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張 平（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著名作家）

黨圣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

梁曉聲（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作家）

黨益民（武警遼寧總隊副政委、作家）

核心閱讀

●作家藝術家需要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所置身的社會，有清醒的認識與強烈的意識，如果沒有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沒有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世界文壇對中國文學絕不會像今天這樣關注和重視

●中華文藝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式樣，集中蘊含和展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可以說一部中華文藝史就是一部民族精神史，中華文藝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展示窗口

●歷史的常態(tài)告訴我們，偉大作品當是以客觀之眼看時代、看社會、看人間，這樣的作品，幾乎都是有人性溫度的作品，其溫度，乃是人類心靈所愿的集體的溫度

●一方面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閱讀日新月異的生活，積累日常生活經(jīng)驗，另一方面要注重藝術方式與形式的創(chuàng)新，力求把創(chuàng)意與胸懷對接起來

張江：“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震古爍今的偉大事業(yè)，需要堅忍不拔的偉大精神，也需要振奮人心的偉大作品。”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這段話，深刻揭示了文藝與時代的內在關聯(lián)，對現(xiàn)代文藝發(fā)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昭示我們，文藝只有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yè)，并為之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才能文脈貫通，文運昌盛，實現(xiàn)自我發(fā)展。

文藝屬于一定的時代

張平：文藝從來就不是抽象的存在，必然系連著一定的社會與時代。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作為觀念形態(tài)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chǎn)物。”魯迅也說過：“我以為文藝大概由于現(xiàn)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這都是辯證唯物主義關于文學性質的最好表述與說明。

正是基于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認識與堅定立場，習近平總書記兩次在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講話里，多角度、多方面地強調和論述文藝與時代的關系。這里既有從大的方面著眼的“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的不易之論，又有從文藝的具體發(fā)展得出的“因時而興，乘勢而變，隨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的至理名言。而“文藝的性質決定了它必須以反映時代精神為神圣使命”的論斷，更把反映時代生活和時代精神看作文藝的使命，可以說既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也是一個很高的標準。

文藝屬于一定的時代，作家藝術家需要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所置身的社會，有清醒的認識與強烈的意識。如果沒有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沒有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世界文壇對中國文學絕不會像當下這樣關注和重視。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即使是國外持有偏見的作家評論家，對這一點也不得不承認。那些以顛覆性的評價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現(xiàn)實進行全面歪曲和毀謗的做法，也已經(jīng)變得言不由衷，應者寥寥。作為這個時代的作家藝術家，我們既是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參與者，也是社會進步歷史變遷的見證者。因此，關注現(xiàn)實、關注改革，貼近生活、貼近人民，為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yè)歌吟，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繁榮昌盛喝彩，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無可推卸的責任，更是一個當代作家藝術家的神圣使命。只有真誠地對待社會和生活，社會和生活才會給作家藝術家以豐厚的回報和無限的賜予。在一個前所未有、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渴求進步、渴求變革、勤勞而勇敢的中國人民，一定會給作家藝術家呈現(xiàn)出驚天地、泣鬼神，精彩紛呈、無窮豐富的創(chuàng)作素材，同人民保持血肉聯(lián)系的作家藝術家，也一定會筑就無愧于時代，為人民所期待的文藝高峰。

文藝史就是民族的精神史

張江：文學藝術之于民族精神，具有雙重功能。人們普遍認為，文藝只是民族精神的傳播載體、傳承載體。這毋庸置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綿延不絕，文學藝術在其中功不可沒。與此同時還應該意識到，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生成力量之一。優(yōu)秀文藝作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就是作家藝術家對民族精神的凝聚、淬煉、塑形過程。

黨圣元：中華民族在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演進中，無論是繁榮昌盛之時，還是艱險困頓之際，都無不體現(xiàn)出一種或修文進德、光澤四海，或堅毅剛勇、不懼強暴的內力。這種內力，正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集中體現(xiàn)，并且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標識，在幾千年歷史進程中一脈相承，從無斷絕。習近平總書記在文代會、作代會上的講話中就此講道：“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延綿發(fā)展、飽受挫折又不斷浴火重生，都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有力支撐。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這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既有歷史深度、又有現(xiàn)實觀照的簡明扼要的闡述。

在中華民族精神數(shù)千年薪火相傳、延綿不斷的發(fā)展過程中，如果沒有經(jīng)史子集、唐詩宋詞，以及歷代繪畫、書法、音樂燦若繁星的經(jīng)典名作，中華文化將會怎樣，中華民族精神會是怎樣的狀況？中華文藝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式樣，集中蘊含和展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可以說一部中華文藝史就是一部民族精神史，中華文藝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展示窗口，“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說道：“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歷史和現(xiàn)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fā)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這既是一個提示也是一個警示，為當下中國文藝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價值坐標，即我們的文藝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在積極面對現(xiàn)實和回應時代主題、勇于承擔現(xiàn)實使命和時代重任之際，應該“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響時代前進號角，把藝術理想融入黨和人民事業(yè)之中，做到胸中有大義、心里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時代呼聲、展現(xiàn)人民奮斗、振奮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優(yōu)秀作品”。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繼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之后，又一次對文藝工作者所提出的殷切期望。

文變染乎世情

張江：有人說，作家藝術家生活在時代之中，其作品必然鐫刻著時代的烙印，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刻意表現(xiàn)自己的時代和社會。誠然，作家藝術家逃離不了時代，每一個文字、每一句唱詞、每一幀畫面，都透露著時代的氣息。但是，主動與被動、自覺與自發(fā)是不同的，其結果也迥然有異。在時代面前，作家藝術家不能“跟著感覺走”，更不能隨心所欲，只有自覺、主動地融入時代洪流，書寫時代華章，才能胸中有大義，筆下有乾坤。

梁曉聲：劉勰的《文心雕龍·時序》里有一句名言“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是說文學隨著時代的推移和世情的演變，都會在內容和形式上發(fā)生一定的變化，并打上時代的烙印，這是他由之前的文學作品總是在與時俱變而總結出來的。劉勰說這句話的時間，離現(xiàn)在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但因其鑿鑿有據(jù)，至今都難以移易。

劉勰還在《時序》里講到同樣意思的一句話，“歌謠文理，與世推移”。實際上，文藝的整體形態(tài)是這樣，文藝的個人表現(xiàn)大概也會是這樣。

這讓我聯(lián)系到近來關注的喜劇演員宋小寶。宋小寶出道多年，之前的演出，每每使盡渾身解數(shù)，以搞笑為主。然而近期我觀察到，他的小品發(fā)生了與以往特別不同的變化，那就是逐漸凸顯“人間自有真情在”的“情”，并體現(xiàn)出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信”——首先是相信自己作品中的人世間美好真情的元素，同時也相信觀眾之領悟心。這是對寓教于樂的自信，對文藝影響力的自信。這讓我對他刮目相看，并且受了感動，不僅因為他的節(jié)目本身，也因為他所顯現(xiàn)的文藝自覺。

由是，想到文學以及文化影響世道人心的作用。常聞信仰缺失之說，這一缺失現(xiàn)象，是否也是文藝和文化的現(xiàn)象呢？如果也是，那么我們文學的、文藝的、文化的從業(yè)者們，首先應找到、相信、恪守應有的信仰。而美好的人性，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的文學、文藝、文化信仰的基石。文學、文藝、文化對社會不良現(xiàn)象的批判，首先是為了維護以上社會準則。否則，其批判意向，也只能是將人世間，將全社會看得一團漆黑的批判——以中國當下而言，這不符合真實狀況的全部。

有種說法是——偏激之文之藝，才更可能優(yōu)秀、偉大。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某一時期，不乏其例。但歷史的常態(tài)告訴我們，更多優(yōu)秀的、流傳久遠的偉大作品，當是盡量以客觀之眼看時代、看社會、看人間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幾乎都是有人性溫度的作品。其溫度，乃是人類心靈所愿的集體的溫度。

文變染乎世情——若只有技的展現(xiàn)，只有娛的滿足，只有利的追求，其“染”便是一句空話，甚至可能走向反面。

寫出這個時代的精品力作

張江：“寫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品力作”，這個命題其實包含了兩方面的意涵：一是說要出精品，出力作，打造當代文藝高峰；二是說這樣的精品力作要與我們今天的時代相呼應，以當下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為表現(xiàn)對象，鍛造文藝精品。客觀地講，并不是每一代作家都能有幸見證今天這樣一個風云際會的歷史轉折時代。當代的作家藝術家不能辜負了歷史的眷顧。

黨益民：作為一個來自部隊系統(tǒng)的作家，我覺得要把為人民寫作與為士兵寫作統(tǒng)一起來，把為社會服務與為軍隊服務統(tǒng)一起來，在文學追求中堅守精神高地，以正確的歷史觀、價值觀、是非觀為指引，弘揚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不能沉醉于小我，而是要胸懷大義、心系人民，要有愛民之心、愛兵之心。一個作家如果缺乏精神引領和良知堅守，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品格、有豪氣，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優(yōu)秀作品。作為軍旅作家，更要保持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用真摯的情感和生動的筆觸，謳歌這個偉大的時代，更應緊緊把握時代脈搏，責無旁貸地將目光聚焦在軍隊改革的強軍實踐中，塑造出新一代“四有”軍人形象，唱響強軍興軍戰(zhàn)歌。

人民的生產(chǎn)生活是文藝的不竭源泉。火熱的時代生活，沸騰的軍營生活，是軍旅作家借以立身的熱土。我在自己的寫作實踐中，深深體會到深入生活和觀察生活的重要。我自本世紀初開始寫作以來，主要作品都是寫軍旅生活，這是我見證生活的記錄。長篇小說《一路格桑花》《雪祭》，長篇報告文學《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發(fā)表和出版之后受到業(yè)界好評和讀者歡迎，更堅定了我為士兵寫作的信心，為部隊服務的決心。

無論是在寫作上的理想堅守，還是自我超越，一方面需要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閱讀日新月異的生活，積累日常生活經(jīng)驗，另一方面還要作家注重藝術方式與形式的創(chuàng)新，力求把創(chuàng)意與胸懷對接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作出具有思想穿透力、審美洞察力、形式創(chuàng)造力的作品，才能使作品具有精神高度、現(xiàn)實溫度、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

總之，把追求思想氣度與藝術高度結合起來，把增強閱讀生活的能力和提高藝術原創(chuàng)能力結合起來，力求講好中國故事，傳揚好中國精神，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當代作家義不容辭又永無完結的歷史使命。

張江：幾千年來，中國文藝始終與中華民族同呼吸、共命運，見證和參與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不斷奮進的光輝歷史。這既是作家藝術家的責任和使命，也是中國文藝的榮耀和自豪。歷史邁進到當下，中國不乏生動的故事，也不乏史詩般的實踐，關鍵要有講好故事的能力，要有創(chuàng)作史詩的雄心。機遇千載難逢，挑戰(zhàn)無處不在。只要堅定信心，苦練本領，中國的作家藝術家一定會向歷史和人民交出滿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