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6年的中國詩歌中，頗感欣慰地讀到了一個又一個不同狀態(tài)的意蘊豐富的個體主體，這一個體詩學最為核心和最基本的因素在很多詩人、在他們不同題材、不同內(nèi)容和具有不同的精神向度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明確的體現(xiàn)。”

在21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歷史轉(zhuǎn)型的背景上，2016年的中國詩歌在已有的基礎上，分別在詩歌文化、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歌批評等方面，持續(xù)深入地進行著轉(zhuǎn)型，提供了很多我們這個“詩歌時代”所可能獨有的優(yōu)秀成果。

詩歌文化的多重面向

作為詩歌文化特別是其中制度文化的重要方面，2016年的中國詩歌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就是“詩歌獎”的發(fā)達與繁榮。較有影響的，除了“華語傳媒文學大獎·年度詩人獎”、“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郭沫若詩歌獎”、“聞一多詩歌獎”、“魯藜詩歌獎”、“海子詩歌獎”、“東蕩子詩歌獎”、“柔剛詩歌獎”、“紅高粱詩歌獎”、“詩探索獎”、“美麗島·中國桂冠詩歌獎”和《詩刊》《星星》詩刊、《詩歌月刊》《揚子江》詩刊等詩歌刊物主辦的詩歌獎在繼續(xù)舉辦外，2016年，各地還創(chuàng)辦了不少新的詩歌獎，如“中國天水·李杜詩歌獎”、“駱賓王詩歌獎”、“飛地詩歌獎”、“胡適詩歌獎”、“昌耀詩歌獎”、“楊牧詩歌獎”、“玉平詩歌獎”和臺灣的“太平洋國際詩歌獎”等，充分顯示出詩歌獎正處于方興未艾的狀態(tài)。而這些詩歌獎的主辦者們，往往都是由社會團體、政府機關(guān)、學術(shù)機構(gòu)、大眾媒體、文學/詩歌報刊、企業(yè)家和一些具有詩歌活動經(jīng)驗與組織能力的詩人、詩歌批評家聯(lián)合組成，進一步印證和顯示出21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在詩歌體制方面所具有的“混合性”特點。

詩歌節(jié)方面，除了以往的“北京詩歌節(jié)”、“武漢詩歌節(jié)”、“李白詩歌節(jié)”、“杜甫國際詩歌節(jié)”、“王維詩歌節(jié)”、“全國小學生詩歌節(jié)”、“江蘇少年詩歌節(jié)”外，很多地方還創(chuàng)辦了新的詩歌節(jié)，重要的如“首屆艾青詩歌節(jié)”、“2016首屆成都國際詩歌音樂節(jié)”、“2016鳳凰·鼓浪嶼詩歌節(jié)”、“世界少數(shù)族裔詩會”、“首屆上海國際詩歌節(jié)”及“中國·綏陽首屆雙河國際詩歌文化活動周”等。“世界少數(shù)族裔詩會”與同時舉辦的“世界少數(shù)族裔文學國際研討會”緊密配合；“中國·綏陽首屆雙河國際詩歌文化活動周”的“高峰論壇”以“靈性山水——詩歌的自然主義書寫”為主題，既很切合綏陽當?shù)氐纳剿L光，又很精準地抓住了21世紀以來中國以及世界詩歌的最新問題；而“首屆上海國際詩歌節(jié)”在詩歌朗誦外，特別強化了學術(shù)討論，不僅設立了“世界詩歌論壇”，以“中國與世界：詩歌百年的反思與前瞻”為主題，將對中國新詩百年的反思納入和提升到艾略特以來世界詩歌的整體進程中討論，還以“世界詩歌論壇·青年論壇”、“上海國際詩歌工作坊”等形式進行了不同主題的8場對話——不僅有“聲音”，還應有“思”，有“學術(shù)”，有詩對自身的充分自覺，這應該是我們的詩歌節(jié)增強其品質(zhì)與內(nèi)涵的重要起點。

2016年中國詩歌的印刷文化我以為最應該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梁平主編的《草堂》的創(chuàng)刊。從欄目設置和目前的幾期刊物來看，這份內(nèi)容厚實、印制精美的詩刊既有“非常現(xiàn)實”這樣關(guān)懷現(xiàn)實、繼承杜甫精神的欄目，亦有“實驗經(jīng)緯”，著力推介先鋒詩歌；既有“封面詩人”和“實力榜”來聚焦經(jīng)典性的實力派詩人，亦有“最青春”和“臺灣青年詩人十二家”來推介年輕詩人，諸多“評論”、“創(chuàng)作談”和“文本細讀”，又增強了對詩人和詩歌文本的闡釋與理解，對中國詩歌的發(fā)展與推動值得期待；二是在民間詩刊方面。2016年，一些重要的民間詩刊如張執(zhí)浩主編的《漢詩》、江雪主編的《后天》、黃禮孩主編的《詩歌與人》、周瑟瑟主編的《卡丘》、徐慢主編的《活塞》和非亞主編的《自行車》等仍在堅持，其中值得重視并將具有詩歌史意義的，是北島主編的《今天》更名為《此刻》，改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出版，于詩而言，今后的《此刻》復將如何，非常值得我們關(guān)注。而周倫佑、孟原主編的《非非》雜志則在2016年重磅推出“介入”專號，積極倡導“介入詩學”，發(fā)表了不少介入性的詩歌作品與理論批評文字；三是關(guān)于詩集的出版。2016年，詩集出版持續(xù)回暖，作為詩歌出版的一個重鎮(zhèn)，“長江詩歌出版中心”在出版吉狄馬加《從雪豹到馬雅可夫斯基》、胡弦《沙漏》、張執(zhí)浩《歡迎來到巖子河》、朱濤《半輪黃日》和北野《讀唇術(shù)》等數(shù)十種詩集的同時，還出版了呂葉主編、篇幅浩大的《70后詩選編》，一共收入70來位代表性詩人的重要作品，是我們?nèi)媪私狻?0后”詩人的重要選本。霍俊明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好詩·第二季”十種、作家出版社的宋琳《雪夜訪戴》、李笠《雪的供詞》、麥城《歷史的下顎》和嚴力《體內(nèi)的月亮》等詩集，亦在詩歌界頗具影響。2016年詩歌出版的回暖，還體現(xiàn)在翻譯詩集的出版上，商務印書館的《里爾克詩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荷爾德林詩集》和“巴別塔詩典”譯叢、作家出版社“世紀北斗譯叢”中的《噪音使整個世界靜默：阿米亥詩選》、北方文藝出版社的“北極光詩系”和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的薩朗·奧茲詩選《重建伊甸園》等，都是詩歌翻譯方面的重要收獲。

個人主體性的凸顯

2016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即“90后”詩人開始引起詩歌界的重視，像《詩刊》下半月刊的“發(fā)現(xiàn)”、“雙子星座”和“校園”、《詩江南》的“學苑”，特別是《草堂》中的“最青春”等欄目，都在不遺余力地力推“90后”詩人。《詩歌月刊》《星星》《鐘山》和《西部》等諸多刊物，也曾經(jīng)以不同的形式重點推出“90后”詩人的有關(guān)專題。“90后”的時代，似乎已來臨。

但在我的有限閱讀中，2016年中國詩歌的創(chuàng)作實績，主要還是體現(xiàn)在上世紀60到80年代出生的幾代詩人的創(chuàng)作中，特別是其中的一些更為突出個人主體性的優(yōu)秀作品，我以為更應該引起重視。比如陳先發(fā)。2016年，陳先發(fā)在《詩刊》4月號上半月刊發(fā)表了《寒江帖九章》。這組詩中的抒情主體是一個巨大歷史時空中的“棄嬰”——“筆頭爛去/談什么萬古愁//也不必談什么峭壁的邏輯/都不如迎頭一棒//我們渺小/但仍會戰(zhàn)栗/這戰(zhàn)栗穿過雪中城鎮(zhèn)、松林、田埂一路綿延而來/這戰(zhàn)栗讓我們得以與江水并立//在大水上繪下往昔的雪山和獅子。在大水上/繪下今日的我們：/一群棄嬰和/浪花一樣無聲卷起的舌頭/在大水上胡亂寫幾個斗大字//隨它散去/浩浩蕩蕩”，某種驚恐、無望的憤懣與孤絕充塞和寫意于天地之間，寫意于水，與組詩中的其他作品一起，非常強烈地傳達出我們無所皈依和精神失據(jù)的悲劇處境，從而也使陳先發(fā)詩中的個體主體，包含著相當巨大的文明論焦慮和內(nèi)在緊張，極具荒寒。

而朱朱與陳先發(fā)相似又不同。在《彩虹路上的旅館》《給來世的散文》和《傷感的提問》等詩作中，朱朱的個體主體性更多地顯示出“零余”的狀態(tài)，“我像是被朝圣或遠征所剩下的，/我到達面臨抉擇的峭壁”（《彩虹路上的旅館》）。朱朱漠然或睥睨于“朝圣”或“遠征”一類的宏大事業(yè)，悠游于都市，恰好相對于陳先發(fā)的荒野與鄉(xiāng)村，精神上也相對松弛、略顯頹廢，更是沒有陳先發(fā)那樣的密集追問與迎頭棒喝，但是在根底上，一種茫然無著的被棄感仍難掩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朱朱的主體，要更加焦慮，更加嚴峻——因為對陳先發(fā)而言，可以“不必談什么峭壁的邏輯”而放浪于浩大的時空，而對朱朱，“峭壁”卻很嚴峻地意味著“抉擇”，主體被置于“抉擇的峭壁”。

就是這樣！我在2016年的中國詩歌中，頗感欣慰地讀到了一個又一個不同狀態(tài)的意蘊豐富的個體主體，這一個體詩學最為核心和最基本的因素在很多詩人、在他們不同題材、不同內(nèi)容和具有不同的精神向度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明確的體現(xiàn)：與陳先發(fā)的《寒江帖》一樣，李少君的《海之傳說》《在坪山郊外遇螢火蟲》、雷霆的《山居隨想》《在黃龍溪古鎮(zhèn)聽蟬》與《紅山果》、葉舟的《山崗上》《那么巧》、娜夜的《在新疆》《這里》和馬新朝的《望星空》等很多關(guān)于自然的作品中，都有一個或與自然神契對話、或以自然作為滋養(yǎng)、作為其“生命個體的底色”的明確主體。

而在很多現(xiàn)實題材的詩歌作品中，像朵漁的《死在撒馬爾罕》對宿命般地死于非命的底層百姓的同情、黃斌《黃鸝路上的流浪婦人》對都市中一位流浪婦人艱辛生活的真切觀察、青小衣《我又一次回到村莊》對現(xiàn)實農(nóng)村的關(guān)懷與書寫、上官南華的《石箋記》對生態(tài)災難的控訴，甚至毛子的《任務》對薩達姆命運結(jié)局的悲憫情懷……都凸顯出一種具有深厚廣闊的人道情懷的“強烈”的主體。特別是毛子的《任務》和朵漁的《死在撒馬爾罕》，或明或顯地均據(jù)本事，而又能很成功和獨特地生成為詩，非常值得重視。

當然，詩歌中的個體主體性，經(jīng)常會表現(xiàn)在那些勘探存在、表達個體生命精神體驗的作品中，還是朵漁，在他的一組作品《講和》《卑微》《靜默》《安慰》《信心》和《霧中讀卡夫卡》中，較為深刻地揭示了個體自我的悖謬與困境；而哈金素樸真誠的自我解剖《路上的家園》、唐力《但丁》《舊雪》和《蟲鳴》等對個體尊嚴的肯認和對個體處境的體味、龐清明《時間的未竟之旅》中的自我反諷，這都意味著作為存在根基的個體自我的挖掘與表現(xiàn)，永遠都是我們的詩歌寫作無以窮盡的任務和可能。

2016年的女性詩歌一如既往地充滿活力，但在我所讀到的作品中，我尤其推崇海男、藍藍的組詩《我身體中的原始森林》《希臘詩章》和梅爾的《蒼涼的相遇——馬丘比丘》。在海男的組詩中，我們看到了“母語”、“家園”、“牧場”與“佛光”，它們顯示出，詩人已經(jīng)不再如其以往的激越和令我們震驚，而是開始“舍下疼痛、憂慮和哀傷”，開始安詳和溫暖的回歸；藍藍和梅爾，卻在詩中遠赴異域。在梅爾的詩中，女性主體的傷痛與靈魂穿越時空，而與偉大悲愴的馬丘比丘“蒼涼相遇”，對話性的結(jié)構(gòu)呼應糾纏，具有奔騰激越的豪邁之美；藍藍的《希臘詩章》，特別是其中的《卡呂普索》《珀涅羅珀》和《皮拉》，借希臘神話表達了對女性命運的哀痛與思考，意蘊深刻……女性詩人、以及當前詩歌中個體主體性的豐富情狀，無疑是我們對中國詩歌充滿信心的最為重要和最根本的詩學前提和詩學基礎。

面向當下的詩歌批評

我以為在2016年的詩歌研究與詩歌批評中，最值得重視的，就是我們的詩歌批評開始較多地面向當下，面向21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自2001年起，迄至于2015年，新世紀詩歌已經(jīng)完整走完了15個年頭，在當代中國的文學史上，15年的時間并不算短，其間所出現(xiàn)的重要詩人、重要詩作和一些重要的詩歌現(xiàn)象、詩歌潮流，以及其中所隱含的詩歌問題，都很迫切地需要認真的反思與總結(jié)，這方面的一個標志性成果，就是李少君、劉復生主編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詩歌》。該作精選最近幾年宏觀或“中觀”地研究與論述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基本狀況、重要現(xiàn)象與重要問題的代表性論文17篇，對于我們較為及時地了解、把握和總結(jié)反思21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孫曉婭主編的《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所選錄的，都是首都師范大學中外詩歌交流活動的學術(shù)成果，很多內(nèi)容都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從許多獨特的角度，相當生動地反映了中外詩人和詩歌研究者、詩歌批評家們對于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認識與評價，頗具啟發(fā)性。

2016年，除了《新詩評論》《詩探索》等專業(yè)性的詩歌理論批評刊物繼續(xù)發(fā)表關(guān)注當下的詩歌批評外，像《揚子江評論》特辟的“漢語詩歌的當下境況”專題（2016年第5期）、《新文學評論》的“詩人檔案”、“中國現(xiàn)當代舊體詩詞研究”欄目與第2期起開辟的“21世紀中國詩歌論壇”專題，以及其他刊物所發(fā)表的洪子誠《沒了“危機”，新詩將會怎樣？》《走向未知的高原》《論吉狄馬加詩歌的人類學價值》等，都對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中的重要問題與重要詩人作了重點關(guān)注，顯示出詩歌批評面向當下、面向現(xiàn)場的重要轉(zhuǎ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