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科幻小說，或者準確地說，科幻小說的一類——科學烏托邦（scientific utopia）中，世界秩序想象是引人矚目的內容。“科學小說”作為“新小說”的一種傳入中國時，引介者意在“專借小說以發(fā)明……格致學”。但縱觀晚清各類報刊上的科學小說，巧借故事普及科學知識的為數(shù)甚少，大部分作品都展開了恣肆汪洋的狂想，其中頗有跡近“政治小說”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論皆以中國為主，事實全由于幻想。”究其原因，普遍接受過傳統(tǒng)教育的科學小說作者們雖必樂見讀者“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但他們并不以科普工作者自居，念茲在茲的仍是經世治國之道。自然，在見識了西洋科技的強悍之后，沒有人會認為中國僅憑道德與政制便能重振雄風，科技進步成為新中國與新世界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因此，“兼理想、科學、社會、政治而有之”的科學烏托邦便成了晚清小說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現(xiàn)象，短短五六年間連續(xù)涌現(xiàn)了《新石頭記》（1905）、《新紀元》（1908）、《電世界》（1909）、《新野叟曝言》（1909）、《新中國》（1910）等頗有分量的作品。作為劃時代的強音，這些小說在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源自其三重屬性：1）突破歷史循環(huán)論，暢想光明未來；2）超越傳統(tǒng)天下觀，重構世界秩序；3）摒棄奇技淫巧說，推崇科學技術。其先導文本《新中國未來記》在前兩點上給了后來者至關重要的啟發(fā)，而大量關于未來科技的歡騰想象使烏托邦敘事變得豐滿迷人，充盈著今人讀之亦時時動容的熱烈情感。本文將以《電世界》為論述核心，兼及其他晚清小說和時論，對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詳加考察。

與晚清科幻研究注目最多、漸成經典的《新石頭記》相比，《電世界》沒有得到與其重要性相稱的關注，一如作者許指嚴身后的寂寥，其實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特別是主角）、情節(jié)設置和思想內涵上與《新石頭記》可以說是互有軒輊。刊載于《小說時報》1909年第1期的《電世界》署名“高陽氏不才子”，是清末民初小說名家許指嚴（1875-1923）的作品。小說以說書人的口吻開篇，他于“中國宣統(tǒng)一百零一年、西歷二千零九年十一月初九日”游歷歸來，聽聞“亞細亞洲中央昆侖山脈結集地方，有名烏托邦者，新出一位電學大家，自從環(huán)游地球回國，便倡議要把電力改變世界，成一個大大的電帝國”。這個電帝國，并不僅僅是產業(yè)霸主，而是倚仗“電力”稱雄的世界帝國。在帝國大電廠、帝國電學大學堂開幕典禮上，電學大家黃震球——此時已是“廠主兼校長電學大王”——登臺亮相，發(fā)表了一篇言如其名、足以震動地球的演說，將雄心壯志和盤托出。在他看來，二十世紀中國雖算得強盛，仍有諸多不足，而電力的應用將改變這一切。“今鄙人立志欲借電力一雪此恥，掃蕩舊習，別開生面，造成一個嶄新絕對的電世界。說什么統(tǒng)一亞洲，看得五大洲猶一彈丸也，五大洋猶一洼涔也；道什么收回租借權，看得萬國的政治布置機關，猶一囊中物也。海陸軍不必多，一二人足以制勝全球，直至勝無可勝，敗無可敗，乃成世界大同和大平等之局。”中國重回世界之巔，是晚清烏托邦敘事中常見的情節(jié)。《電世界》的獨特之處在于，掌握中國與世界之權柄者是科學家。我們將在后文看到，“一二人足以制勝全球”并非虛言，電學大王既能辦學興業(yè)，又能上陣退敵，舉凡科學研究、技術應用、經濟發(fā)展、交通運輸、城市建設、社會改良，無所不能，大包大攬。相比之下，《新石頭記》中“執(zhí)掌政柄，當國五十年”的東方文明，卻因科學家子女不問政事而苦惱：“尚有多少未酬之愿，正不知望誰可繼志。兒輩又都恣力科學，無暇及此。”

從“科學強國”到“科學家治國”，這中間的差異意義重大，相關探討需要在更加廣闊的語境中展開。在1627年出版的科學烏托邦鼻祖《新大西島》中，國王的存在感同樣稀薄。唯一一次提到國王，是在描述當?shù)卮蠹易宓募已鐣r。在盛大的宴會上，掌禮官帶來國王的敕書，“其中載明賜給家長的禮品、特權、特免權和榮譽”，敕書上蓋的印是“黃金鑄成的國王浮雕像”。除了以這種形式露一小臉之外，國王始終沒有出現(xiàn)，并且即便是在這個場合，掌禮官宣讀敕書后，眾人也沒有山呼萬歲，而是齊聲祝福本色列（新大西島人自稱）的人民。國王“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至少沒有實權，只掌管一些事關國民之風俗和禮儀的榮譽性事務，是一國之歷史傳統(tǒng)、生活方式和國家統(tǒng)一的象征，雖然不乏崇高的威望”。真正掌控這個國家的，是“所羅門之宮”的成員。所羅門之宮是一千九百年前的賢王所羅蒙那創(chuàng)辦的，“它是一個教團，一個公會，是世界上一個最崇高的組織，也是這個國家的指路明燈。它是專為研究上帝所創(chuàng)造的自然和人類而建立的。”1660年成立的皇家學會繼承了培根為所羅門之宮虛擬的宗旨，但培根所遐想的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科研機構。所羅門之宮不僅擁有完善的場所和設備、龐大的研究隊伍、嚴密的科研流程，還掌握著處置一切科學知識和技術發(fā)明的權力。從權力結構的角度來看，真正驚人的并不是它所研發(fā)的種種神妙科技，而是這個科學共同體的自行其是：

“我們還共同研究：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經驗和我們的發(fā)明，哪些應該發(fā)表，哪些不應該發(fā)表，并且一致宣誓，對于我們認為應該保密的東西，一定嚴守秘密。不過，其中有一些我們有時向國家報告，有一些是不報告的。

“我們還巡視和訪問我們全國的主要城市，并在所到的地方發(fā)表我們認為好的、有用的新發(fā)明。”

現(xiàn)實中，我們很難想象哪一國的科學家能夠集體協(xié)同秘藏其研究成果、拒絕國家染指，通常情況倒是科學家向國家宣誓保密。至于“深入群眾”發(fā)布和推廣自己認為“好的、有用的”新發(fā)明，也有越俎代庖之嫌。這樣的事坦然為之，意味著所羅門之宮本就處于新大西島的權力頂點。在培根的敘述中，庶民和官員既不知道所羅門之宮成員的確切所在，也不知道他們因何而來、為何而去。“我們已經有十年以上沒有看到他們了。他這次來是公開的，但他為什么到這里來，卻是保守秘密的。”雖然如此，當所羅門之宮的一位元老造訪城市時，對他的歡迎儀式依然極顯尊榮：他本人和侍從衣飾奢華，“戴著樣式新奇的鑲著寶石的手套，穿著桃色的天鵝絨制成的鞋”，乘坐著富麗堂皇的馬車，“車子完全是由柏木制成的，涂著金漆，鑲著寶石；前段鑲嵌著好幾塊藍寶石，四周飾著金邊，后邊鑲的是翠玉”，“車后邊跟隨著全城的官員和首長”，夾道歡迎的人群秩序井然，比軍隊排列得還整齊。“無冕之王”是這段描述給人留下的最自然的印象。

比較一下《新大西島》和《電世界》，我們會發(fā)現(xiàn)電學大王在我行我素、神出鬼沒、獨斷專行等方面與所羅門之宮的智者頗為相似。小說中，西威國組建了一支強大的飛行艦隊，準備消滅黃種。“未盡善也”的中國國難當頭，深孚眾望的電學大王卻難尋影蹤。國會議員們憂心忡忡，卻又一籌莫展，直到得知電學大王已經單槍匹馬盡殲西威國飛行艦隊，方才歡呼雀躍，一展歡顏。皇帝亦加封電學大王為電王，“位在諸親王之上”。抵御侵略自是豐功偉績，但回顧來龍去脈，卻有幾處關節(jié)不可不察。首先，根據(jù)一名軍官對國會議員的轉述，電學大王“二年前便曉得這西威國執(zhí)著‘黃禍’那一句話，要把飛行艦隊滅盡亞洲，方才安心”，但他并未將如此重要的情報轉告中國政界，以至于直到西威國已經屠滅東陰國，兵鋒直指中國時，方才“忽然上海京城里得了一個警信”。其次，電學大王兩年間殫精竭慮發(fā)明的電艇、電翅、電槍等高科技戰(zhàn)具，國會議員或略知一二或一無所知，緊急議事時連電艇有多少只都不清楚。再者，無論是在太平洋中部迎戰(zhàn)飛行艦隊，還是趕赴西方除惡務盡，電學大王從未考慮其軍事行動是否需要得到國會授權，戰(zhàn)后也不需要由其追認合法性。綜上而論，電學大王對科技發(fā)明和軍國大事都有專擅之權，國會和皇帝甚至連橡皮圖章的份量都沒有。他既可以啟動戰(zhàn)端，也掌握著和平的鎖鑰，因為“全球各國，都來上書，情愿和好，求電學大王永不加害”！宣戰(zhàn)議和乃國家主權所系，二者盡操于電學大王之手，中國的主權者（the sovereign）也就不言而喻。

電王在戰(zhàn)爭中超人一般的表現(xiàn)跡近荒誕，政治層面上也堪稱一手遮天。相形之下，《新大西島》中的所羅門之宮由三十六人執(zhí)掌，遇事開會商議，他們的科學發(fā)現(xiàn)和技術發(fā)明今天看來也沒有那么驚世駭俗。盡管如此，兩部創(chuàng)作時間相差數(shù)百年的科學烏托邦仍然分享科學專政（scientocracy）這一核心理念，是中西聰睿之士意識到科技偉力之后不約而同的遐想。在培根的時代，這種偉力尚未充分釋放，《新大西島》中的烏托邦仍然孤懸海外，其統(tǒng)治者禁止人民遠航異國，而《電世界》誕生于科學烏托邦主義的全盛時期，許指嚴的世界烏托邦想象大膽甚至狂放。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下，電王成為晚清小說中塑造得最為成功、最有光彩的科學家形象。有研究者稱其為“科學宰相”，而我認為，以其任宰相之職而行王政之實，“科學王”是更為恰當?shù)姆Q謂。國家由誰來統(tǒng)治，世界由誰來治理，始終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題。因此，我們不妨將“科學王”與古典傳統(tǒng)和同時代的理想統(tǒng)治者形象加以比較，以便凸顯其異同。

在柏拉圖提出“哲人王”理想的時代，對自然的認識和詮釋仍然是哲學的一部分，因而《理想國》中“既是軍人也是哲學家”的護衛(wèi)者也必須學習算術、幾何以及天文。但他們學習這些科目，主要是為了行軍打仗和認識世界本質：“軍人必須學會它，以便統(tǒng)率他的軍隊；哲學家也應學會它，因為他們必須脫離可變世界，把握真理。”至于應用自然原理的工程營造，乃是城邦中的工匠階層需要承擔的低賤技藝，不能“使靈魂的視力向上”，因而為護衛(wèi)者所不取。儒家的“圣王”理念特重人倫道德，本仁義而立法度，與“科學王”的差異更為明顯。但寬泛地講，電王之言行事跡亦合乎“內圣外王”，只是“圣”與“王”有了新的時代內涵。《荀子·哀公》一篇中，孔子對哀公“何如斯可謂大圣矣”的回答是：“所謂大圣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朱熹雖然揚思孟而貶荀子，但他在注釋《大學》時將“格物”“致知”釋為“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可以說在“內圣”層面上延續(xù)了“辨乎萬物之情性”這一認知追求。此后成為儒學認識論核心的“格致”并不局限于對自然的考察，但卻容納甚至鼓勵著儒者對自然研究的興趣。及至近代西學傳入，“格致”一度被用來對應science，而這一并不準確的翻譯成為“西學中源說”的重要依據(jù)。《新野叟曝言》中精于發(fā)明制造的文礽自陳其學問來源時就說：“《大學》有格物致知一章，諸位都忽略視之，我不過不肯輕易放過耳。”《電世界》沒有直白地稱電學肇始于中國，但電王的一段話卻很有“格致”風味：

“電的性質是進行的，不是退化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新生的，不是老死的；是膨脹的，不是收縮的；是活靈的，不是阻滯的；是受力的，不是彈力的；是吸合的，不是推拒的；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是聲聞的，不是寂滅的；是永久的，不是偶然的；是縝密的，不是粗疏的；是美麗的，不是蠢陋的；是莊嚴的，不是放蕩的；是法律的，不是思想的；是自由的，不是束縛的；是交通的，不是閉塞的；是取不盡、用不竭的，不是寸則寸、尺則尺的。所以我們不但用電，而且要學電的性質，方才可稱完全世界，方才可稱完全世界里的完全人。”

顯然，內在其中的仍是以物理明性理，由自然法則到社會法度，“止于至善”的思想。盡管如此，這一段從小說整體來看是孤立的，電王由圣而王的依憑并不是道德，而是以對“物理”的深刻認識為基礎的強大技術能力。他在世界秩序的運作中對道德教化的重視，亦非著落于親身垂范或者道德文章，而是利用技術手段消除不道德的源流，如廣設使用“電筒發(fā)音機”“電光教育畫”等新式設備、可容納上萬名學生的學堂，又如讓十歲上下的男女服用不妨礙身體發(fā)育的“絕欲劑”，使之到五十歲左右方才春情發(fā)動，“這時閱歷深了，主見也有了，那些不道德的事竟沒人做出來了”。《新石頭記》中的東方文明接近于傳統(tǒng)的“圣王”，但他的一生功業(yè)亦頗有賴于和“科學世家”聯(lián)姻以及子女專研科技。正是由于科技帶來的無限可能，式微久矣的“圣王崇拜”才能赫然重現(xiàn)于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

科技是王者造就理想世界的關鍵，中外皆然。根據(jù)海恩斯（Roslynn D. Haynes）的研究，西方文學對科學家的呈現(xiàn)有六種套路，其中“煉金術士”（alchemist）、“蠢學究”（stupid virtuoso）、“不近人情者”（unfeeling）、“（對自己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無能為力者”（helpless）這些負面形象源遠流長，而“冒險英雄”（heroic adventurer）和“理想家”（idealist）這兩種較為正面的形象在凡爾納的時代開始流行，二戰(zhàn)后方才沒落。由于工業(yè)革命的顯赫成果和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的突飛猛進，培根所開創(chuàng)的、將科學家描寫成英雄的傳統(tǒng)被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作家發(fā)揚光大，其路數(shù)與《電世界》如出一轍：“這些科學救世主們在保護國家免遭侵略的同時，還有一項附帶的任務——掃除人間的貧困與不幸，建立一個嶄新的有道德的科學社會。”換言之，“科學王”的出現(xiàn)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現(xiàn)象。不過，由于文化背景特別是基督教傳統(tǒng)的牽制和干擾以及科學界內部的質疑，西方文學為科學英雄譜寫的頌歌中始終摻雜著不和諧音。威爾斯創(chuàng)作了《現(xiàn)代烏托邦》，但他受恩師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心靈》等科學期刊的影響，更善于塑造冷酷無情的科學狂人。即便是對科學更加樂觀的凡爾納，其作品《蓓根的五億法郎》中也出現(xiàn)了舒爾茨這樣的邪惡科學家。而在中國，科學家形象的發(fā)展脈絡有所不同。傳統(tǒng)中國并不認為探究自然有觸犯上帝所設禁忌的罪過。士大夫可以理直氣壯地從事自然研究，并視之為正統(tǒng)學問的一部分，并且“格物致知”同樣可以“學而優(yōu)則仕”。而到了晚清，由于科學不僅是富國強兵的關鍵，也開辟了天地新視野，小說中的科學家就承擔了更多的期待，不僅可以興辦企業(yè)，從政封王，還能上天入地，“激厲國民遠游冒險精神”。電王對世界治理銳身自任，開金礦、辟良田、興制造、除疾疫，以“平路電機”筑聯(lián)結世界各地之道路，以“空中電車”暢飛越五洲四洋之交通，干得不亦樂乎。但他仍葆有奔放不羈的情懷，時常憑借電翅和電船獨自外出游歷，行遍高山深海，甚至險遭暗算。此外，電王探知西威艦隊弱點時“不覺大喜”，得知敵人炸死了一千同胞，“不覺忿火中燒，再也按捺不住”，殲滅敵艦時又“觸著一種不忍之心，連呼殘忍，殘忍”，待到西威國王拿破侖第十屠盡旅西華僑以為報復，不禁“痛哭了一天”，最后飛赴西威京城斬草除根，卻又“暗暗下淚”，見“全球第一的都會”化為“咸陽焦土”，“心中老實不忍，疾忙飛回本國，在廠里嗒喪了好幾天”，實可謂性情中人。或許這些情緒化的表現(xiàn)不符合“圣王”應有的淵渟岳峙氣度，但“無情未必真豪杰”，電王的這些心底波瀾，連同他的自言自語、應接問答、曲折思慮、奇妙夢境，使他不同于西方文學中的同類形象，成為一個有血有肉、充滿了人情味的科學英雄。耐人尋味的是，《電世界》對“科學王”并非全無質疑。小說敘述西威國大兵壓境、電王卻遍尋無著時社會的驚惶情狀后，借說書人之口議論道：

“黃震球赫赫乎一位電學大王，平時何等盛名，何等氣概，如今這樣天大事情到了，他卻規(guī)避得無影無蹤，也絕不替同胞想些法子嗎？……我們除卻黃震球，難道就沒法抵制么？為人最可羞的便是依賴性，從前動不動推著黃震球做主腦，養(yǎng)成這個倚賴性，所以如今應該受這慘禍。同胞呀！同胞呀！從此你們也好嘗著倚賴的滋味了。”

追問下去，焦點似有可能進一步集中到科學與科學家的可靠性上面。然而，隨著電王終于大顯神威，“從前疑怨黃廠主的心，再也不敢發(fā)作了”。科學家的光輝形象，也就巍然不可動搖，從晚清到五四，始終是時人衷心信任并寄予厚望之當代英雄：“一切建設，一切救濟，所需于科學大家者，視破壞時代之仰望舍身濟人之英雄為更迫切。”中國的“唯科學主義”乃至后世“工程師治國”的精神遠源，都需要在此找尋。

讓我們把目光再次投向電學大王依靠科技取得勝利的戰(zhàn)爭。本文感興趣的不是斗法寶般比拼新式武器的戰(zhàn)爭過程，而是戰(zhàn)后的世界秩序安排，蓋因前者“破”而后者“立”，為新世界制定的規(guī)則才是烏托邦的精髓。

鏡像是最簡單的重構。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敗于堅船利炮，既如此，倘使中國有更堅之船、更利之炮，自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在晚清人士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可謂順理成章，而最有代表性的文本當為《新紀元》。在小說的末尾，中國領銜的黃種獲勝之后，迫使歐洲白種諸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觀其賠償軍費、設立租界、駐軍特權、傳（孔）教自由等內容，基本上就是現(xiàn)實中的晚清中國所承受的種種城下之盟的翻版。《新野叟曝言》承其余緒，故事一開頭就是中國已然征服歐洲的時代。“歐洲自耶教滅絕后，正學昌明，差喜變夷用夏。”不久歐洲民族主義大興，驅逐擔任“歐羅巴全洲國主”的中國士人，卻被中國派去的飛艦隊輕易鎮(zhèn)壓，連耶路撒冷圣地都被中國大兵用“淡養(yǎng)甘油”炸掉。嗣后訂立的條約體現(xiàn)了更加嚴厲的殖民統(tǒng)治，“七十二邦俱奉中國之正朔”，“承認孔教為歐洲之國教”，“耶穌紀年及陽歷月份，當永遠廢止”，“語言文字，各國互歧，殊不適用，嗣后悉皆廢去，改用漢文漢語。有敢仍用歐文歐語，以大不敬論”，“中國欽派駐歐總監(jiān)大臣一員，駐治波而都瓦爾國。凡七十二邦內政外交，悉稟該大臣，然后實行”。相對溫和的《電世界》，也設計了不少頗具象征意味的情節(jié)來昭示世界秩序的逆轉。例如，北極白令海地方新建的大公園中，有一座極高的春明塔，塔頂三層是藏書樓，“大約下層是非、澳的書，中層是歐、美的書，最上一層是中國的書”。又如，西威艦隊的遺屬謀刺電王未遂，被法庭判以終身監(jiān)禁，卻因“電王特別請求，改為監(jiān)禁五年，永遠不許游公園的罪”。其后歐工謀反，亦受此罰。“咳！豈不記得十九世紀里上海的公園，有‘不許華人入內’那塊牌子嗎？所以到二十世紀里的華人看了，氣得要死，畢竟收回了領事裁判權，這塊牌子方才取消。如今事隔一百年，把這法兒來發(fā)付歐洲的罪人，也算對得住他們了。”熟悉中國近代史的讀者，睹此多半會心一笑。

對于這樣的構想，今人多不以為然，實則不可簡單論之。復仇之舉，源遠流長，中西典籍中不乏對這種氏族社會遺存的認可，如“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禮記·曲禮上》）、“若有別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舊約·出埃及記》）。當然，經籍一方面賦予復仇正當性，另一方面也對復仇的前提標準、復仇對象、復仇者的范圍及角色、復仇結果提出了各種規(guī)定。及至國家特別是司法機構和體制逐漸成熟，私力救濟逐漸讓位于國家法律，復仇就受到進一步的限制甚至禁止。但在實踐中，復仇始終得到禮的鼓勵和法的寬容，綿延不絕，形成根基深厚的復仇文化。晚清小說家固然深受浸潤，同時代的章太炎、魯迅等學人同樣不離其道。今人或可譏其狹隘，然而，超越復仇的關鍵，是國家的存在和完備。只有當國家能夠有效地代替?zhèn)€人懲罰奸惡、伸張正義，并避免私相仇殺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復仇才會從根本上喪失正當性和必要性。近代世界可稱為由國家作為基本主體構成的社會，但在二十世紀初，并沒有一個國家之上的國家來為在殖民征服和掠奪中被侮辱和被損害者討回公道。晚清小說家在文本形態(tài)的新世界中以“同態(tài)復仇”的方式尋求正義，乃是理直氣壯而力有未逮的無奈之舉，滑稽的形式之下，實有萬分沉痛。

當然，復仇僅僅能夠就特定事件實現(xiàn)局部的正義，其分寸亦難以把握，故國仇的報復并不能帶來一種公正的世界秩序。晚清烏托邦思想者皆因祖國迭遭欺凌而憤激沉郁，進而在“大國報仇，百年不晚”的想象中呈現(xiàn)出糾結的心態(tài)：一方面快意恩仇、酣暢淋漓，另一方面對于底蘊深厚的白種/歐人喪權辱國、任人宰割心有不安，料其必奮起反抗。《新紀元》末回標題“終戰(zhàn)事黃白分勝負 定和局世界息紛爭”因此名不副實，因為“歐美各國所有國民都起了大風潮，與這和約反對”。《電世界》中電王夢見麾下歐工駕駛捕鯨船圍獵化身鯨魚的自己，亦適為某種憂慮感之投射。恃強凌弱既為不義，則民族平等當行。《新石頭記》中執(zhí)掌“文明境界”的東方文明所不能釋懷者，乃是有色人種的悲慘命運：“紅、黑、棕各種人，久沉于水火之中，受盡虐待，行將滅種。老夫每一念及，行坐為之不安。同是人類，彼族何以獨遭不幸！”他在萬國和平會上道出的理想，便是民族不分大小普遍平等：

“如紅色種、黑色種、棕色種，各種人均當平等相待，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國民。此為人類自為保護，永免苛虐。如彼族程度或有不及，凡我文明各國，無論個人、社會，對于此等無知識之人，均有誘掖教育之責任。”

這一理想可謂誠摯，然觀其表述，有“文明人的傲慢”之嫌。受西方種族偏見影響，吳趼人中時有黑種人“生就了至愚的性質”、“蠢如鹿豕”之語，甚至借書中人物之口表示，紅黑人種生性懶惰，可以添補腦筋、增益智慧的新藥“聰明散”用在“他們那種全無思想之人”身上只會“助長野蠻”。這般歧視態(tài)度下的“誘掖教育”恐怕就不足為道了。

與《新石頭記》中語焉不詳?shù)脑妇跋啾龋匈嚥骺萍嫉男轮刃蛟谠S指嚴筆下生動可感，意味也更為深長。大戰(zhàn)之后，電王因中國財政“漸行支絀”，便招了二十萬歐工到南極金河采金，并在伊蘭（伊朗）高原筑了七座藏金大庫。一日，電王盤查金庫，賞賜甚豐：

“電王吩咐了幾句勤謹?shù)脑挘仲p給歐工每人五十鎊金子，統(tǒng)共賞去一百萬鎊，歐工喜歡的了不得。原來電王度量寬大，待歐工也極要好，每天工作不過四小時，工價格外多給，而且準帶家眷，一切聽其自由。如今因為查庫，又賞了每人五十鎊，歐工如何不感激呢？電王常說：“十九世紀里西人虐待華工，已到極點，然而如今得了這樣結果，我何必再學他的壞樣呢？”所以電王事事體恤，沒有一個不頌聲載道的。”

電王舍中國的豐厚勞力而用歐工，似乎是許氏刻意安排的情節(jié)。清季，沿海地區(qū)多有被誘騙甚至被擄掠出洋做苦力者，這些海外華工的悲慘境遇在晚清文學中得到了深切的反映，很多作家追求理想世界的烏托邦情懷正是由于耳聞目睹同胞被當作“豬仔”販賣、壓榨、殘害而生發(fā)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先于1907年發(fā)表記述華工血淚、略及海外勝地的《黃金世界》、后于1908年出版《新紀元》的碧荷館主人。電王招歐工遠赴南極采礦，自是世界秩序逆轉之象征。但細察電王所為，絕非冤冤相報的“推刃之道”，毋寧稱為“以直報怨”。他雇傭而不是奴役歐工，予以優(yōu)厚的工作條件和待遇，所以工人們歡欣鼓舞；而小說中提到全世界“各資本家道德進步，工價加增，工人合商人貧富約略相等”，可見電王并非對特定群體專行恕道，而是心懷社會主義之仁。他采掘金礦也并不僅是為了緩解中國的財政困難，而是要在生產力突飛猛進、全球經濟規(guī)模與日俱增的時代，以金幣本位制的方式維系社會經濟的健康運行：“只因電力發(fā)明，工藝發(fā)達，而且農產物比前世紀也增出幾千倍之多，所以物產合金錢比例，沒有什么相差，那物價便不會十分騰貴……物價不致過高過低，人民便也沒有極貧極富，豈非真正大同世界，至治極樂嗎？”

毫無疑問，只有科技才能成就這個不患寡亦不患不均的豐饒社會，而這正是晚清世界秩序想象的要害之處。如果強弱易位是在科技發(fā)展普惠世間、生活水準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實現(xiàn)，利益的重新分配便不必拘泥“剝奪剝削者”的革命邏輯，秩序的轉換也就更為平穩(wěn)。《電世界》中，電力科技的進步推動了工農業(yè)生產的興旺，使增加貨幣供應量成為經濟發(fā)展所必需。而要到冰天雪地的南極采金，仍需“電力發(fā)明”來克服一系列困難：“可坐三萬人光景，一小時進行五、六千里”的空中自然電車往來不息，運送勞工和采金所獲；利用產自印度恒河之濱、用電氣從礦石中析出的鈤質制成的電燈“光力熱力與眾不同”，“竟如太陽一般”，把嚴寒之地變成了“正如春夏之交，又如中國廣東地面一樣”的樂土，于是歐工“安居樂業(yè)，衣食俱足”。正是這些交通、能源方面的新技術，使電王得以創(chuàng)造出數(shù)量龐大的就業(yè)機會，并為歐洲勞工提供舒適的工作、生活環(huán)境和“格外多給”的工資，使其安之若素，而他們本是世界秩序變動中最容易遭受損害、最容易被民族情緒俘虜?shù)娜后w。

當然，并非所有人都感恩戴德，前述謀刺電王者便憤言，行刺并非僅僅因為親戚朋友死于電王滅西威艦隊之役，他們所感受到的種族屈辱也是重要原因。“我們人種向來稱地球第一的，如今倒把土地雙手奉人，這種羞恥如何不要洗雪呢？后來又下了北極公園的命令，我們也派在工人隊里，吃了許多辛苦，供給你們黃人的快活，如何不氣憤呢？”其后有歐工結黨，謀劃“占據(jù)南極地方，成個獨立國”，大抵心同此理。這兩次反抗雖然都被挫敗，卻不啻為種族-民族主義死而不僵之暗示，小說家言歐人“曉得電光厲害，電學精深，從此不敢輕于嘗試了”，反過來看便是不曾心服的意思。如何超越民族主義？《電世界》最后一部分對人類生存困境的凸顯和消解，形成了對這個問題的巧妙回答：

“電王聽了這話，忽然想著世界人類增添得這樣的快，不要十年，只怕高的到哀佛來斯峰頭，低的到死海，都填得滿滿了。這樣世界，還有何趣味呢？想到這里，又覺得這世界上的缺點很多，自己在五十年前創(chuàng)了電艇電車，總算空中可以行得，然而住宅產業(yè)能夠離得了地面嗎？鈤燈發(fā)明，南北極的寒冷黑暗已全改變，然而殖民辟土能夠撇得去陸地嗎？為人也苦得很，終究給土地限住的。偏偏土地又少，古人說得好，“三山六水一分田”，如今一分的田也得擴充到三分了。只有那六分的水浩渺無情，還是叫我們望洋興嘆。有這缺點，總算不得大同極樂。”

在這樣的表述中，生存空間的逼仄不再是一國一族的苦痛，而是困擾全人類的危機。事實上，小說中電王的開拓都為人類所共享，如鈤燈發(fā)明之后北極變暖，冰雪融化，“五洲的國民”“紛紛的情愿前赴”，西伯利亞等苦寒之地也都成為人類樂園。陸地上人滿為患，電王遂設計制造了極為堅固，可以自造新鮮空氣、長駐海底的電船，以供人類殖民海底。待到海底已經遍布殖民地，電王又未雨綢繆：“如今海底里做了殖民地，將來人滿起來，連海底一席地都爭不著，叫那些人民怎樣過活呢？”他于是決意“擴充世界”，辭去內閣職務，潛心鉆研，最終乘坐自己發(fā)明的“空氣電球”飛向茫茫宇宙，踏上為人類尋找棲息之地的漫漫旅程。這是一次精彩的格瓦拉式身份轉換：電王離開權位，不再受到既有的、難臻至善的政治秩序的拘牽；電王離開地球，亦不再以本國為念，他的遠征是為整個人類謀自由、解放和幸福的事業(yè)，正義性不言而喻。

無獨有偶，《新野叟曝言》同樣將人口問題視為由“治國”至“平天下”的關鍵，惟立意更加鮮明，論說更為深入。《野叟曝言》是康乾年間夏敬渠創(chuàng)作的一部奇書，共一百五十四回，約一百四十萬字，是中國文學史上篇幅最長的通俗小說。此書虛構的主人公文素臣是一個理想化的道學先生，既有滿腹經綸，又兼蓋世武藝，一生建立無數(shù)功業(yè)，位極人臣，封妻蔭子，兒孫滿堂。陸士諤的續(xù)作，一開篇卻讓夏氏的“理學烏托邦”捉襟見肘。原來，海晏河清，人口蕃衍，“孳生快速，不知不覺，人口之多，幾至塞滿大地，過此以往，全國將有不能容足之憂，現(xiàn)在已竟人數(shù)大于物數(shù)，謀生之難，十倍從前。”素臣之妾紅豆獻節(jié)制生育三策：禁止早婚、禁止娶妾、家產足以仰事俯畜者方準婚娶。素臣曾孫文礽認為，三策即便可行，也只能善后，不能救急，欲解當下“過庶”之憂，別有二法。“第一當為之代謀生計，必使人人皆足自育方好”，“第二則移密就疏挹茲注彼之法，但此法以鄰為壑，會有窮期，終不如第一法之妥善也”，“勞逸相均，貧富相等，國內之土皆辟，世上之利皆收，而后服御食飲，不憂不給，過庶之患，或稍殺乎？”其實這也正是《電世界》中電王為世間生民謀幸福之法，如運用科技改造環(huán)境，于南北極、非洲、澳洲等地新辟大量農場，供人民墾殖居住，又助其殖民海底，開發(fā)大海深處各種利源，在在皆是“代謀生計”“移密就疏”之舉。

文礽之“代謀生計”不如《電世界》精彩，其“移密就疏”卻寫得搖曳多姿。受近代地理天文之學啟發(fā)的晚清人士，不乏效科學小說之言、倡殖民外星者，如魯迅譯完《月界旅行》之后浮想聯(lián)翩：“爾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雖販夫稚子，必將夷然視之，習不為詫。”蔡元培的小說《新年夢》（1904）中，星際殖民則富有象征意味：“人類沒有互相爭斗的事了，大家協(xié)力的同自然爭，要叫雨晴寒暑都聽人類指使，更要排馭空氣，到星球上去殖民，這才是地球上人類競爭心的歸宿呢。”《新野叟曝言》同樣鼓吹星際殖民，全書超出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講述文礽等人駕駛飛艦探索各個星球、為人類開疆拓土的殖民冒險。小說借文礽之口點出，人滿為患非獨中國為然，乃是世界性的問題，而文礽發(fā)起的“拯庶會”是針對普遍性問題而設立的機構：

文礽：“故目下世界之大患，即此過庶兩字，無中無外，無歐無華，莫不皆然。”日京道：“此論通極。照我意思，必須萃世界之奇材，會華歐之英杰，和衷共濟，泯去種族之觀念，方可有濟。”文礽道：“拯庶會原無禁止歐人入會之條款，歐人有志者，盡可來華入會，某等民胞物與，一視同仁，原無什么種族觀念。”

既然“過庶”是舉世皆然的危機，是社會諸多亂象的根源，應對這一問題的努力也就成為具有普世情懷的追求。當源自張載《西銘》的“民胞物與”之“民”藉由對人口問題的思考從華夏子民擴展到萬國黎民，以人民為同胞的儒學普遍主義也就完成了自我更新，足令強烈排斥他者的種族觀念黯然失色。有此鋪墊，細讀前述飛艦隊鎮(zhèn)壓歐洲叛亂的過程，便覺有深意存焉。相比《新紀元》中令人眼花繚亂的連場大戰(zhàn)，《新野叟曝言》中的中歐對抗完全一邊倒，中國飛艦隊僅僅牛刀小試，兩軍尚未交鋒，歐洲便傳檄而定。這并不是因為陸士諤缺乏技術想象力，小說中敘述飛艦建造過程和摹其形貌的文字足有三回之多，對飛艦的外觀、規(guī)模、內部結構、儀器設備、物資儲備以及控制、動力、偵察、火力等各個系統(tǒng)都有興致勃勃的描述。飛艦強悍之至，非歐洲所能抵御；但此艦之所以如此強悍，是因為其使命本是以星際殖民為目的的太空探險：“金星木星之體積，大于地球，奚啻十倍。茍能設法交通，俾地球之人，得以移植星球，則孳生無患矣。”預想中的太空殖民地是向全人類開放的：

波而都瓦爾國王陽旦道：“……并不是有心反叛，實緣人民過庶，生計艱難，窮極思亂，不得已而出此。今雖征服，若不代籌出路，終非長治久安之道。元帥以為如何？”文礽道：“過庶之患，中外皆同。礽制造飛艦，目的本不在乎征歐，實欲交通他星球，為世界外再辟一世界。貴邦如患人滿，俟礽辟就新世界后，不妨來旅居也。”

制造飛艦的目的如此宏大，無怪乎“款數(shù)過巨”，中國皇帝亦“格外鄭重”。然而一旦集海量人財物力而成之，它就會是非同尋常的神兵利器：“飛艦一旦成功，則且飛行他星球，與星球人類相劇戰(zhàn)，區(qū)區(qū)歐洲又何足憂！”平定歐洲，只是這支超級艦隊遠征太空之前的熱身運動，輕描淡寫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歐洲的失敗，固然是科技層面的失敗，但追索飛艦這一神妙造物的來源，我們發(fā)現(xiàn)其失敗更是民族主義的失敗，因為沒有普世主義的關懷，也就不會有足夠的魄力和想象力去展開一項超越時代的、非傾國之力不能為的工程。由此，陸士諤和許指嚴一樣，都表達了超越民族主義的愿望。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上，民族主義是現(xiàn)實可欲甚至必需的，但它既是擴張、侵略、壓迫、殺戮等諸多不義的源頭，自然又是需要“超克”的。要超越民族主義，既需要“兼愛”的普世情懷，又需要在技術層面消除或緩解族群相爭的癥結，亦即生存競爭的壓力。科幻小說具有以人類整體為觀照對象、以科技發(fā)明為敘事線索的特征，正是闡發(fā)這種思想的最佳文類。不過，正如我們在前文的討論中看到的那樣，幾乎所有的晚清世界秩序想象，仍然是“愛有差等”的，盡管或隱或顯。這是因為，現(xiàn)實中的憤激和理想中的寬厚乃是一體兩面，“如張灝先生所說，世界意識與民族主義雜糅混合是那個時代思想潮流的特色”，“近代中國士人在述說民族主義時，未嘗須臾忘記在此之上的大同；而其在述說世界主義或其他類似主義時，也往往在表達民族主義的關懷”。這種悖論般的心聲是如此的深切，時隔百年，依然余音繞梁。

（作者：李廣益 作者單位：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