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發(fā)展到了它的鼎盛時期，不但產(chǎn)生了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論，同時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日常衣食住行、語言思想、文學藝術(shù)、建筑天文及醫(yī)學等各個領(lǐng)域。到了宋代，儒、釋、道三教的日趨合一，一方面促成了中國佛教由盛轉(zhuǎn)衰，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宋元以后佛教的進一步民間化、世俗化。

據(jù)載，佛教于東晉時即傳入到了安徽太湖縣境內(nèi)，在如今寺前鎮(zhèn)的大尖山建有佛圖寺。北周武帝時期，禪宗二祖慧可以高齡千里南下，卓錫太湖獅子山、司空山后，禪宗即在以太湖為中心的區(qū)域闡揚弘化，以至進而“一花五葉，五宗七派”。尤其是臨濟宗楊岐派支下的白云守端、五祖法演、“演門三佛”(佛眼清遠、佛果克勤、佛鑒慧勤)，更是于太湖丕振宗風，一度將太湖推到了中國禪宗中心的地位。元、明、清以降，以至民國與當今，太湖也是燈燈續(xù)焰。這樣，佛教，尤其是禪宗，對“隋唐五代宋以禪學顯，明清以科舉顯”的太湖縣民間生活習俗及思想文化等的影響必定是多方面的，也是極為深刻久遠的。

作為中國禪宗發(fā)源地的太湖，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岡陵起伏、山清水秀，十分適合于茶的生長。當年二祖慧可卓錫獅子山時，為打坐葫蘆石，弘化達摩禪，春采山中野茶，精心研制出一種外形緊結(jié)卷曲、色澤翠綠、白毫顯露、形似半月、香氣馥郁的綠茶。以山中不涸泉煮泡，會還原出山茶本有的葉形、綠色與清香，一如大道歸真。一杯綠茶下肚，不但香甜可口、生津解渴，而且定昏制睡、安神補氣，猶如醍醐灌頂一般，讓人頓悟佛之真理、禪之妙諦，大有超凡脫俗的意趣和神韻。二祖慧可在獅子山中由茶入禪、由禪解茶，以茶待客、借茶闡法，茶之美味，禪之意蘊，讓人深明禪茶原本一味。時間長了，附近山民也漸漸向二祖學到了禪茶的制作技藝，并深深愛上了飲茶，把出世的禪道、茶道傳入民間，將其融入到世俗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唐至宋，許多禪門大德卓錫太湖，由于農(nóng)禪思想的影響，太湖種茶、制茶、飲茶更是蔚然成風。禪師們由茶入禪，由禪到茶，相得益彰，禪宗文化由此得到發(fā)揚光大，也使太湖發(fā)展為全國著名的茶鄉(xiāng)。除寺院外，太湖山里山外的農(nóng)戶不光田埂地壩廣種顆茶，而且還辟有成片成片的茶園。太湖黃大茶、谷尖茶可謂聞名遠近。最有名的當數(shù)天華尖及其西北麓的劉畈樂盛與南陽河口一帶所產(chǎn)的茶葉。1986年，在全國著名茶學專家陳椽教授親臨指導下，經(jīng)反復研制，恢復創(chuàng)制了太湖歷史名茶——南陽谷尖，并更名為“天華谷尖”。中國佛教協(xié)會原會長趙樸初先生飲后，揮毫賦詩：“品遍錫蘭和宇治，清芬獨賞我天華。”“閱世得當開口笑，舉杯相勸太湖茶。”除此之外，還有南鄉(xiāng)的香茗山，即因產(chǎn)茶而得名。明初翰林學士解縉在其《香茗山》一詩中寫道：“山巖殷竇簇朱砂，香茗叢生蓓蕾芽。”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山中茶葉之盛。有可靠史料記載的，如唐代茶圣陸羽在其《茶經(jīng)》中，寫有“淮南，以光州上，義陽郡、舒州次，壽州下，蘄州、黃州又下”；并自加注云：“舒州生太湖縣潛山者，與荊州同。”敦煌遺書《茶酒論》載有唐代之前太湖縣從事茶事者收入豐厚——“舒城太湖，買婢買奴”的盛況。宋元時期馬端臨編撰的《文獻通考·征榷考》載，宋代太平興國年間，全國設(shè)有六務(wù)十三場以榷茶，其中即有太湖場。據(jù)《皖志綜述》載：“北宋設(shè)有太湖場，管理茶園生產(chǎn)和茶葉專買。淮南十三處山場的茶葉專買量，舒州太湖場一度占居首位。”乾隆《太湖縣志》載，太湖芽茶曾被列為戶部貢品。

太湖人愛飲茶，以至人際交往中少不了請人喝茶，也常以茶饋人。稱送人行資為“茶錢”，饋人糕點曰“茶食”。過去太湖城鄉(xiāng)茶館比酒店還多。以前，太湖普通老百姓慣以壺泡茶，用碗倒些“茶娘”再兌上熱水喝，只有那些大戶人家才講究用碗泡著喝。這不僅與經(jīng)濟條件有關(guān)，更與佛家倡導的節(jié)儉惜福有關(guān)。說茶有茶神，沒喝清湯頭就倒了，將會“一滴黃茶三分罪，三滴黃茶罪不輕”。太湖人不但愛飲茶，而且常以茶為佐料，制作出茶葉蛋、茶干、茶餅、茶糕等，這些都是人們常見愛吃的食品。

太湖人信佛，中老年婦女特別崇奉觀音，親切地稱之為“娘娘”、“觀音老母”。婚后不育或生女不生男的婦女們，拜的就是觀音。太湖除了觀音寺、觀音庵、大士庵、白衣庵、準提庵(準提菩薩密號最勝金剛，又云金剛母。禪宗將準提菩薩視為觀音部之一尊，深加尊崇)外，許多寺廟都建有觀音閣、觀音殿之類。過去有些大戶人家還建有家廟，辟有佛堂、靜室，以供觀音佛像。每到農(nóng)歷六月十九觀音菩薩成道日，許多寺廟都要舉行觀音會，認為這天念佛、誦經(jīng)、持咒、放生尤具大功德。舊時，太湖人家小孩出生，慣請先生掐八字算命。若是八字不好，男孩難養(yǎng)的往往上廟寄名，或拜和尚為師傅，或直接取個“和尚”小名；小孩病了或生癤生瘡之類了，要化米做粑，有的還要化邊角布料做百衲衣穿。太湖人主張上廟前要齋戒，進了寺廟應合掌下拜、上供，抽簽卜問吉兇；家中有了不吉之事，要延請僧尼做法事化解；寺里的東西不可動用，廟基上不得建筑房屋等。為了表示對佛的崇信，除居士外，有許多人不但不殺生，而且還在家里吃“花齋”(不能完全不吃葷腥的人，在特定的時間里吃素的一種方式)；農(nóng)歷初一、十五等日子要上廟進香，為寺廟做雜役；許愿后要還愿，一般是供香油、送軟匾之類。不僅要敬佛，對出家人也須敬重有加，見了稱師傅，有的還要致禮；來化緣的，多少都得隨喜行些布施。

佛教喪葬觀也對太湖頗有影響。太湖民俗相信佛家宣揚的六道輪回及十八層地獄之說，人死了，有的不是請道士做齋，而是延請僧尼超度，以求脫離苦海、往生極樂。人死后，還要“做七”。“一七至七七日，作佛事課狀。”“湖俗不行虞祭，而逢七作佛事，謂之燒七。”“虞祭”，即周代時“國人”于父母葬后迎其魂靈于殯宮的祭祀儀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讓亡者之靈得到安息。隨著“禮崩樂壞”，最終流變成了通行民間的“做七”習俗。學者多認為“做七”習俗來源于生緣說，形成于南北朝時期，至唐初走向世俗化。因為佛教以為人生有六道流轉(zhuǎn)，在一個人死此生彼之間，有一個“中陰身”階段，如童子形，在陰間尋求生緣，以七日為一期；若七日終，仍未尋到生緣，則可以更續(xù)七日，到第七個七日終，必生一處。所以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須逢七舉行超度、祭奠。其次是佛家的薄葬觀對總體上相對貧窮的太湖影響較大，十分適合百姓的心理需求，厚養(yǎng)薄葬之風自古至今未變。第三是佛家的喪葬方式——荼毗火葬法。雖然太湖自古流行土葬，但大的寺廟建有火化亭或簡易火化爐，許多在家居士及附近貧困村民去世后，亦有選擇火葬的。

佛家的教義很多，對太湖百姓思想影響大者，如因果報應、六道輪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nóng)禪思想。尤其是禪宗六祖慧能所提出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等樸素的“人間佛教”思想。太湖人一貫主張和鄰睦族、扶危濟困，修橋補路、建亭置渡、設(shè)茶施粥等興辦各類社會福利事業(yè)者，代有其人。如清代的義門陳氏，上自合水澗，下至新倉，沿河多置義渡，以利行人。監(jiān)生陳世范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縣東汪洋鋪驛道上所建的四墩五虹五梁的汪洋橋，至今仍風采依舊。寺前河經(jīng)七里庵至黃崗畈的石板山道，即黃崗李氏于清末所修。花亭湖村姜家?guī)X李清終其一生，樂善好施、糴米賑貸，捐建北關(guān)外浮橋渡船，捐租于花涼亭中施茶，邀捐倡建北關(guān)內(nèi)敦善堂、沙河畈義倉，修筑新開嶺山道等等，不可勝數(shù)。其子李振翥，系清嘉慶七年(1802年)進士，官至天津兵備道，亦子承父志，多有捐建。李杜周栻卿生性剛直，專好打抱不平，他不但于民國三年(1914年)在家鄉(xiāng)邀捐集資，主修了沙場畈大河兩墩三虹三梁的梭子墩平橋及附近小河上的羅山橋、育虹橋等，并于柿樹鋪(現(xiàn)被花亭湖淹沒)主持大義倉，以濟貧困，時安徽督軍獎贈“急公好義”匾高懸于倉廳正堂，以示表彰。而當代佛教領(lǐng)袖趙樸初先生，更是繼承并光大了延續(xù)400多年的太湖趙氏家風，致力于“人間佛教”的偉大事業(yè)。他光輝的一生，為家鄉(xiāng)的發(fā)展、國家的繁榮、世界的和平，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