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一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的評選中，土家族作家李傳鋒的《白虎寨》、侗族作家袁仁琮的《破荒》和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時間悄悄的嘴臉》三部漢語長篇小說脫穎而出，獲得長篇小說獎。耐人尋味的是，在三位獲獎作家中，年輕者近花甲，而年老者卻已八旬。他們生于不同的年代，來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區(qū)，卻打破時空隔閡，共同在這個節(jié)點上為中華民族文化風景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毫無疑問，長篇小說幾乎是所有文學類評獎中的一個重要看點。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與別的樣式相比，除了藝術水準上的要求，起決定作用的，常常不是作者燃燒的激情與旺盛的精力，而是扎實的生活底子與深刻的生命體驗。而正是這種潛在的要求，也無形中成了一種“選擇”，閱歷較為豐富的作者，他們的創(chuàng)作更沉實、更深厚，呈現(xiàn)出來一種本樸的自然態(tài)、生命態(tài)，因而更具有藝術上的魅力，在一輪又一輪的淘汰中，被評委們披沙瀝金挑了出來。

《時間悄悄的嘴臉》是本屆長篇小說獲獎作品的一個亮點。雙語寫作的維吾爾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是三位獲獎作者中最年輕的，卻是第二次站到了這個獎項的領獎臺上。30多年前，他以短篇小說《那醒來的和睡著的》獲得此項榮譽。30多年后，短篇變長篇，作者無數(shù)次地思考的“時間”不僅賦予其長度，也賦予其厚度。作品大約23萬字，情節(jié)線性推進，結構并不復雜。“玉王”艾沙麻利因生意之爭，涉嫌故意殺人罪逃亡上海，做換臉手術和聲帶按摩后，改名換姓重返家鄉(xiāng)。他的身體雖然是自由的，靈魂卻被鎖進了一個囚籠里。面對親人、友人、情人、仇人，他永遠是一個局外人、第三者，以往的世界向他裸露出真實的嘴臉。在對忠誠與背叛、寬恕與復仇有了重新認識后，他返回上海，恢復昔日面目，找回自己的生活，超越時間與金錢，成為真正的玉王。故事從種下禍根開始，以化解仇恨收尾。主人公從逃避到復仇，到頓悟，再到面對矛盾，歷經(jīng)情感的掙扎、心理的波瀾、觀念的改變，主客觀世界的對應與往返，此一時，彼一時，結構了一個封閉式的情節(jié)，有因有果，結局圓滿。故事是傳統(tǒng)的，風口浪尖，懸念重重，扣人心弦，讀起來一氣呵成。盡管有一些細節(jié)顯得略為牽強，還可以再推敲，但整個事件的發(fā)展走向站住了腳。取大勢，對于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來說，應該是成功的第一步。

但《時間悄悄的嘴臉》的動人之處主要還是在于其語言風貌。汪曾祺先生曾經(jīng)說過，“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寫語言”不只是對語言文字進行精雕細琢，而應該包括對語言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也許是作者以雙語寫作的緣故，《時間悄悄的嘴臉》有著獨特的韻味。例如，小說中有這么一段：“在沒有廣告的那個遙遠的時代，羊脂玉和羊脂玉們，在河床看不見的深處，甜睡在大地的夢幻里，銜接河床和人間的記憶。當廣告背叛祖輩的時間，炫耀販賣立場缺失的欲望的時候，羊脂玉們告別了大地深處的悠閑，在人間朦朧的河床里，漂泊在金山銀海的懷抱里……上海的雨和上海的陽光，在正午的大街忽悠時間，在傍晚的街巷梧桐樹下對峙沉悶的空氣。在子夜的床席上記錄軟夢的時候，他們成了好朋友，用艾沙麻利的話來講，利益可以讓木鍋變成永恒的金剛，又可以忽悠金剛變成花籃里絢爛的野蝴蝶……”維吾爾族人的表達，風趣而智慧，詩化的語言夾著豐富的意象。這樣的句子在作品里隨處可見。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敘事方式與漢語言的表達有機融合，使?jié)h語言獲得了一種光澤、一種活力，從而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風貌。

此外，主人公艾沙麻利形象的塑造也頗有新意。在一個制造財富神話的時代，一些幾乎一夜暴富的大亨們都有一種文化斷層，如何完善自己的修為，這實際上是一個時代的課題。主人公從小說一開始，實際上就把自己置于一座孤島上，真正的對話者其實就是他自己，焦灼的反思、嚴厲的拷問，即便準備對他認為的仇人下手之前，他的心靈實際上也處在一種煎熬之中。而媽媽如天籟一般的聲音的出現(xiàn)是他掙脫黑暗的拐點，艾沙麻利整個心靈完全進入了一個提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動用了大自然美妙的景致，包括星星、月亮、太陽、山川、河流，還有朋友情、親人愛，幫助主人公堅定信念，實現(xiàn)心靈的升華。主人公完成了心靈的旅程，小說也因此籠罩了一層宗教的色彩。

長篇小說《白虎寨》則是另外一種風格的表達。無獨有偶，作者李傳鋒與阿拉提·阿斯木同為第二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的獲獎者，且獲獎作品《退役軍犬》也是一個短篇小說。梅開二度，現(xiàn)在又相聚在領獎臺上。與大多處于邊疆的維吾爾族不同，李傳鋒的土家族在內(nèi)地。在漢民族文化背景上，內(nèi)地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創(chuàng)作常常面臨一種尷尬——既要有身份參與，表現(xiàn)民族特質，又要有背景認同，緊貼社會現(xiàn)實，成為時代的歌者。一方面，在一個開放的環(huán)境中，文化趨同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關于時代的表達變得碎片化，人與事件變得不可捉摸。聰明的作家或寫歷史，或寫特定的文化圈、文化現(xiàn)象，或寫個人經(jīng)驗、獨特經(jīng)歷，名曰“陌生化寫作”。但始終有一些對現(xiàn)實如癡如醉的作家，他們心無旁騖，活在當下，寫在當下，與大時代同步，即便費力不討好，也要身體力行，為現(xiàn)實鼓與呼。

李傳鋒和他的《白虎寨》就是這樣的寫作。敲梆崖上的白虎寨，有土司王國的根，有土匪占山為王的脈，進入當代社會，一切成為遠去的回聲，往日的憑借成了今天脫貧致富的障礙。以幺妹子為代表的一批打工妹在金融風暴后被逼返鄉(xiāng)，家鄉(xiāng)與發(fā)達地區(qū)的落差，促使這些在時代浪潮中沉浮的年輕人決心改變白虎寨。通過對科技人才的搶奪、對種植結構的調(diào)整，以及輸電線拉網(wǎng)進山、電燈電話電視接通、第三產(chǎn)業(yè)開發(fā)、城鎮(zhèn)化建設、扶貧幫困工作開展、公路等基礎設施改善，這一系列幾乎包括了當代新農(nóng)村建設方方面面的敘寫，促使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人文生態(tài)的改善、居住環(huán)境質量的提高、民主政治生活的進步。近40萬字的篇幅中，作者完成了他的理想人物的塑造、理想境界的描繪。其間“生祭活喪”等土家族獨特的風土人情描寫，使小說又多了一層文化色彩，給作品增加了一定的可讀性。

《白虎寨》作為一部主旋律作品，作者對其時代性、社會性、正能量等都進行了充分的思考和精細的設計。而且，幺妹子、秋月、春花、蕎麥幾個打工妹的形象，在共性中有個性，鮮明而生動。而唐先富、胡喳喳、彭長壽這樣一些中間地帶的人物，作者準確地寫了他們的缺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形象真實可信，有親和力，有感染力。作者對本民族山鄉(xiāng)的生活非常熟悉，從宏觀政策到微觀實踐，堪比“三農(nóng)”問題專家，對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民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而正是這種認同，這種關注和情感，使得作者對他筆下的人物都傾注了一種悲憫。一部主旋律作品，能夠淡化功利性，于熱鬧中透出一種情懷、一種溫度，這其實是很難得的。

但是，又如契訶夫曾經(jīng)說過的，一部小說好比一幢房子，里面裝的東西多了，是很危險的。或許因為這個緣故，《白虎寨》內(nèi)容太擁塞，情節(jié)發(fā)展沒有能夠產(chǎn)生有足夠沖擊力的高潮，顯得有些松軟、虛浮。而這一點，應該是《白虎寨》在藝術上的不足。盡管如此，《白虎寨》仍然不失為一部好作品。

侗族老作家袁仁琮的長篇小說《破荒》由《太陽從西邊出來》《夢幻歲月》《土匪名單》三部曲組成，洋洋灑灑100余萬字，堪稱本屆獲獎作品中的“大部頭”。袁仁琮19歲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堅持了整整60個年頭，發(fā)表和出版了數(shù)百萬字作品。在歷屆“駿馬獎”獲獎作者中，他都算是年齡比較大的一位了。《破荒》是一部帶自傳色彩的作品。一件作品在社會上產(chǎn)生的實際影響，常常是由作者的影響，包括其人格魅力，與作品共同實現(xiàn)的。也許“文學精神”的含義更寬泛，但一個人用畢生精力不忘初心、堅守信念，一直保持著對文學純粹的追求，也必定包括其中。

《破荒》以侗族地區(qū)一代年輕人的視角認知及命運走向為主線，以沉靜詳實的筆觸表現(xiàn)了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里侗族地區(qū)社會生活的變化，既是風俗畫，又是心靈史。小說雖屬日常敘事、歷史記憶，卻極其可貴地彰顯了一個文化人的使命擔當、時代哲思。鮮活的人物群像塑造，充滿人性的溫馨、人情的厚樸，也體現(xiàn)了文化的包容、信念的堅守與向上向善的價值追求。同時，通過對歷史進程中幾個時代浪潮的客觀敘寫，也隱喻這樣一個主旨：年輕的共和國經(jīng)過政治、經(jīng)濟、文化諸方面的痛苦歷練，正走向成熟和穩(wěn)健。

作品的三部曲分別反映了三個歷史時期：土地改革、大煉鋼鐵、文化大革命，正好發(fā)生在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里，從脈絡上進行鋪墊，襯托后來民族復興的大勢，這其實也是小說題“破荒”的寓意所在。文學作為生活的一面鏡子，不少作品對這一個歷史階段的重大事件或正面或側面都有反映，并被歸為“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但袁仁琮在這里并沒有對傷痕刻意渲染，也沒有故作深刻的反思，他相信時代的進步其實已經(jīng)對過去作出了很好的評估。一個人，或者一個社會，如果一直徘徊在歷史的陰影里，是不可能真正走向未來的。民族進步不僅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上，也表現(xiàn)在政治上、文化上。民族團結不只是形式上的結合，更多是文化上的溝通、包容與融入。作品涉及的題材雖然比較敏感，但平民角度、客觀敘事，分寸把握恰到好處，沒有極端描寫，通過對向文藝、趙子青等地方領導干部的形象塑造，正面影響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人民對新社會、新體制的認同，以及對未來生活的向往。狂躁之下，混亂之中，更多的是小人物之間彼此的維護，是相互之間的理解、體貼與寬恕，普通人傳統(tǒng)的價值觀及其良善的本性盡管也受到?jīng)_擊，卻沒有真正的動搖。

冷靜的歷史觀，平實的敘事，使得這部小說更加接近真實，加之自傳體色彩，特別具有一種方志學的意義。即便若干年過去，有這樣的作品引路，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條回家的路。而潛流行之江底，小說在不急不躁的表達中，卻飽含作者對鄉(xiāng)土堅韌而綿長的愛，對侗民族兄弟姐妹深沉而持久的牽掛。在漫長的時光隧道中，作者用他的筆陪同他們艱難的穿越，即便垂垂老矣，卻不離不棄，直到迎來新世紀的曙光。顯然，這之間僅僅有信念的支撐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強大的家鄉(xiāng)情、親人愛，還必須要有對自己“根”的驕傲和自豪。也許，這就是《破荒》100余萬字能夠讓人靜靜地讀下去的原因。

三部漢語言長篇小說獲獎作品、三個不同的民族、三個不同的年齡梯次、三種不同的風貌，偶然中透著必然，暗含了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一些規(guī)律性的東西。在傳統(tǒng)寫作呈萎縮趨勢的今天，總結一下獲獎的這三部漢語長篇小說，其實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比如中老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基本保持了對傳統(tǒng)的堅守，而年齡越大，從形式到內(nèi)容越扎實，而最后的追求，也更多是智性和理性的選擇，選擇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現(xiàn)實主義的魅力和根基，是時間與生活確定的，也是時間與生活教會作家們的。當然，作為相對容量較大的長篇小說，中老年作家豐富的生活閱歷也是一大優(yōu)勢。本屆獲獎的三部長篇小說，可以說都是現(xiàn)實主義力量最好的說明。文學讓人年輕，而文學的信念讓人癡心不改。三部獲獎的漢語言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都體現(xiàn)了作者的使命和擔當，可以說都是時代與歷史的深情呈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