）的《落眠》中阿珍的內(nèi)心活動可謂將這種異化的鄉(xiāng)愁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她不適應城市始終明亮如晝的夜晚，與丈夫之間形成的莫名裂痕使她日漸消瘦，倍感孤獨。她熱愛著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征用款的分撥情況使兄弟反目，一切現(xiàn)實情況都逼迫她孤立無援煩躁痛苦地去接受無所適應的生活，在這種被迫無奈的情況下，鄉(xiāng)愁就愈加刻骨難耐。往往這種瘦弱善良的弱勢女子都是大環(huán)境變化最直接的受害者與犧牲品。向本貴（苗族）的《又見炊煙》則展現(xiàn)了農(nóng)村人內(nèi)心的堅守與對鄉(xiāng)土強烈的歸屬感，那種面對生命無常禍患的堅忍不拔讓人動容，溫暖并刺痛著人心。

和鄉(xiāng)愁有關(guān)的情感記憶除了和故鄉(xiāng)有關(guān)，還關(guān)乎老人。劉蕭（苗族）的《漁戀》為我們塑造了一位“守舊”的漁人。他所執(zhí)拗堅守的不單是他的船和這日夜流淌的河水，更是他生命最后的尊嚴。隨著老人在春天一場大雪后的去世，那些時代的背影最終成為作家筆下的一首挽歌。馬瑞翎（回族）的《老包買房》中老包夫婦在省城雖然買的是房子，卻買到了更多的孤獨。兩位老人買房過程中被中介以及商家以各種營銷手段忽悠，他們一方面懷著一份已然被異化的鄉(xiāng)愁在城市中尋找存在感，一方面又因為內(nèi)心的孤獨與渴望被重視而更加懷念故鄉(xiāng)。夏魯平（滿族）的《天高云淡》以一場家庭風波為開端，書寫了孤寡老人的無助。78歲的父親毅然決定和子女們口中的“老妖精”結(jié)婚，這讓子女們異常緊張。當“老妖精”的去世讓父親說出了埋藏三十年的秘密后，兒女們方才知道他們對父親的愛是多么地苛刻。

社會擔當與良知表達

作為“五四”時期以反映社會重大問題為主要內(nèi)容的小說形態(tài)，“問題小說”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一個小說類型。可以說，從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開始，作家就作為時代最好的“諍友”，表達著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作家介入現(xiàn)實，很大程度上是指對社會問題的關(guān)注和揭示。2016年的《民族文學》正是以這種方式，抵達了現(xiàn)實的縱深處和隱蔽處，讓我們看到了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社會擔當和良知表達。

海勒根那（蒙古族）的《玉米啊玉米》是一部讀來頗為疼痛的小說。一件屈打成招的冤案改變了主人公阿根的一生，除卻妻離子散，對他打擊更大的是已然與他形影不離的“強奸犯”的標簽。那種冷漠和屈辱讓阿根走投無路，只能對著玉米講述著自己的清白。作家除了對權(quán)與法的觀照之外，思索更多的還是人性。阿根出獄之后，比莫須有的罪名更摧殘他的是周圍人、特別是親人對他的冷漠和排斥，小說揭示出與健全的法制建設(shè)同樣重要的是善良的人心和天地間的真情。

胡樹彬（苗族）的《職業(yè)爆料》以社會新聞作為小說故事的敘述題材。在作者剝洋蔥皮似的層層剝離下，一件發(fā)生在莊城最頂級富人區(qū)金水灣的交通肇事案件終于水落石出。打工女孩夏萌萌被潛龍首富康莊集團董事長之子撞死的一起車禍事故，卻因為涉及到官二代和富二代的交錯背景，讓案件本身更為撲朔迷離。夏萌萌之所以每天在道牙子上賣萌晃蕩，就是為了吸引那些富二代的注意；與此同時，馬路邊的職業(yè)爆料人原本可以阻止事故的發(fā)生，卻在利益的驅(qū)動下等待著悲劇的發(fā)生。胡樹彬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幅殘酷的現(xiàn)實圖景，女工夏萌萌的合法權(quán)益到底該由誰去維護，這似乎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如果說《玉米啊玉米》和《職業(yè)爆料》兩部小說是從外部視角來呼吁正義的話，那么阿滿（滿族）的小說《局》則將鏡頭直接深入到問題的細部。故事發(fā)生在四方桌的牌桌上，所坐之人有官員有商人，這看似風平浪靜的牌局卻暗涌著各種角逐。每個人都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卻不知自己在布局的同時也陷入了他人所設(shè)之局，只是局內(nèi)之人深陷其中而不知。這出“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牌局”潛規(guī)則中，真正的黃雀到底是誰，交由讀者自己品味吧。小說雖將筆觸對準逼仄的牌局空間，可細細解讀卻是講述了每個人都面臨的各種人生之“局”。作者在看似不經(jīng)意的敘述中，道出了為官者在牌桌上的小局及其背后的社會大局，頗具現(xiàn)實的警示意義。

少一（土家族）的《守口如瓶》在作者娓娓道來的講述中，于“紅太陽歌舞廳”的打架斗毆事件到母親為“半截耳垂”的兒子上訪之間完成了無縫鏈接。而主人公樸順義則被圍困于情與法之間，遭遇了自己工作和人生中最大的困境。實際上，樸順義的遭遇折射出當下社會中普通人對于公平正義的多重訴求；而平凡警察“遲哥”的出現(xiàn)則為這幕扣人心弦的心理搏斗打開了一扇光明的窗戶，讓我們對擔當與良知有了更多相信的理由。除了這些較為沉重的呈現(xiàn)外，老作家麥買提明·吾守爾（維吾爾族）的《飄過院墻的歌聲》讀來則輕松了許多。同一天兩戶人家都為子女舉行了婚禮，可這兩家偏偏是鄰居。一戶是讓人討厭的花花公子艾克來木家，一戶則是惹人同情的普通農(nóng)戶買蘇木家。一墻之隔的兩戶人家，卻因為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條件的不同而有了懸殊的對比。但是在可愛的達吾提大叔的指引下，“從天而降”的樂師們讓普通農(nóng)戶買蘇木家的婚禮不但收獲了熱鬧，還獲得了道義上的勝利。

柔軟的疼痛與真相

人心是柔軟的，文學在觸碰柔軟的地方時總會不經(jīng)意地帶來疼痛感。閱讀2016年的《民族文學》，可以感受到作家們試圖通過某種疼痛感透析到社會與人性的真相。

馬金蓮是近幾年在小說創(chuàng)作領(lǐng)域表現(xiàn)比較突出的作家。可以說，《民族文學》見證了她的文學成長。2016年，新作《貼著城市的地皮》是馬金蓮的突破自我之作，她將中心從扇子灣的鄉(xiāng)村移到了城市。小說以一個13歲小男孩的視角，描寫了乞討者這一特殊城市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在“我”的想象中，城市是一個充滿誘惑的人間樂園。但來到城市后帶給“我”的卻是多個白天的“啞巴”歲月。作品深刻揭示了外表光鮮、充滿誘惑的城市，如何讓鄉(xiāng)村進城者迷失墮落的過程。

陶麗群（壯族）的《清韻的蜜》是一部頗為精致的小說，使人不忍心讀得太快，生怕遺漏任何一個句子。在“我”是孩子的時候，透過我的童年視角只看到了姑姑是好人，清韻是壞女人；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成年的“我”則看到了姑姑和清韻的心底都隱藏著不為人所知的秘密。而這個秘密讓兩個女人都對可憐的姑父有著終生的愧疚，特別是姑姑在情感上終其一生的失意和孤獨。這個讓人疼痛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看似平靜的生活之下，隱藏著多少或大或小的“懸案”？我們似乎感受到了作者想要呈現(xiàn)的某種暗處的力量，而這種力量絕非是背叛或是恨，而是如文章中具有雙關(guān)隱喻的“蜜”所揭示的，是一種歷經(jīng)艱辛后方才醞釀出的濃稠但透亮的人生，既已看得透亮，真相似乎也不重要了。 梁志玲（壯族）的《樹洞》則將“樹洞”隱喻成裝放秘密的所在。那萬家燈火中幾家歡喜幾家愁，那城市里一幢幢冰冷的樓宇內(nèi)裝著多少秘密呢？在城市里有多少高樓大廈，似乎就有多少樹洞，只是那些小人物的悲歡離合著實讓人感嘆。

同樣是面對真相，第代著冬（苗族）的《被偷的風》則為我們塑造了一位永遠“看不清”真相的唐燈旺。若按照慣常的衡量標準，唐燈旺無疑是一個生活的失敗者。兜轉(zhuǎn)于各種社會身份的他總是那個被解雇的人，即便是以平生所學成為一名出色的那摩先生，也免不了再次丟失工作。正如小說中“萬花筒”這一意象所隱喻的那樣，無人照顧的老人、自私自利的眾人、日益冷漠的人情，這些都成為這個“萬花筒”世界的真相，而唐燈旺則像那個永遠看不清真相的人，用他所執(zhí)拗堅守的善良和道德被生活一次次地放逐。這似乎回到了鐵凝《永遠有多遠》中所苦苦追索的答案一樣。當可怕的真相已然揭開，該如何去面對呢？包倬（彝族）的《我還是我嗎》為我們展現(xiàn)了新銳作家大膽的藝術(shù)探索。小說的主人公早晨起床發(fā)現(xiàn)自己變成了小孩兒，在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上演了“返老還童”的一幕，作者在這看似荒誕古怪的故事中完成了對卡夫卡《變形記》的致敬。在《我還是我嗎》中，當“我”從孩童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時，看到的不是童真和善良，而是迷失在了成人世界深不可測的污濁中。

了一容（東鄉(xiāng)族）的《法圖梅》和郭雪波（蒙古族）《夜行者》都從女性的視角透視了幽微的真相。在《法圖梅》中，了一容為我們塑造了一位在本村中帶頭進城謀生的姑娘法圖梅。她有著天然的美麗，同時也因為她的美麗在城市里經(jīng)受著各種考驗。小說對于法圖梅經(jīng)受考驗時的心理活動描寫得異常精彩，雖然在順從和抗拒的斗爭中總是抗拒獲勝，但作為弱者的法圖梅最終還是“墮落”了。打敗法圖梅的并不是金錢，而是在她眼里同為底層打工者的鵝蛋頭。小說實際上揭示了一個較為殘酷的真相，雖同為弱勢群體，但人性的復雜卻從未打過折扣。同樣是描寫女性，郭雪波的《夜行者》則是在知青文學的視野內(nèi)展開敘述，卻又有著不一樣的表達。一次夜行買酒的黑暗之路上，兩個男知青路上所談論的是美麗的來自北京的知青魯紅霞。可白天將至的早上，魯紅霞的“自救”行動讓我們看到了那個特殊年代人性的復雜性。單純的善惡似乎并不能概括，篇名“夜行者”更像是一個隱喻，對真相的探究似乎永遠都如黑夜中行走。

人類的位置

一本刊物，除了具有敢于直面社會和人生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外，還應具備走向自我和天地的浪漫主義氣質(zhì)。如果說，2016年《民族文學》中的小說代表的是前者的話，那么它的散文則傾向?qū)儆诤笳摺＿@些散文作品讓我們感受到它們抵達心靈的深度、撞擊靈魂的力度和豐饒精神的厚度。

人類與這個世界的關(guān)系應該始于一個嬰兒吸到的第一口空氣，和一個孩子看到的第一縷陽光。如果順著這條記憶往回爬梳，那么人類似乎距離那一望無際的原野越來越遠。城市中的居民已經(jīng)記不清一片樹葉的樣子，而天上眨眼睛的星星也只存在于教科書中。散文的內(nèi)涵，即在于它是人類精神生命最直接的呈現(xiàn)形式。因而，無論散文的形態(tài)發(fā)生怎樣的變化，散文的邊界拓展到怎樣的維度，對大自然的敬畏和熱愛將會是其不變的主題，而這個主題所要真正探索的則是人類的位置。

對遼闊草原的贊美總是不絕于耳。草原之大或許是空間視野的表達，抑或是心靈世界被撞擊后的驚嘆。但在鮑爾吉·原野（蒙古族）這里，草原的“大”則是他在草原面前那種流淌于血液中的謙卑。在《草原》中，鮑爾吉·原野讓我們真正看到了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卑微。成吉思汗訓示他的子孫“不可居于城市”，因為城市不但會讓人變得無家可歸，更會讓人變得自大。而這恰恰是草原人最拒絕的：在草原上，人和牛羊、和草木一樣，只是生存者而非占有者、支配者。這正是鮑爾吉·原野筆下的《草原》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丹增（藏族）的散文依然富有趣味和哲思，在《猴王與野人》中他那種思辯的味道更為濃烈。他對人類現(xiàn)代化的反思另辟蹊徑，從猴王與野人這對被現(xiàn)代文明貼上“野蠻”標簽的存在身上，作者讓我們看到了大自然的不變魅力。他甚至開始懷想從鋼鐵與水泥鑄就的城市里逃脫，回到猴王與野人的大自然的懷里。從猴王與野人的視角出發(fā)，丹增實際上對所謂現(xiàn)代文明提出了質(zhì)疑。“文明”和“野蠻”到底哪個更值得反思，這似乎是一個需要迫切回答的時代話題。

敬畏自然的前提是熱愛自然，包括熱愛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馬在淵（回族）的《白牡丹令》寫出了青年學人對牡丹的獨特感悟。他筆下的牡丹綻放出了另一種味道，那是一種真正的食盡人間煙火的真富貴。馬在淵對于西北花兒素有研究，同時對伊斯蘭蘇菲也有頗深領(lǐng)悟，在《白牡丹令》中，這“不登大雅之堂”的花兒卻與這百花之王的牡丹有了某種精神上的呼應。在馬在淵的筆下，他對于牡丹的鐘愛與那些靈感式的生命體驗融為一體。作者寫的是牡丹，其背后卻是道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在民間和諧的交融；他寫的又不是牡丹，而是自己的人格追求。

龍章輝（侗族）的《大地之上，蒼天之下》則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更為隱秘的文化體驗。在天地之間的開闊地帶，在生死之間的幽微地帶，似乎總有科學解釋不了的存在。因而像作者筆下李法官這樣的集道巫文化之大成者便用他們神奇的口訣和手訣，去做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中介。實際上，他們莊嚴而神圣的儀式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作者在文章中對農(nóng)業(yè)文明和工業(yè)文明的深度思索同樣值得注意，正如作者所表達的，人類文明在降伏自然界妖魔鬼怪的過程中，漸漸忽略了人心中的妖魔鬼怪，忘記了人的心中其實也是有鬼的。這正是文章題目所揭示的，人類應該尋求“不逾矩”的位置。

獷悍的文化景觀

少數(shù)民族作家筆下對風俗與民俗的展現(xiàn)，有著與漢族作家不一樣的表達。和一些漢族作家對鄉(xiāng)土中國詩意的呈現(xiàn)有所不同的是，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某種原生態(tài)的，未被現(xiàn)代文明“同化”的獷悍的文化景觀更值得我們探尋和了解。

鐵穆爾（裕固族）的《逃亡者狂想曲》像一陣文字的狂風暴雨，讓人感到無處可逃的張力。作者鐵穆爾是一名地道的堯熬爾人，兒時草原牧民的生活經(jīng)歷為他提供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靈感。邊緣的文化身份讓他的文字充滿了對命運、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刻思索。當我們從作者的文字中了解到堯熬爾的歷史后，感受到的是一種蕩氣回腸的復雜情感。鐵穆爾在作品中突顯出來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認同，讓他對強勢文明進程中本民族文化的削弱產(chǎn)生憂患意識的同時，又對未來充滿了樂觀和希望。這正如作者所言，“如今逃亡者不再有避難之地。逃亡沒有起點沒有目的地。逃亡不是詩不是夢也不是謊言。美的詩歌依然將誕生在逃亡中。”相較于鐵穆爾開闊的情感呈現(xiàn)，劉曉平（土家族）的《蠱女·澧水賽龍舟的日子》則讓我們在沈從文所構(gòu)建的恬淡美好的湘西世界里，感受到了某種暗涌般的愛恨情仇。讀罷此文，我們得知在那田園牧歌的詩情背后還有一種需以死來做代價的愛。原來恨有時也是一種愛，是一種更強烈的愛的逆向表現(xiàn)方式。

溫新階（土家族）的《縈繞于樹梢之上的樂音和舞步》也頗有味道。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是湖北省宜昌市所轄的一個自治縣，這里不但有有趣的山歌，還有南曲。南曲，和山歌同時存活于長陽的大山深處，但是和山歌卻截然不同。更有意思的是長陽的女孩子出嫁要哭嫁，在一首首歌曲的哭唱中，女孩兒便出嫁了。和姑娘的哭嫁相反，鄂西人去世了卻要唱歌跳舞。土家族認為，年長者過世是“順頭路”。而鄂西的喪鼓歌中大部分是情歌，這與悼念亡者的情景似乎不協(xié)調(diào)，卻說明了土家族人豁達樂觀的生死觀。死亡，也許是生命的另外一種延續(xù)，這與儒家文化下漢民族對待死亡的態(tài)度有所區(qū)別。禾素（傣族）的《你是悲憫的珠穆朗瑪》和楊繼國（回族）的《賀蘭山麓的倉央嘉措》也都不約而同展現(xiàn)了作者對異質(zhì)文明的探尋意識。禾素從外部視角，以文明對話的姿態(tài)關(guān)注藏族文明的博大。而楊繼國則通過走訪倉央嘉措的足跡，讓我們感受到他傳奇而坎坷的一生，在這篇兼具史料搜集與實地探訪的學者型散文中，我們看到了作者的文化探尋意識。

帕蒂古麗的散文總是流淌著豐富的文化血脈。作為維吾爾和回族共同的孩子，她的文化視角較之其他作家多了一份天生的優(yōu)勢。而生于新疆、長居浙江的生命狀態(tài)又使得她對多維的文化空間有了更多感悟。散文《沿著來路的風》是她獨特的時間之經(jīng)和空間之緯相交的作品，在她的筆下，我們看到了血脈深處潛藏的波瀾壯闊的豐富情感。那是內(nèi)地和新疆的連接，是歷史和現(xiàn)實的連接，是回族和維吾爾族的連接，是中華大地各個民族的連接。帕蒂古麗讓我們更加深切地體會到“中華民族”這四個字的重量。

如何面對和講述自己

散文除了走向外在的天地，同時也走向內(nèi)在的自我。阿舍（維吾爾族）的《一天的隱喻》即用一種極度私人化的表述，將一位困于城市寫字樓的女性作家的“搏斗”展現(xiàn)給了讀者。在文章中我們看到了在面對自我時，公共空間是如何擠壓一位作家的私人空間。當日常瑣碎的繁雜工作占據(jù)了人身體，繼而有可能侵入到精神內(nèi)部的時候，靈與肉的掙扎便成為這反復循環(huán)的工作日最大的戰(zhàn)役。作者悲涼地體會到，辦公室的每一天都雷同瑣碎，連怨言和煩惱都沒有新意。實際上阿舍更深刻地指出：在高速運轉(zhuǎn)的城市生活中，毫無隱私性可言的、碎片化的生活狀態(tài)如何將一個完整的人從內(nèi)部分裂了。同樣是女性作家的自我面對，連亭（壯族）《列車是略有顛簸的一種平穩(wěn)》則選擇了一種不一樣的表述方式。在“自敘”與“他敘”中作者轉(zhuǎn)換著敘述的角度和身份，實際上表達的是作者與自我的對抗和妥協(xié)。最終，一次逃離換回了靈魂的安靜。

阿慧（回族）的《前頭有很多好東西》讓人疼痛并歡喜著。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fā)現(xiàn)曾是特級教師的父母居然每日都在拾破爛。強烈的自尊讓“我”無法接受眼前看到的事實，“我”開始抱怨父母，甚至嫌棄他們家里的味道。但隨著真相的逐步呈現(xiàn)，我們才看到父母是在通過撿破爛為破產(chǎn)的小女兒還債。在《前頭有很多好東西》中，我們看到了天下父母窮其一生為兒女“還債”的生命狀態(tài)。當面對私己化的來自父母的愛時，情感到底該如何表達？

閱讀別人的故事何嘗不是在述懷自己的情感。侯健飛（滿族）的《三鏡齋生活隨筆》通過幾篇樸素的小短文，講述了“情”之于人是永遠寫不盡的人生百態(tài)。在電視和網(wǎng)絡取代紙媒攻占人類日常生活的當下，電視機里的世界已經(jīng)讓人們見怪不怪了，可侯健飛卻帶我們在這些節(jié)目里既看到了尋找了58年的戰(zhàn)友情，也看到了毫無人性可言的女兒如何逼著父親走向不歸路的“糊涂老翁”。他人的故事在侯健飛溫情的筆下，閃爍出了動人情懷。

阿微木依蘿（彝族）是近幾年比較活躍的女作家。閱讀她的散文，能夠明顯感受到她對語言掌控的成熟度，初看《采玉者》，就不由自主被作者的敘述才華抓住了。面對十年不見的侄兒阿嘎，作為大姑的“我”該以一種怎樣的方式展開交流？通讀全篇，我們似乎也并未看到作者解決了這個尷尬。隨著故事的推進，反而在一種陌生與親近之間，看到了彼此不可捉摸的猜想和在意。在這段神秘的采玉之旅上，那個并不美麗的阿嘎散發(fā)了一種玉石般沉默的光芒。雖是采玉卻并未采到玉，阿微木依蘿以一種略顯俏皮的感動，帶領(lǐng)我們體味到了筆下人物某種不可言說的孤獨感。

李佩倫（回族）的《我愛北京天安門》展現(xiàn)了個體與一座城市的情感。天安門對于國人而言，不單是一處軒昂的地理坐標，更是心向往之的首都的象征。在老北京李佩倫“京味兒”筆調(diào)的娓娓講述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人的記憶如何與新生共和國的成長互為伴隨。在看過了關(guān)于家國記憶的宏大敘事之后，這篇短文帶給了我們別樣的情思。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韓偉林（蒙古族）的《今生僅有的兩次見面》是一篇懷念土家族作家龔愛民的散文。這是作家之間懷思之情的真摯表達，文章很短，卻情真意切。2016年8月26日，土家族作家龔愛民因病去世，這篇回憶散文是龔愛民留給《民族文學》的年度記憶。

與文化精神同在

詩歌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優(yōu)勢文體。優(yōu)秀的詩歌應該與生命、與自然、與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同在，它的情感是真實、自然的，卻又內(nèi)在蘊含著一種莫可名狀的神秘性，而這恰是少數(shù)民族詩人天然的氣質(zhì)所在。

好詩一定是真誠的，是詩人發(fā)自內(nèi)心的真誠表達。讀到阿爾泰（蒙古族）《故鄉(xiāng)的土》中的詩句，“詩人 是一株蒼翠的大樹 扎根在 故鄉(xiāng)的土中 詩篇 是那綴枝的碩果 輕蕩在 故鄉(xiāng)的風中”，那種對故土深沉的愛戀可見一斑。同寫故鄉(xiāng)，金哲（朝鮮族）的《故鄉(xiāng)》踏實而又厚重，每一句都落滿了生命行走過的味道。他的詩歌中的敘事與抒情是內(nèi)心律動的需要，是必須表達的需要。這種必須表達的情感在徐國志（滿族）的《大地之鹽》中則表現(xiàn)為對父親的思念。我們看到了立于大地之上的，堅毅、偉岸的父親形象，“這點一點就飛起的蜻蜓 高出豆壟玉米 高過 斜灑進來的一縷余暉 夕陽壓在父親的脊背上 又滑向父親彎著的腰際 父親彎腰的陰影 剛好將我遮蓋。”在巴音博羅（滿族）的《大西街的舊物市場》中，我們感受到了他對生活細致入微的觀察，舊貨市場這個在普通人的視野里被忽視的天地，呈現(xiàn)出了生命呼吸的種種痕跡。那一件件被丟棄的物件無不浸潤著主人的回憶，在快速行進的城市化中，被我們?nèi)拥舻囊患沂玻腿缤覀內(nèi)找孀兊么植诘那楦幸粯樱缱髡咚f“物在消耗 像情感的舊唱片一圈圈磨損 像鋒利的刀具，漸漸遲鈍 我們的生命，以及 古老的哲學”。姜慶乙（滿族）組詩《在大地棲居》有著對生命與死亡、時間與空間、黑暗與光明敏銳而獨特的感知，“時間之謎恰是死亡的神秘 身影像舊衣服 在衣柜里折疊 黑暗不過是謊言 編織的游戲 死又如何 只是身體丟掉的 一個用錯的比喻。”在魯若迪基（普米族）的組詩《在扶陽古城》中，詩人將這個“快遞時代”帶給人的恐慌感描寫得入木三分，“霧包裹著我 仿佛要把我速遞到哪里去”，但最后“說不定因為停電 早已在包裹里窒息”。同樣的黑色幽默出現(xiàn)在久美多吉（藏族）的組詩《風扶著一棵樹》中，“街頭別致的公共衛(wèi)生間 搖身變成一家咖啡店 人們就像如廁一樣 花錢去品嘗咖啡”，詩人對于城市的觀察角度是如此的別致，卻一語道破了城市空間變換的光怪陸離。

人口較少民族詩人對母族的表達，為我們呈現(xiàn)出一片看似陌生而又無比真實的世界。密英文（傈僳族）在詩歌《傈僳人》中，以淳樸的抒情唱出了心中的贊歌，“啊，傈僳人 甩亮你的鞭子吧 萬馬嘶鳴怒吼 負重奮蹄 風云歲月 遠方，粗獷，悲壯 我相信，終有一天 這個從太陽升起的地方 遷徙而來的民族 一定會在太陽落下的地方 馱起一輪輪輝煌”。鄂爾魂（裕固族）的詩歌《東遷遺夢》流淌著和本民族作家鐵穆爾的散文《逃亡者狂想曲》相同的血液，有力量、有速度，“阿爾泰杭蓋迎來了溢滿希望的眸子 他們以獨特的祭祀 高昂的祈禱方式 虔誠地將從故土揣來的信仰供奉在每一座氈房 他們在等待和祈禱 能從歲月的心里走出許多失散多年的聲音”。相較而言，普米族詩人曹媛《簡單的美好》則舒緩、克制了許多，“為了一個祖輩的夢 從泥土地跌進了高樓大廈間 不知道腳步該向何方 沒有理由地活在了別人的夢想里 小心翼翼、卑躬屈膝 生怕一不小心就會在 別人的世界里突然出局”。

《民族文學》致力于對詩歌新人的發(fā)現(xiàn)，如“大學生詩頁”欄目就推送了不少新人新作。值得一提的是楊曉瀾（苗族）的組詩《還記得初來時浩浩蕩蕩》，讓人看到了一位80后詩人可貴的情懷。作者將鏡頭對準了城市中的幾位普通個體。在詩中他不單是一個觀察著、敘述者，同時還是一位在場的體驗者：他自責于自己的無能為力：“百無一用的書生啊”，也感受著與女孩李小桃同樣的恐懼：“和她一樣，我也來自貧窮疼痛的村莊 我也害怕夜幕的降臨”。

彝族詩人阿克日布的母語翻譯詩歌《種下昨天》頗有氣勢。作者以獨特的視野和筆法，用高速奔跑的詞語呈現(xiàn)出彝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此外，格桑多杰（藏族）的《早霞》、孫謙（回族）的《烏鎮(zhèn)，烏青的懷鄉(xiāng)病》、曹有云（藏族）的《海拔三千米的鋼琴》、羊子（羌族）的《群山上的孤島》、高若虹（滿族）的《去看一棵樹》、完瑪央金（藏族）的《回首》等，也都是值得一讀的優(yōu)秀之作。

矯捷的時間觸須

2016年《民族文學》開辟了反映時代前沿脈搏，展現(xiàn)民族精神的“中國報告”欄目。周建新（滿族）《錢為誰而余》和山哈（畬族）《尋找?guī)煾怠肥莾刹坑写硇缘淖髌贰Ｔ凇跺X為誰而余》中，小平房村是一個窮得沒有一點兒家底，村主任走馬燈似的換的地方，錢學余帶領(lǐng)全村完成了質(zhì)的飛躍。這篇作品可以說是對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經(jīng)濟騰飛奇跡的回顧。曾幾何時，“師傅”這個詞和“老師”一樣成了一個隨意的稱呼。在山哈的《尋找?guī)煾怠分校覀兛吹搅恕皫煾怠币辉~的重量，它不單是一種師徒之間的情感紐帶，更是托起一個民族企業(yè)走向未來、走向國際的精神動力。當我們談論回歸傳統(tǒng)文化時，一個快要消失、但同時被泛化的稱呼“師傅”為我們打開了中國精神的血脈傳承。

同時，2016年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5周年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時間的觸須也把我們引向了對紅色歷史的追憶。阿云嘎（蒙古族）的《天邊那一抹耀眼的晚霞》即是一部展現(xiàn)紅色記憶的恢宏之作。故事發(fā)生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內(nèi)蒙古西部草原。“趕馬大盜”朝樂蒙、他的女友娜仁、駐包頭日軍騎兵中隊長崗村，因為一匹棗紅馬，將命運糾結(jié)在了一起。“趕馬大盜”朝樂蒙懂得馬的語言，駐包頭日軍騎兵中隊長崗村似乎也懂馬，但馬在他的眼里是侵略的工具，而在朝樂蒙這里則是保衛(wèi)家國的戰(zhàn)士。那匹左臀上有一枚五角星烙印的棗紅戰(zhàn)馬讓我想起英國桂冠作家莫波格以“一戰(zhàn)”為題材創(chuàng)作的小說《戰(zhàn)馬》，講述了一個人與動物之間關(guān)于勇氣、忠誠、和平與愛的非凡故事，通過主人公喬伊的視角全方位展示了戰(zhàn)爭的殘忍與人性的美好。從這個角度而言，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作家對待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

本年度阿云嘎的《草原人在菜市場》將時間之軸架構(gòu)在了正在進行的現(xiàn)實。小說以城市人司空見慣的菜市場為中心，為我們講述了草原人和生活在城市的底層平民對待生活的樂觀和堅韌。小說結(jié)尾張三望著拉扎森的那個笑臉仿佛是城市里最溫暖的表情，以這個溫暖人心的笑容作為結(jié)束也未嘗不是一種文學的互文。

2016年《民族文學》容納的含量遠比我以上的評述豐富得多。在多元文化交集碰撞的今天，當我們重新端詳擺在我們眼前的《民族文學》時，它的意義就不單單是一本純文學雜志，而是一個拓展?jié)h語寫作、溝通中華文明內(nèi)部、將民族和世界完成對接的文化使者。從這個角度而言，《民族文學》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仍在延展。

刊于《民族文學》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