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自甘墮入傳統(tǒng)而不愿自拔的詩人，我也許是一個落伍的、任性的作家。但這并不能說明我是一個不思進取的創(chuàng)造者。我必須對時髦的、新興的、一哄而上的、滿嘴新名詞的文學，始終葆有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自覺的、后退幾步、懷疑審視一番、耐心地稍等幾年的態(tài)度。 

文學不是歷史，雖然文學可以表達歷史；文學不是哲學，盡管優(yōu)秀的作品都有哲學的追求。因為但有物證，便是史實；如有新的視角，便別有洞天。文學并不單純，也不簡單，它有豐富復雜的人性與龐大無邊的時空。因此，對它的認同，就顯得格外舉步維艱，每向前邁進一分一厘，對于文學史來說，都是石破驚天的超凡脫俗。所以，我固執(zhí)地堅持慢一點，再慢一點；后退一點，再后退一點。懷疑，要繼續(xù)懷疑；耐心，要再耐心。我的意思是——文學不是打仗，不是沖鋒陷陣，誰沖在前頭誰就是英雄。不是的。文學絕對沒有這么急功近利。相反，文學可能是一種逃離，逃離一窩蜂地蜂擁而上，逃離不求甚解的人云亦云，逃離那些文學領袖與教父。對那些舍我其誰的貎似文壇領袖與詩界教父的大師，像看到了世界末日的孩子、像受到了驚嚇的兒童——我必倉皇逃竄，唯恐被攆上、被吃掉。

當時代飛速向前、歷史于瞬息之際翻動著書頁，時間以它無情的、冷漠的表情，于轉眼之際忽略與省略在它看來完全沒有必要存在的人群之際。你如果傷心，那你就得天天痛不欲生；你如果要焦慮，那你就得時時刻刻焦慮不安。在我，卻是一個寒極之至的冰雪之笠翁——我認定了那飛快的時代與我無關，我堅信那被蜂擁而上的不是文學，更不是詩。因為真正的文學，絕不可以被瞬間淘汰，更不可能被一群書商為了兜售印刷品而拋銷的所謂新奇險怪的文學所取代。文學一定有一些亙古不變的東西永存，而這些東西是什么？它們藏在哪里？嗯，讓我來猜猜看——它藏在俄羅斯，藏在中國，它們就藏在這片占世界二分之一以上的廣大陸地上的中國與俄羅斯的文學傳統(tǒng)中。

回顧中俄文學，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兩國的文學傳統(tǒng)都有對史詩強烈的不倦的追求。從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 、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與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yī)生》 ，到中國的《三國演義》 《水滸傳》與唐浩明的《曾國藩》 、孫皓暉的《大秦帝國》等等。盡管歷史波詭云譎、風起云涌，寫作上的難度非常人可以企及，但中俄兩國的文學巨匠卻都有著超越凡人的創(chuàng)造力。他們的鋼腕鐵筆寫出了一卷卷令后人仰望與傳誦的史詩。而這種追求，至今仍然強勁無比，它們以默不作聲的、遠離喧囂的方式，繼續(xù)創(chuàng)造著遠比想象更豐富的歷史畫卷。在這個創(chuàng)造的過程中，第二個傳統(tǒng)也依然蓬勃興旺——那就是貫穿于史詩中的公平公正的、循史而著的文學追求。

人性是作家永遠表達不盡的豐富與深刻的動人之母題，但人與歷史、歷史與現(xiàn)實之所以令人唏噓不已，是因為人性的動人永遠是在一個人道的、公平公正的情感線上跳躍。文學一旦脫離了這個軌道，技藝便失去了標準，精神便沒有了光芒。所以，今天的作家們就在苦苦地死守著這個底線，以保證文學的思想光芒永存。我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爾仁尼琴，讀艾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布羅茨基……之所以仍然感同身受、備受感染，是因為事實上他們已經(jīng)構成了悲憫與救贖的新的文學傳統(tǒng)。而這個傳統(tǒng)在中華民族兩千年的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與詩人的作品中，我們都看到了那一脈相承的精神傳統(tǒng)，屈原的悲憫、關漢卿的救贖、郭沫若的解放、魯迅的自我反省與解剖批判等等，其實與俄羅斯經(jīng)典作家的悲憫與救贖如出一轍。他們的著作和他們的人格，構成了一個漫長而又雄厚遼闊的文學傳統(tǒng)，并且以蓬勃沉靜的姿態(tài)繼續(xù)鼓舞著我們更新一代的作家與詩人的創(chuàng)造。是的，時空的變幻是飛快的，但是，波瀾壯闊的史詩畫卷并沒有中斷，他們仍然在一分一厘地、慢騰騰地延續(xù)著人類追求公平公正而悲天憐人地書寫著救贖人心的詩篇……

在黑龍江省人民政府舉辦“中國——俄羅斯文學合作交流會”之際，寫出上述之贅言，只是想表達一個思想，那就是——傳統(tǒng)依然生機無限而且蓬勃強勁地生活在我們的觀念之中，如果我們不留意的話，它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樣，會導致我們于亂花紛擾的世界迷失方向、丟棄根本。我想說的是，傳統(tǒng)默不作聲、傳統(tǒng)拒絕取媚時代、傳統(tǒng)甚至厭惡追求時尚的表演。傳統(tǒng)是沉靜的處子，它一直就在我們生活的現(xiàn)場，只青睞那些清醒的永遠試圖接續(xù)上歷史擔當?shù)淖骷遗c詩人，給他們寬厚的大地、遼遠的前景、無限的創(chuàng)造力，以使他們獲得堅忍不拔的精神，去戰(zhàn)勝孤獨與寂寞，寫出無悔于人類激情與智慧的偉大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