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這個島嶼的許多前輩詩人、作家一樣，哈利·克里夫頓年輕時起就選擇離開愛爾蘭，去往常人難以抵達的世界角落。對他而言，故土的地理有著特殊意義。“在我心中始終存在著兩個愛爾蘭，一個是愛爾蘭的東面——被人群、汽車、現代文明所簇擁的地方，一個則是西愛爾蘭——那里空蕩蕩的，幾乎沒有人，但充滿了像精靈一樣的東西，更重要的是那里是大西洋所在的地方。洋流帶來了愛爾蘭整個的情感生活，因此洋流是愛爾蘭民族沒有被寫下的無聲的史詩。”

“世界漫游者”，愛爾蘭詩人哈利·克里夫頓被這樣定義。如同這個島嶼的許多前輩詩人、作家一樣，克里夫頓年輕時起就選擇離開愛爾蘭，去往常人難以抵達的世界角落。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詩人來到美術館”活動四周年之際，他受邀成為嘉賓。

提起愛爾蘭，人們熟知它的歷史，但對它的地理似乎從未仔細打量，對克里夫頓而言，愛爾蘭的地理有著特殊意義。“在我心中始終存在著兩個愛爾蘭，一個是愛爾蘭的東面——這里是城市，被人群、汽車、現代文明所簇擁的地方，一個則是西愛爾蘭——那里空蕩蕩的，幾乎沒有人，但充滿了像精靈一樣的東西，更重要的是那里是大西洋所在的地方。來自大西洋的洋流為愛爾蘭帶來一種極其特殊的天氣，濕潤的天氣、灰色的蒼穹，沉重而憂郁，洋流帶來了愛爾蘭整個的情感生活，因此洋流是愛爾蘭民族沒有被寫下的無聲的史詩。”

島嶼、洋流，藏著詩人最原始的記憶和想象。“洋流奔涌穿過童年/高高的內地。/我停留了一分鐘。因為它正托舉著/那遮蔽了十碼之內的一切的/永恒之霧從海面撤離的……它正托舉著那些距離，純粹想象的空間/超越僅是局部了不起之物/干凈一如田野的縱深。去往西邊……”《洋流頌》里克里夫頓寫一個十三歲男孩望著大西洋做著的白日夢，這個小男孩是他自己。“當我成長于愛爾蘭這樣一個很小的國家時，我始終覺得一部分我自己是屬于別處的，我一直做著別處的夢、有著一種別處的幻覺。”總有自己屬于別處的感受，也許是因為克里夫頓的母輩來自智利的緣故。這其間仿佛有一種隱喻——一艘從瓦爾帕萊索港口駛出的船到達愛爾蘭，帶來了詩人的出生和起源。

洋流同樣帶來了一種奇異的生物——鰻魚，這一生不停地隨著洋流到處遷徙，而且不斷變換性別、蛻皮的生物，某種程度具有了象征的意味。“他回家過夏天。她回家過夏，/變著形，一個在另一個體內，/雌雄同體，模糊不定，滑入又滑出/屬地方的，屬宇宙的，/閱讀自身，在鰻魚之書中，/作為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鰻魚》），鰻魚是包括克里夫頓在內的許多愛爾蘭作家的一種象征，漫游與遷徙是這個民族詩歌與寫作的某種特性。更重要的是，鰻魚也是詩歌和寫作本身的一種隱喻，像法國作家德勒茲所說的那樣，“在寫作中，人們成為女人，成為動物或植物，成為分子，直到成為難以察覺的微小物質”，詩人們是永遠無休止的變形器，他們變化成各種形態(tài)進行自己的寫作。

將克里夫頓譯介給中國讀者的譯者包慧怡這樣形容他的詩歌版圖，“島嶼檸檬與世界鰻魚”。檸檬代表了克里夫頓描述愛爾蘭的另一種神秘意象，包慧怡解釋道：“檸檬的旅程始于私人的、神秘的、珍貴而不可言說的、有悖邏輯的、自給自足但卻‘正在崩坍’的地域，終結于公開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廉價且可被肆意評論的、邏輯至上的、依賴中介卻堅不可摧的領域。”檸檬這樣多汁而酸澀的球體，代表著島嶼給他們寫作留下的某種印記，“島嶼經驗一直靜靜臥在他們后期作品的深處，擠滿塵埃卻仍微光灼爍，無可奈何卻也飽含著并非感傷主義的柔情”。

為紀念199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愛爾蘭設置了國家詩歌教授一職，俗稱“愛爾蘭桂冠詩人”，克里夫頓2010年6月開始任職，為期三年。任期內他在都柏林圣三一學院曾說：“再也沒有什么比‘凱爾特薄暮’式的抒情傳統(tǒng)——或其他任何抒情傳統(tǒng)——腐爛得更快，假如它執(zhí)意要抽去自己的智性脊柱。時至今日，愛爾蘭詩歌仍想維持這種對其抒情自我的認同，于是，它將思考的那部分自己驅逐出境，去歐洲老城的沙漠里完成工作。”豎琴、風笛、悼亡詩，人們很容易聯(lián)想到愛爾蘭詩歌的抒情傳統(tǒng)，但對于克里夫頓而言，智性的愛爾蘭更是他想表達的。

這從他為自己的精神胞兄托馬斯·默頓寫的悼亡詩中可以一窺。“所以在黎明前醒來吧，獨自吃早餐/想想你為何來此。你下方是一條河/從佛教腹地汩汩滲出，不在冥想中……靈修大師萎縮/成皮囊與枯骨，一言不發(fā)地等著你/在佛之中立國，金黃且中空，/來自內空間的微笑，超越災禍”（《托馬斯·默頓之死》）。二十多歲時，克里夫頓去往非洲、越南、泰國等地，截然不同的生活讓他本能地尋找一個將當下的處境和過去連接在一起的事物，他找到了托馬斯·默頓，這位影響了一代二戰(zhàn)退伍兵與青年學生加入修道院的天主教道士。后者意外身亡后，克里夫頓寫下了悼亡詩。詩中沒有傳統(tǒng)愛爾蘭悼亡詩常見的情感噴薄的寫法，相反卻是一種冷靜和克制，甚至有一些冷峭，復原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的駁雜、詭異的世界景觀，為1960年代做出比較客觀的歷史評論的注腳。

智性表達，這是許多愛爾蘭詩人、作家在抒情傳統(tǒng)之外致力傳達給世界的東西，喬伊斯、貝克特、保羅·穆頓，這些愛爾蘭盛產的出走在外并聲名煊赫的作家，無一不是如此。他們的出走，克里夫頓說是因為“家已經裝不下他們了”，他們站在島嶼的邊緣，想象更廣闊的世界，最終選擇離開。“愛爾蘭文學分為移民文學和流亡文學兩種，所謂‘流亡文學’，多半是自我選擇的一種結果，是因為詩人在智性上或者心靈上成長到愛爾蘭已經沒有辦法容納下他們。”

克里夫頓用生長在北愛爾蘭的一種莓果來比喻他們這類詩人的處境：“從加拿大漫游到愛爾蘭、芬蘭、德國，你都可以找到它的分布，它不屬于任何地方，不屬于任何特定的故鄉(xiāng)，但它屬于所有地方。那么我們作為一些個體，不僅居住在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中，在定義自己是一個愛爾蘭人之前，我首先定義自己是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