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李輝與王世襄合影

王世襄與夫人在芳嘉園小院的家門口

袁荃猷畫王世襄聽秋圖

王世襄作品

11月28日，是王世襄先生祭日。王世襄先生是我國著名收藏家、文物專家。2009年11月28日，95歲高齡的王世襄離開我們，轉(zhuǎn)眼已有八年。王世襄1914年生于北京，主要著作有《明式家具珍賞》、《說葫蘆》、《蟋蟀譜集成》、《畫論》、《錦灰堆》等。2003年10月，是王世襄最為高興的時刻。世界著名的文化獎項之一——荷蘭克勞斯親王獎，將最高榮譽獎頒發(fā)給他，獎金為10萬歐元。該獎的主題是“工藝的生存與創(chuàng)新”，所關注的是對傳統(tǒng)工藝和手工制品的改進，把最高榮譽獎頒發(fā)給王世襄，是為了表彰他“對中國工藝的專業(yè)與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隨后，在北京嘉德秋季拍賣會上，王世襄袁荃猷夫婦的藏品成了炙手可熱的珍品。王世襄獲獎之后，人民日報的李輝去看他，以對話形式，請他漫談自己一生。時隔多年，本報推出這次對話，以此懷念這位與眾不同難以復制的文化大家。

——編者

李輝：小時候家里對你管得嚴嗎？

王世襄：父親他讓我學醫(yī)。我從小學到大學畢業(yè)，全玩了。從小學英語，講得流利，但寫不好，名著也讀得少，比起同學來要差，我不用功唄！但每天從學校回家后，家里給我請最好的古漢語老師，學什么經(jīng)學、史學、小學、音韻等，我學不進去，只喜歡古詩詞，連歷史我也沒好好學。醫(yī)學預科念了兩年，功課多門都不及格，本來應該是三年后進協(xié)和醫(yī)院，結果被涮了出來。燕京大學規(guī)定，如有兩門不及格就退學，但其他課如有分就可以繼續(xù)念。這樣，第三年又轉(zhuǎn)文學院，當時同學有后來的《文心雕龍》專家楊明照，史學家王鐘翰等。

李輝：都說你是大玩家，金魚、蟋蟀、鴿哨、葫蘆、竹刻、鷹、犬、古董，太多了。

王世襄：1939年母親去世，對我打擊很大，覺得家里這么重視我的學習，我愧對他們。于是，我開始研究畫論。燕京大學沒有美術系，我在文學院做的算是跨學科題目，學校同意了。三年獲得碩士。我一直到進研究院才開始念書。

燕京有一個哈佛燕京學社，每年派學生去哈佛念博士，齊思和、周一良、翁獨健等都是這樣去的。1941年我快畢業(yè)時，課分不錯。討論時，有人提議要我去，因為燕京沒有藝術系，難得有一個學生研究藝術，可以派他去。歷史系主任洪業(yè)（煨蓮）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學社負責人，和我們家很熟。他說我精力過人，但不務正業(yè)，這兩年稍微好一點兒。如果真正用功，以后會有成就。我認為他是個未知數(shù)。我們的獎學金有限，不能押在一個未知數(shù)上。后來有一天他碰到我，說：“你留學的事讓我否了。你好自為之。”我回家后告訴父母，他們說洪先生很正確，要是我們也會如此。

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機會出國。當時文物局在美國辦展覽。到波士頓，我見到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我說要見洪先生。費夫人開車送我去。當時我還沒有多少成果，只帶了一本油印的《髹飾錄解說》給洪先生看。他很高興，又講起當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學的事。他還哈哈大笑，說：我沒說錯吧，只要努力還會有成就的。這是我最后一次見他。

李輝：你還真是“大器晚成”！三十年代開始做研究，到八十年代才開始出書。但每出一本都要引起反響，被認為是填補空白的專著。

王世襄：我沒有想那么多。我寫與民俗有關的事項，包括過去玩的東西。我不喜歡一小段一小段地寫，要寫，我要深入其境才寫，才有意思。我有生活。

李輝：你說過你做研究重視材料。怎么去找？

王世襄：有些材料不是想找就可以找到的，是平時積累的。你看葫蘆是中國的特例，外國沒有。我和外國植物學家談過，他不相信生物的果子會在模子里長大，還有花紋圖案。其實清代宮廷里大量種植，是中國的特創(chuàng)。一直到六十年代，我就很發(fā)愁，沒人種葫蘆了。你想，那時候，連養(yǎng)雞、種菜都不允許，誰還種葫蘆？我生怕這門工藝絕種。六十年代我寫一篇文章給《文物》雜志，題目叫《說匏器》，編輯部不敢用，退稿。

李輝：為什么？

王世襄：怕挨批。我把這篇文章一直留到1979年，故宮的院刊復刊，我才拿去發(fā)表在第一期。從此，匏器重生!現(xiàn)在到處都有種的，成為一種重要的工藝品。

李輝：2003年荷蘭克勞斯親王獎的主題是“工藝的生存與創(chuàng)新”，并為你頒發(fā)了最高榮譽獎，可以說，在今年的世界工藝領域你是一位領銜人物。你對一些傳統(tǒng)工藝的消亡怎么看？

王世襄：傳統(tǒng)工藝其實很難繼續(xù)下去。有它本身的問題。首先是原料問題，還有工序問題。就說漆器。漆器的工序太多，復雜，價錢太貴，一般人根本用不起。戰(zhàn)國秦漢時期很盛行，但沒有瓷器方便，后來就被取代了。除非像日本那樣，把活的國寶藝人養(yǎng)起來，用老法子做傳統(tǒng)的東西，賣得很貴，這樣工藝就可以保留下來。我們一般的工廠做不到這一點。

李輝：1939年你決定寫《畫論》與小時候的玩有關系嗎？

王世襄：跟玩沒有直接關系，但因為母親和舅舅都是畫畫的，跟家里有一點兒關系。那時在國文系，做論文我就找與文字有關系的題目。其實是無知，畫論最難寫的題目。我寫了三年，畢業(yè)了才寫了一半。

李輝：你最先寫的書反倒最后才出版。

王世襄：我老要改，打亂，重新寫。還有后來我本來劃了右派，政治、學術不分，書里又什么唯心的、封建的東西，我就放在一邊，研究漆器了。

李輝：明代家具是什么時候開始收藏的？

王世襄：1945年回到北京后就開始了。那個時候，還有五十年代之后，滿街都是硬木家具，拆散著賣，很可惜。拆散的家具用來做算盤珠，做琴桿，做秤桿。我還寫過一篇文章，呼吁搶救古代家具。

李輝：我讀過你1958年前后的文章，好像你主要說山西的舊家具拆散了運到北京來賣，你認為家具是一個整體，拆散了流失很遺憾。

王世襄：當時不僅僅是山西。北京，還有別的地方都有。我的《錦灰堆》里有文章寫到。到處都拆，那時舊家具不值錢，拆了也就拆了。

李輝：你覺得你的研究和過去文人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王世襄：我一直說，我把材料放在第一位，最重視實物。

李輝：這一點你和沈從文很像，他也強調(diào)實物，特別是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新實物。

王世襄：第二是制作。照老匠人那么去做，拜老師，自己做。第三才是文獻，參照歷史文獻。古代人有時是研究了文獻就不管了，其實，歷史文獻不一定靠得住。

李輝：前兩點要求你這個人還是愛玩、會玩才行吧？

王世襄：（笑）對，對，對。而且肯放下來和他們打成一片。我跟那一幫子老的清朝落魄的遺老們一起玩，這有關系。

李輝：三教九流，什么朋友都有，從畫家、作家、理論家到匠人。

王世襄：拉板車的，賣西瓜的，什么人都有。整天去問這叫什么名字，那叫什么名字，跟著學做榫卯。本來想寫個家具史，后來覺得太龐大，就寫了明式家具，集中在這兒。

李輝：你選擇寫明式家具，是因為實物比較多，還是確實你認為在家具史上它最重要？

王世襄：它最符合我的鑒賞標準。我最欣賞它，簡練，不像清代那么繁復。再往上沒有實物。明清之交也做明式的，簡潔，有它的神韻。清代太繁復。清代家具我不喜歡也不收藏，明代的趣味比較高。

李輝：你認為傳統(tǒng)工藝對現(xiàn)代生活影響大嗎？

王世襄：這些東西和人的生活有關系。但當代工藝對傳統(tǒng)不重視，當然現(xiàn)在開始有人做這方面的工作。

李輝：你研究家具和你過去玩的東西，像鴿哨之類有關系嗎？

王世襄：沒有關聯(lián)。鴿哨純粹是玩的。不過，鴿哨也要上漆。做一個東西的精神還是一致的。都要有認真勁兒。

李輝：那么，小時候的玩能說是一種熏陶嗎？沒有想到后來能做這么多事情吧？

王世襄：不知不覺的。沒有這么想過。竹刻與家里有關系，兩個舅舅都是做竹刻的。家具與家學沒有關系，完全是興趣。我特別感激朱桂老，就是朱啟鈐先生。我特別尊重他。他為梁思成辦了營造學社，對中國文物非常重視。北京的市政建設、水利都是他設計的。他到日本去，帶回來《髹飾錄》自己刻板印刷，他交給我說：你拿去研究吧！我很尊敬他，把這當作一個很莊嚴的托付，就當件事來做。1953年我離開故宮后也沒事干，白天在音樂所弄資料，晚上就研究漆器。《髹飾錄》是我國傳世的唯一講漆工藝的專著，是明代黃成撰述的。原書很難讀懂。我寫了《〈髹飾錄〉解說》，用一、二十倍于原書的篇幅講解傳統(tǒng)漆工藝，把許多不為人知的問題講清楚。這是我的第一部被認為對中國文化有重要貢獻的專著。我對朱桂老一向尊重，我出這些書也是對他的紀念。他交代的事情我就當事情干。

李輝：現(xiàn)在收藏很熱，你被公認為當代大收藏家。有什么竅門嗎？

王世襄：我還是跟著興趣走。我搜集的東西沒有瓷器，沒有字畫，別人搜集，我沒有。我注意不太為人注意的東西，也是收藏我買得起的。我的這些東西當時都很便宜。有幾類我喜歡也就買下收藏。瓷器不敢碰，畫不敢碰，青銅器也不敢碰。青銅器還得結合文字學，沒鉆進去。一般搞青銅器，要懂甲骨文，要從大篆、小篆入手。我是從小的接觸發(fā)展過來的。我在文章里說過，我根本不配做一個收藏家。東撿點兒，西撿點兒。我也看到有好的，買不起，就放下了。

李輝：看到民俗、收藏領域都有一些新變化，你怎么看？

王世襄：時代的變化一定會有些淘汰的。有的是變了。像斗蛐蛐，宋代就有了，到清代盛行得不得了。現(xiàn)在生活環(huán)境變了，蛐蛐也少了。但有的斗蛐蛐的無惡不作，為斗蛐蛐打架，稀奇古怪，用激素，高雅的玩意兒完全弄成了賭錢。

李輝：過去斗蛐蛐不賭嗎？

王世襄：過去不一樣。有些人賭，也就賭點兒月餅，零花錢，好玩，很愛護蛐蛐，當作PET（寵物）。現(xiàn)在，一些人發(fā)展到輸了蛐蛐就死了，比賽前還用電烤，減分量，什么做法都有，完全沒有意思。

李輝：你想到自己會獲國際性大獎嗎？

王世襄：要在國際上得獎我根本不知道，也沒想到。我寫書只是憋了一口氣。太窩囊了。有的人可能就自殺了，有的人鋌而走險，我想我還能干下去，做有益的工作，去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拜師研究修飾錄就研究，能收集家具就收家具，能把舅舅刻竹刻的經(jīng)驗整理出來就寫竹刻。到后來才寫玩的東西，因為再研究眼睛不行了。這二十年我出的書很多。

李輝：在你出的書中，是不是《明式家具珍賞》影響最大？

王世襄：我對明式家具的研究對社會的影響的確很大。做家具的，倒家具的，都發(fā)財了，遍地開花。把一個從前不被重視的東西變成了一個專門項目，文化當中的一個部門，影響最大的是家具。另外，漆器研究是把傳統(tǒng)弄清楚了。

李輝：你的修養(yǎng)是綜合性的。

王世襄：《錦灰堆》里很雜，真正提得起來的東西不多。正宗的學問不多，雜七雜八，所以起了那么個名字。一堆垃圾。不過也有人感興趣。

李輝：常說“玩物喪志”，但你玩了，卻沒有“喪志”，還做出了大學問。

王世襄：玩物喪志這個說法也對。但如果你寫下來了，也就沒喪志。總算保存一點兒過去的東西吧！說實話，我愛文化愛到了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