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共有四部報告文學作品獲獎。它們是回族作家馮雪松的《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個紀錄片導演的尋找旅程》、藏族作家降邊嘉措的《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湖南苗族女作家龍寧英的《逐夢——湘西扶貧紀事》和云南佤族女作家伊蒙紅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報告》。按照評獎章程規(guī)定，“駿馬獎”的七個子項的獲獎作品都可以達到五個。本屆報告文學獎未能評滿五部，評委會正是本著精益求精、寧缺毋濫的原則進行評選的。可以說，最終獲獎的四部作品，可以代表2012年至2015年全國少數民族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風貌。

評獎是一種鑒定與確認。通過一批文學專業(yè)人士的細致閱讀、評析研判，從眾多的備選作品中遴選出優(yōu)秀之作，這是一道淘選鑒定的程序，也是把那些具備獨特價值的作品評選出來，確認為精品佳作的過程。因此，獲獎作品容易受到讀者和社會公眾的關注，也容易進入文學評論家和研究者的視野，也就擁有更多的機會進入文學史。從這個層面上說，評獎也是對作品進行歷史化、經典化的一種有效方式、一道重要工序。評獎也是一種鼓勵和倡導。通過給獲獎作品及其作者授予榮譽，在文學界樹立起一道標桿或榜樣，是對創(chuàng)作導向的一種正面引領。

本屆獲獎的作品大多貼近民族生活和時代生活，關注現實，關注民族歷史文化，挖掘革命歷史，書寫民族英雄與時代英雄，弘揚中國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人們向上、向善、向好。這體現了獎項主辦者對于文學前進方向的把握、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思潮及走向的一種主動的積極的倡導。評獎更是一種發(fā)現，發(fā)現那些原先未必受到人們關注的作者與作品。本屆獲獎的四位報告文學作者中，除了降邊嘉措是創(chuàng)作成就斐然、備受關注的78歲的老作家外，其余三位作者原先基本上不太被評論界所關注和熟悉。馮雪松是一位電視臺的編導、一名紀錄片導演。青年女作家伊蒙紅木原先主要寫詩，龍寧英則主要從事小說和散文創(chuàng)作，雖然在少數民族文學領域已有一定的聲譽，但在全國文學界特別是在報告文學領域，她們的創(chuàng)作還少為人知。此次獲獎，不僅使她們的知名度提升，更使她們的作品直接走到了讀者和文學研究者的面前。因此可以說，評獎既是對優(yōu)秀作家的一種發(fā)現，也是對優(yōu)秀作品的一種發(fā)現。

去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先后涌現出了一批反映抗日戰(zhàn)爭的紀實作品。馮雪松出版于2014年10月的《方大曾：消失與重現》可謂其中的一部佳作。作為紀錄片導演，馮雪松拍攝過專題片《尋找方大曾》。在此基礎上，他將影像資料文字化，根據自己深入細致的采訪和掌握的大量歷史資料，創(chuàng)作出版了這部新著。這是一部原創(chuàng)價值很高的傳記。作品題材獨特，選取的主角——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地記者方大曾，被譽為中國的“羅伯特·卡帕”。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他是第一位到達現場、也是在抗戰(zhàn)中第一位失蹤的戰(zhàn)地記者。他用攝影與文字相結合的方式，率先在報刊上報道了《盧溝橋事件》。“七七”事變后的《美術生活》雜志第41期上，刊出了署名“小方”——即方大曾拍攝的《抗戰(zhàn)圖存》和《為國捐軀》兩組照片。前者共7幅，正是中國記者在盧溝橋拍的第一批戰(zhàn)況照片。

作為新聞媒體的同行，馮雪松通過一次偶然的機緣，得悉方大曾其人其事，深為震撼，花費了多年時間，深入采訪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及其他親友，翻閱查詢了方大曾撰寫的所有的新聞報道、拍攝的照片等，試圖將這位在25歲時即已從世上消失的記者的生平事跡連同他的音容笑貌一一還原、再現。對于作者而言，這是一次挖掘發(fā)現之旅、靈魂經受洗禮之旅，他借助這部作品同樣也試圖帶給我們這樣的一次閱讀體悟之旅。穿越近80年的時空，作者用影像化的文字手法，將方大曾這位陽光明朗、對勞苦大眾充滿深切同情的新聞攝影記者重新拉近，進入當代人的視野。在作者筆下，方大曾是一個個性鮮明、喜歡不斷付出和給予的戰(zhàn)地記者與攝影家，一個青春的、鮮活的、熱情的生命，一個頑強不屈的、英勇的抗戰(zhàn)英雄。他用自己的筆和相機，積極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戰(zhàn)之中，直至以身殉職、以身報國。這個年輕的生命跨越漫長的歷史隧道，重現于我們的眼前，仍舊能夠帶給我們深刻的感動。這是一位杰出的記者，一位值得書寫與銘記的民族英雄。馮雪松的記錄與創(chuàng)作，無疑是值得褒揚與鼓勵的。全書寫作資料翔實，力求嚴謹準確，圖文結合，聲情并茂。作者的文字客觀樸實，卻字字扎實。該書出版后不到兩年即已5次印刷。可見，一部有獨特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圖書，是會受到讀者的肯定與歡迎的。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壯舉，深刻影響并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發(fā)展進程。老作家降邊嘉措的《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講述了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中具有特殊意義的一段史實。萬里長征，歷經千難萬險，其中一個重要的險阻便是經過少數民族聚居區(qū)和雪山草地。由于紅軍執(zhí)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僅搞好了民族團結，而且還爭取到了各民族人民的鼎力支持。《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講述的就是紅軍途徑川康少數民族特別是藏族聚居地區(qū)的歷程。紅軍在云貴地區(qū)與彝族同胞歃血結盟，傳為歷史佳話；在藏族聚居區(qū)建立了中國民族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格勒得沙”民族自治地方政權，組建了丹巴藏族獨立師，頒布了一系列民族政策。這些政策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可以說，正是因為紅軍執(zhí)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贏得了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真心擁護，才確保了其順利通過西南和西部民族地區(qū)，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走上了勝利之路。

作者的描述并不止步于此。他以少數民族作家的視角，特別深入探析了藏族等少數民族群眾對于紅軍長征最終取得勝利所作出的巨大犧牲與奉獻。他們甚至超出自己之能力，無私地、無償地向紅軍提供難以計數的各種物資援助。這些物資在確保紅軍順利走過茫茫草地、翻越皚皚雪山、徹底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剿等方面，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物質保證作用。廣大藏族群眾滿腔熱忱地支援處境艱難的紅軍，既是對紅軍正確民族宗教政策的回應，更是一種無私的幫助和無聲的支持。其中如卓尼土司楊積慶開倉放糧，在紅軍走過草地之后的關鍵時刻給予了極為重要的幫助。然而，楊土司一家人卻被國民黨軍閥殘忍殺害，只有幼子幸免于難。解放后，新中國沒有忘記楊土司，不僅追封其為烈士，還將他的兒子培養(yǎng)成了黨的干部。楊土司的故事格外感人。在作者看來，如果沒有藏族人民的積極援助，紅軍斷難走出雪山草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歷史將是另外一種面貌。從這個方面來說，少數民族群眾以自己的犧牲與付出，為長征勝利和中國革命事業(y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換言之，長征勝利，是民族大團結的勝利，是共產黨和紅軍正確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勝利。因此，這部書也是對80年前的偉大長征所進行的一次深層次解讀，題材新穎，立意高遠，讓我們更加清晰客觀地認識了長征的豐富歷史內涵。

作者雖年近八旬，卻能廣泛搜集資料，參考了中外100多種歷史文獻著作，并多方采訪長征的親歷者與見證者，歷經數年光陰，寫出了這樣一部70多萬字的厚重之作，其創(chuàng)作精神令人肅然起敬。降邊嘉措1985年即曾以長篇小說《格桑梅朵》獲得首屆“駿馬獎”。評委會在時隔31年后再次授予降邊嘉措“駿馬獎”這一榮譽，正是對其數十年來不懈創(chuàng)作追求的高度贊賞。

龍寧英的《逐夢》是一部關于中國夢主題的生動文學報告。龍寧英本人即是湖南花垣縣人，由于她所描寫的正是家鄉(xiāng)——湘西的人民與貧困作頑強抗爭的艱難歷程，因此情感飽滿、真切。到建黨100周年，我們國家將會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實現同步小康，貧困地區(qū)是難點和重點。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到湘西看望花垣縣排碧鄉(xiāng)十八洞村貧困鄉(xiāng)親，首次鮮明地提出，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這部報告文學作品所反映的正是以十八洞村為代表的湘西地區(qū)開展精準扶貧工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深情記錄了湘西幾代人與貧困搏斗、改變命運的偉大實踐，熱情謳歌了中國共產黨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當成自己使命的歷史擔當。

處在崇山峻嶺之中的湘西地區(qū)，歷史上受盡了苛捐雜稅、自然災害、匪患戰(zhàn)火等各種苦難，造成了其貧窮愚昧落后的面貌。但是，湘西向來就不缺乏懷揣夢想、志向高遠的仁人志士。早在上世紀80年代，扶貧攻堅戰(zhàn)就在湘西打響，通過輸血和造血，通過實施各種工程、修路、通電、辦教育、發(fā)展旅游和生態(tài)農業(yè)、外出務工等，湘西經濟社會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許許多多窮苦百姓開始走上富足的生活之路。但是，30年過去了，湘西仍舊未能完全擺脫貧困的頑疾。有的群眾因為家人患病，因病返貧，更多的脫貧群眾缺乏厚實而可持續(xù)的發(fā)展基礎，脫貧而難以致富現象嚴重。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的號召后，湘西人民以決戰(zhàn)決勝的堅定信念，以徹底脫貧致富的極大勇氣，進行扶貧開發(fā)，充分發(fā)揮市場機制，向著全面小康的宏偉目標，吹響了脫貧攻堅戰(zhàn)的號角，走出了一條涅槃重生的成功之路。扶貧隊首先幫助群眾統(tǒng)一思想，接著幫助他們尋找和發(fā)揮各自的優(yōu)勢，瞄準市場，因地制宜地開發(fā)各種產業(yè)，為村民們不斷開辟財源，增加財富。在十八洞村，作者欣喜地看到，他們的口號有了升級版：財力有限，民力無窮，自力更生，建設家園。她看到鳥兒回來了，魚兒回來了，外出打工的年輕伢子和妹子回來了；苗寨有風情，大山有風景，十八洞村正在將民族特色文化保護與村民居住環(huán)境改造相結合，打造美麗苗寨，發(fā)展旅游業(yè)。湘西的顯著變化，激勵著作者，也鼓舞著讀者。這些現實的變化，也是對“精準扶貧”的最好回應，讓我們看到了湘西正在逐步邁向普遍小康的光輝大道。

作者龍寧英的采訪不限于花垣縣，她還深入到鳳凰縣、保靖縣、古丈縣等湘西的其他縣市，田野調查式的資料搜集奠定了其寫作的堅實基礎。作品文筆樸實。既有對湘西貧困現象的真實呈現，又有許多與貧困決戰(zhàn)的感人故事。譬如，光棍村“脫單”的故事。十八洞村的施全友2014年42歲時才脫單。他和孔銘英的結緣與結合富有傳奇色彩。這對外出打工的青年男女，因為偶然的QQ閑聊而相識。但是十八洞村的貧困狀況還是嚇到了孔銘英。因為總書記來到了施全友家，因為精準扶貧的開展，這對異地網戀的男女最終走到了一起。施全友的例子生動而雄辯地應證了：脫貧才是幫助單身男女“脫單”、“脫光”的根本；要想不當單身漢，先得甩掉“窮帽子”。精準扶貧的目標是要使扶貧工作做到“一村一策”、“一戶一法”，產業(yè)到村，項目到戶，精準到人。湘西大地正在進行的就是這樣一場光榮而艱巨的告別貧窮、告別落后的偉大工程。這無疑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一個壯麗篇章。作者選取這一創(chuàng)作主題，切實呼應了時代和人民的感召，寫出了一部為人民呼吁、為時代吶喊的鮮活之作。

伊蒙紅木的報告文學作品《最后的秘境》在評獎伊始并未受到評委們的充分重視，但是隨著評獎的進行、討論的深入，這部作品的獨特價值逐漸凸顯。最終，評委會達成了相當一致的看法，認為這是一部有著深厚民族歷史文化底蘊和價值的文學報告。在評獎結束時，這部作品的10本樣書只剩下了1本，其他的都被評委們拿去收藏了。

伊蒙紅木是一位有著自覺民族意識、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責任感、使命感的佤族作家。根據她的自述，她從小就行走于跨境的佤族的各個聚居區(qū)，對本民族文化有著至深的熱愛與執(zhí)著的探尋。她從2004年開始寫作，內容基本上圍繞著佤族的神話、傳說、野史和生存環(huán)境、生活狀態(tài)，描寫佤族人民生活地域里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最后的秘境》正是這樣一部關于佤族山寨文化生存的調查報告。作者花費十余年，走遍境內外佤山，包括國內的佤族聚居地和境外緬甸的佤邦等，采訪近百位佤族文化傳承人，包括各地的文化專家學者、主管部門領導、個體戶和眾多的寨民，潛心考釋種種文化故事和現象，以詩性的語言、詳實的素材、寬大的視野、鮮明的現代觀照，生動展示了中緬邊境地區(qū)佤族社會的精神、信仰、文化、藝術等，解析了《司崗里》神話、獵人頭祭谷、制木鼓、原始歌舞、雕繪木偶、滄源巖畫、傳說等眾多的佤族文化符號內蘊，勾畫出佤族數千年生存發(fā)展的心靈史、精神秘史，表現出作者強烈而深厚的文化情懷和歷史責任。這位“70后”作家以不凡的田野調查功力、群眾生活基礎、文化人類學修為、文學創(chuàng)作實力，賦予了作品獨特的文化意蘊和美學價值，帶給讀者強烈的精神震撼力和新鮮的審美感受。

《最后的秘境》聚焦“秘境”。這是一片鮮為人知的土地，一個少為人識的民族，一脈源遠流長的文化。這片土地以自己的無比豐富與厚重，支持著佤族這個古老的民族走到今天、走向未來。作者無疑感受到自己作為佤族作者的責任與使命，力圖用自己的采寫，真實還原本民族既帶神秘色彩又異彩紛呈的歷史與文化。她的書寫，目的在于引導讀者親近佤族真實的歷史文化，親近這個民族。為此，作者不隱善，亦不諱惡，既寫出佤族文化鮮活豐沛、光彩照人的一面，也展現其蒙昧原始乃至野蠻落后的一面。她的表現是全方位的、立體的，因此是真誠可信的。她揭開了本民族文化的神秘面紗，讓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入和感受。因此，伊蒙紅木所完成的是一項神圣而富于長遠意義的文化梳理與探析的工作。這樣的工作不僅值得鼓勵與褒揚，而且是我們建設文化強國、實現民族文化復興的題中應有之義。中華文化是56個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豐富性、差異性、獨特性，共同匯就了中華文化的長江黃河，共同造就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伊蒙紅木所完成的工作，值得更多的人、值得其他各民族的作者共同參與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