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詩是言志的，“詩者，志之所之也。”古人還說，詩是性情的表達，“詩者，吟詠性情也。”在我看來，這里的“志”和“性情”都是文藝家的藝術理想的體現(xiàn)。從一定意義上說，文藝家有什么樣的藝術理想，就會有什么樣的“志”與“性情”。申涵光曾說，“古人之詩，必有其原，則道焉耳。道者，立人之本，萬事所從出，而詩其著焉。古之詩人，大抵稟清剛之德，有光明磊落之概，本諸忠孝，敷以和平，《三百篇》皆詩皆道也。若夫鄙夫俗士，日逐逐于榮利之場，偽托風雅，文其固陋，其詩必摷襲泛濫，生氣暗然”。在這里，德性成了文藝的根本，偉大的藝術需要偉大的德性，而偉大的德性則本原于崇高而遠大的藝術理想。

沒有理想的生活，就像沒有舵的船。同樣，沒有理想的文藝，也會失去正確的航向。藝術理想是文藝作品中的“鈣”，失去理想，文藝作品同樣會得“軟骨病”，會形態(tài)萎靡、精神猥瑣，在市場經(jīng)濟大潮中迷失方向，沉淪于世俗欲望的泥淖。馬克思曾說，如果人只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成為有名的學者、絕頂聰明的人、出色的詩人，但他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完人和偉人。確乎如此，如果文藝家只為自己而勞動，或許不會妨礙其創(chuàng)作的激情，如果努力，也會寫出一些出色的作品。但這樣的作品，永遠不可能成為時代的文藝高峰，因為偉大作品，必是偉大人格的寫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偉大的文藝展現(xiàn)偉大的靈魂，偉大的文藝來自偉大的靈魂。為人們指引前行道路的作品，必然如同高遠處懸掛著偉大理想的不熄燈塔。

1938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給魯迅藝術學院提出了“要造就有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jīng)驗、良好的藝術技巧的一派藝術工作者”的目標。他說：“中國近年來所以沒有產(chǎn)生偉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觀的社會原因，但從作家方面說，也是因為能完全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太少了。我們的許多作家有遠大的理想，卻沒有豐富的生活經(jīng)驗，不少人還缺少良好的藝術技巧。這三個條件，缺少任何一個便不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70余年后的今天，經(jīng)濟社會條件和歷史時代境遇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然而成為偉大文藝家或創(chuàng)作出偉大作品的這三個條件依然不可或缺。不同的是，當今的文藝家們，大多不再缺少良好的藝術技巧，而是缺少遠大的理想，缺少崇高的藝術理想。遠大的理想是一種強烈而真摯的精神向往，它來自于人們對于美好未來的堅定信念。優(yōu)秀的文藝家必須具有一種憧憬“將來”的熱情，因為“沒有對將來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們前進”。

對于文藝工作者來說，藝術理想應該包含三個基本的維度。其一，藝術理想的社會維度。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文藝創(chuàng)作是社會公共事業(yè)，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作為一種公共精神產(chǎn)品能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有力地鼓舞、激勵、凝聚讀者探求真理，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產(chǎn)生積極的社會效益。因此，藝術理想里面必然蘊涵著文藝家的社會理想。以文學為例，我國歷史上的杰出作家作品，從《詩三百》到屈原，從陶淵明到杜子美，從《竇娥冤》到《紅樓夢》，從龔自珍到魯迅，在其藝術理想中，哪一個沒有鮮明的政治理想或社會理想呢？正如《湯姆叔叔的小屋》之于黑奴解放，《國際歌》之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于蘇維埃政權，《黃河大合唱》之于愛國救亡，“十七年文學”之于新中國建設，可以說，藝術理想的崇高性，就在于其社會維度，在于其境界高遠的社會理想。

其二，藝術理想的人生維度。魯迅先生認為，“美術可以輔翼道德”。這說的就是藝術理想的人生維度。因為在優(yōu)秀的文藝家眼中，文藝創(chuàng)作是人的靈魂工程，是改良人生的利器，而道德感的確立則是這一工程的基石。魯迅先生說，“美術之目的，雖與道德不盡符，然其力足以淵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物質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趣于膚淺；今以此優(yōu)美而崇大之，則高潔之情獨存，邪穢之念不作”。如果文藝理想失去了人生的維度，那么，文藝創(chuàng)作就會如同“探龍頷而遺驪珠”。所以，文藝家必須堅定人生理想，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不為一時之利而動搖、不為一時之譽而急躁，敢于向炫富競奢的浮夸說“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說“不”，向見利忘義的陋行說“不”。這是文藝創(chuàng)作實現(xiàn)藝術理想的重要維度，也是通往藝術理想的主體（即藝術家自身）要素建構。

其三，藝術理想的藝術維度。如果說藝術理想的社會維度側重求真、人生維度側重求善的話，那么，藝術理想的藝術維度就是側重求美。求美，實際上就是呈現(xiàn)美，即能夠把自然美、社會美、人生美藝術地呈現(xiàn)出來。從另一個角度看，藝術理想的藝術維度實際上也是在探求一種文藝創(chuàng)作的藝術效益。魯迅先生很重視文藝自身的特征，他在《文藝與革命》一文中寫道：“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文藝有其專屬的特質和魅力，文藝家必須要實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社會理想和人生訴求的藝術化，沒有藝術化的過程，就沒有文藝作為藝術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只有創(chuàng)作出典型人物，文藝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這就是藝術理想的藝術維度，它實現(xiàn)的實際上就是優(yōu)秀文藝作品所必然具備的藝術史意義。

有人說，一個人的理想越崇高，生活越純潔。同樣，一個文藝家的藝術理想越崇高，其創(chuàng)作也就越純粹，就越能擺脫物質利益和世俗欲望的束縛和扭曲，在一種掙脫物化的解放中去進行自由的精神創(chuàng)造。從某種意義上說，理想決定著一個人精神生活的質地和方向。當前，在各種因素影響下，有的文藝家缺乏遠大理想信念，藝術理想卑俗低下，個別人甚至唯市場邏輯馬首是瞻，把崇高的精神性矮化成日常生活中庸俗的物質性，并以“還原人性”的名義解構遠大理想的崇高性和超越性。有的作品只以展示文藝家個人所理解的生活與“人性”的“原生態(tài)”為能事，有的作品則為一些人膨脹的物欲和所謂的“人性的弱點”張目，這些作品中的藝術形象有的遠離現(xiàn)實生活，有的又過于拘泥于現(xiàn)實生活，其共同特點是缺乏遠大理想，無以照亮現(xiàn)實。經(jīng)典作品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蕩的氣。而發(fā)展眼光的缺失、深度思考的缺失、探索人類社會發(fā)展和藝術發(fā)展前景意識的缺失，就會導致作品久遠流傳的這些經(jīng)典性元素的匱乏。

文藝工作者堅守藝術理想，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傳播者，首先要做到德藝雙馨。文藝家養(yǎng)德和修藝是分不開的。“德不優(yōu)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文藝家要把崇德尚藝作為一生的功課，把為人、做事、從藝統(tǒng)一起來，加強思想積累、知識儲備、藝術訓練，提高學養(yǎng)、涵養(yǎng)、修養(yǎng)，努力追求真才學、好德行、高品位，自覺抵制不分是非、顛倒黑白的錯誤傾向，自覺摒棄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級趣味，自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腐朽思想。其次，文藝工作者還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藝術定力和“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執(zhí)著追求。實現(xiàn)藝術理想不能只停留在思想上，更要有踏實踐履的努力。文藝創(chuàng)作是艱苦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來不得半點虛假。那些叫得響、傳得開、留得住的文藝精品，都是遠離浮躁、不求功利得來的，都是嘔心瀝血鑄就的。只有這樣，文藝家才能拿出堪稱文藝高峰的扛鼎之作、傳世之作、不朽之作，成為先進文化的踐行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xiàn)價值。

這里，如果我們一直強調堅定遠大理想、堅守藝術理想，強調形象的典型性和作品的經(jīng)典性，強調攀登文藝高峰、筑就文藝高峰，會不會造成文藝家們的“眼高手低”呢？我想，這樣確實會造成一些文藝家“眼高手低”的矛盾，但造成這一矛盾正是文藝創(chuàng)作和文藝發(fā)展所需要的；因為只有在這一矛盾的形成和逐步解決中，文藝家才能以“眼高”帶動“手高”，從而達到藝術理想與藝術創(chuàng)作相契合。茅盾曾專門就作家、藝術家的“眼高手低”問題做過探討，他認為，“眼高”，是指作家或藝術家對作品的審美觀念和批評標準是高的，即藝術理想是高的；“手低”，則指作家或藝術家自己的創(chuàng)作能力低于他的審美觀念和批評標準，也即低于他的藝術理想。他說，“一個作家或藝術家如果發(fā)生了‘眼高’、‘手低’的矛盾，實在不是一件壞事；矛盾是促使這個作家或藝術家更進一步的動力”。因而，我們可以說，不怕“手低”，只怕“眼”不“高”。只有堅守“眼高”，堅守藝術理想，才能具有鼓舞自己不斷提升創(chuàng)作能力、開掘藝術才華的不竭動力，才能克服各種曲折和困境朝向文藝的時代高峰不斷攀登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