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人們常常會問“你是什么地方的”“你去什么地方”之類的問題。但“地方”的確切含義究竟是什么，卻很少有人能說清楚。

“地方”是指地形方，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空間秩序概念。我們的先民認為天空是圓形的，大地是矩形的，即“天圜地方”；也有學者認為“地方”并非指正方形或長方形，而是平平正正之謂。

明末清初，“地圓說”逐漸替代了“地方說”。時至今日，“地方說”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尊嚴和意義，我們再次碰到“地方”這個空間概念的時候就失去了應有的敏感性，但以“地方”概念為主要載體的堪輿術(shù)卻一直實踐到今天，在民間還具有很強影響力。

方在甲骨文中被隸定成“”；現(xiàn)代學者許進雄認為“方”是頭部有兩齒分歧的農(nóng)具象形或高厚犁頭的側(cè)視，同樣構(gòu)造的字還有“旁”等。方字在甲骨文中的意思被現(xiàn)代學者闡釋為（1）邦國：殷人稱國為方，如土方、馬方等；（2）方向：如武丁時期東、南、西、北四方的甲骨記事刻辭；（3）矩形：在甲骨中方字并未有被解釋為矩形的證據(jù)，清代段玉裁推測矩形義項是由甲骨文中方形受物之器的“匚”字演變而來：“匚本無正字，故自古假方為之”。

“地方”的史前空間實踐

“地方”概念形成于何時無確切年代，但不同文化區(qū)回答“地形方”概念的形式及過程則可以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

最早的答案來自于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該墓平面形狀“前圓后方”，東西兩側(cè)設有兩個凸出的弧形小龕。墓主人為一壯年男性，頭向朝南，高1.84米。墓內(nèi)小龕及北部方龕有3個殉人。在墓主人兩側(cè)及腳端分別發(fā)現(xiàn)了蚌殼擺成的龍虎圖像和三角形圖案。有研究者認為該墓的平面形狀象征了古人天圜地方的史前觀念。

長江中下游和黃河下游的史前遺址中常見八角形符號，很多學者認為這種符號包含了“天圜地方”的含義。尤其是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版（上圖）。玉版呈長方形，剖面略成拱形，內(nèi)外兩面精磨，其中三條邊磨出榫緣，且兩條短邊各鉆有5個圓孔，長邊9個，沒有榫緣的鉆有4個圓孔。玉版正面雕刻兩個同心圓，圓中心琢制有一個八角圖案，兩圓之間以直線平均分為８個區(qū)域，每區(qū)內(nèi)各雕琢一枚矢狀葉脈紋；外圓與邊框之間又雕琢４枚矢狀葉脈紋，指向玉版四角。

良渚文化的史前先民則用玉琮（下圖）的平面形狀作出了回答。張光直先生認為玉琮的內(nèi)圓外方是象征了古人的天圜地方、上下貫通的天地觀。紅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遺址“積石冢”又是一例。積石冢主要部分為2座三環(huán)石壇。據(jù)學者考證“三環(huán)石壇”的實測直徑與《周髀算經(jīng)》蓋天圖式的數(shù)據(jù)一致。

另外，史前聚落和房屋建筑也經(jīng)歷了由圓至方的轉(zhuǎn)變。早期聚落和房屋一般為圓形，晚期聚落和房屋一般為方形或圓角方形。這都可以證明，方，是古人認識空間秩序的方式。

“地方”的早期記錄及實踐

早期文獻如《周易》《周禮》《呂氏春秋》《周髀算經(jīng)》等對“地方”進行的描述，成為我們理解“地方”概念的前提和基礎(chǔ)。

《周易正義·說卦》中寫“乾為天，為圜……坤為地……為大輿”。宋玉《大言賦》則說：“圓天為蓋，方地為輿”。司馬遷《史記·三王世家》：“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唐朝司馬貞《史記索隱》道：“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為輿地圖”。后人把這方面的特征概括為“地行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禮·考工記·輿人》記載：“軫之方也，以象地也。”《淮南子·原道訓》也記載“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即天是車的圓蓋，地是方形的車廂，拉車的是四時，駕車的是陰陽。由此推測，“地方”在《淮南子》成書的時代已開始變成知識分子的共識。

《儀禮·聘禮》曰：“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倉。圭，所執(zhí)以為瑞節(jié)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 這段文獻從形似角度，把玉圭的上尖下方與天圜地方的概念聯(lián)系起來。

《呂氏春秋·季春紀·圜道》也有相關(guān)記載：“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方道即地道。地上的事物復雜繁多，需要各守其位。方道具有穩(wěn)定感，穩(wěn)定才能有秩序。

漢《周髀算經(jīng)》記載，“數(shù)之法，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huán)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圜屬天，天圜地方。”這段話不僅詳細論述了天圜地方的屬性，而且也部分涉及了天地何以圜方的邏輯。

這些文獻描述了地的方形屬性，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觀，但從方法論上沒有回答“地何以為形方”的數(shù)理基礎(chǔ)和邏輯。簡單“輿”或“軫”的方形比喻，不能從根本上回答“地方”的內(nèi)涵。

“地方”的邏輯和實踐

目前認為，“地何以為形方”的邏輯有三種：

（1）“立桿測影”說

立桿測影是古代利用觀測晷影的長度、太陽出入方位而確定二至、二分以及觀測北極、二十八星宿等天象的技術(shù)。據(jù)《周髀算經(jīng)》記載，在二分和二至這四個關(guān)鍵時間點，北緯35度附近的日出、日入時晷影與地平面上的交點構(gòu)成矩形，這一矩形的長短邊之比為1∶。在周王朝活動的中心地區(qū)，二分二至的晷影觀測數(shù)據(jù)為（晷）表8尺，冬至影長13.5尺，夏至影長1.6尺，二分影長7.55尺。

立桿測影的數(shù)理和實踐賦予地以“方”的屬性，是古人形成“地成方”概念的最深刻的因素。

（2）測量大地的實踐

《周禮正義·大司徒》記載：“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唐朝賈公彥在《周禮注疏》中說：“以土圭測影之法，定邦國之方位而正其疆域也”，即傳統(tǒng)文獻中所說“日影千里差一寸”或 “勾之損益寸千里”。

《周禮正義·考工記·匠人營國》進一步規(guī)定了如何“辯方正位”，“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以縣，眡槷（音“視聶”，觀察測日影的標桿。——編者注）以景。為規(guī)，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這就是即利用圭表確定時間和方向，并最終形成了我國古代“方九里，旁三門”方形城市的規(guī)制。

（3）農(nóng)耕的日常實踐

華夏先民在日常實踐中對不規(guī)則的土地往往作方形處理，農(nóng)田多為方形，如井田。城池也被“絕長補短”形成方形，如《孟子·滕文公上》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韓非子·初見秦》：“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shù)千里。”方形田塊，便于正經(jīng)界；方形城池便于正宮室。方形便于認識，便于表述，便于計算。這種方法是利用了正南北東西的基本方法測量大地，形成方形或矩形的幾何形狀。在這種技術(shù)概念指導下，方形的大地就變得很具體。

“地方”的問題與意義

“地方”在先秦的空間實踐中，碰到了“天不覆地”的問題。《禮記·曾子·天圓》曾提出：“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謂之圜，下首為之方，如誠天圜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同“掩”——編者注）也。”“四角之不揜”即天不覆地的問題。漢代學者提出“渾天說”解決了“天不覆地”的矛盾。“渾天說”認為天地都是半圓的，“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同形。這個認識可能更接近目前所知的科學事實，但遠沒有“天圜地方”影響大，因此“地道為方”是古代中國構(gòu)建空間社會秩序的指導思想和重要實踐。

在中國古代世界觀里，方是地文、人文秩序建構(gòu)，圜是天文秩序建構(gòu)。歷代的城池、宮殿、九州、五服、九宮等均是方形的空間建構(gòu)和規(guī)劃。東南西北叫作四正，東北、東南、西南、西北稱之為四維或四隅。可以說，古人對大地的認識乃是不斷方正的過程。正不僅僅要正方向，還要正大地本身。正是由于方正具有積極的正面價值，因而最終凝結(jié)成道德準繩。方正不僅是地德，也是道德。漢代以后稱道德高尚者為“方正賢良”。

“地方”是史前形成沿用至明清的超越視野之上的空間秩序和格局。中國古代無論是對地理知識的歸納，還是人文空間事物的規(guī)劃，都尊崇方形。它既是基本的地理認知，也是推崇“方則分定”的社會等差意識形態(tài)的反映。

你是哪個“地方”的？貌似普通的一個詞，記錄的卻是史前至當下對空間秩序的追求，蘊含了我們的空間秩序?qū)嵺`，同時也包含了先民所尊崇的文化特質(zhì)和道德特質(zhì)。

（崔天興，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