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人領(lǐng)袖李文田和他的相面術(shù)
出生于公元1834年的李文田(字畬光,號若農(nóng)),可以稱得上是晚清北京官場上的風(fēng)云人物。作為文人領(lǐng)袖,這位探花郎的學(xué)問、書法、文章都稱一流,后世學(xué)人如李慈銘、繆荃孫、朱一新、蔡元培等悉出其門下。正史上說他“學(xué)識淹通,述作有體”,“類能識拔績學(xué)”,(趙爾巽等:《清史稿(下)》,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第1876頁)可謂名士兼名臣。
李文田在晚清的名氣也確實大,大到“為滿朝文人所崇拜”(梁煥鼐:《桂林梁先生遺著(全)》,華文書局,1968,第30頁)的地步。究其原因,除了他的文學(xué)才華之外,大抵還有以下兩條:
一是他的忠直之名。李氏曾因諫阻重修圓明園而得罪西太后,斥責(zé)過李鴻章,還力阻過康梁等人的公車上書,所以吳道镕贊其“易名以誠鑒天闕”(吳道镕,《禮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銘》,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124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292頁)。清朝皇帝講究“國家昏亂有忠臣”的邏輯,既然強調(diào)君主圣明,就容不得直諫之臣。待到同光年間,演化出一系列“清流”故事,這些“清流”中的大多數(shù),不是以“直”邀名,就是“小罵大幫忙”,真以氣節(jié)著稱的士大夫,其實不多。李文田謚號“文誠”,又是“清流”身邊的人物,他是否擔(dān)得起一個“誠”字,至少還有爭議。
這第二條,就是他的姑布子卿之術(shù)。李文田生于廣東,粵人好形家,他通曉命理之術(shù)并不奇怪,但在京官的圈子里,精于此道者少,便顯得精貴。孫雄說他“方技通九流,合醫(yī)卜占侯命相堪輿,都成絕學(xué)”(倪星垣:《聯(lián)語粹編》,鳳凰出版社, 2015,第2頁)就是這個意思。
在士大夫們的筆下,確有不少李文田為人堪輿、相面、推算星命的記錄。比如翁同龢,每次搬家都要請李文田“相度住宅”。翁氏世家子弟,在北京能租得起大屋,自有看風(fēng)水的需求。其他士人的住宅可能都比較小,用不著看風(fēng)水,他們請李文田大多是為算命。這類記錄頗夥,尤其是生活在民國的遺老,常繪聲繪色地回憶起這樣的場景。比如黃濬說李文田“相楊蓮府(士驤)必至一品,相王文勤(文韶)拜直督,后必入相,且生還鄉(xiāng),皆奇驗。”(黃濬:《花隨人圣庵樜憶(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373頁)又如徐珂所記:
李若農(nóng)侍郎文田以精相法聞,嘗相許仙屏中丞振袆,決其官位當(dāng)撫而不督。時許方任寧藩,旋授河督。許戲云:“我自督而不撫,若農(nóng)將謂我何?”后調(diào)任廣東巡撫,開缺而終。(徐珂撰:《清稗類鈔》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641頁。)
遺老的文字,總是充滿了酸楚的回憶,除了作為亡國之臣的自我安慰外,還要用來換稿費養(yǎng)家。雖然故事神乎其神,可文字近乎傳奇,也就當(dāng)不得真。想看真切的記錄,要到當(dāng)事人筆下去找。恰好,李慈銘就找李文田算過命:
得芍農(nóng)片,予推星命,言其格為日月夾命,五星逆生,耶律文正“乾元秘旨”中所謂大格者,當(dāng)主奇貴。又謂逆格者多有磊坷不平之氣,以科料之,恐以氣節(jié)賈禍。他日到崇高時爾宜戒慎云云。首說非所敦者,后說自為近理耳。(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廣陵書社,2004,第3297頁)
李慈銘字愛伯,號莼客,室名越縵堂。他長居京師,在晚清的文名不低,生性又好罵人,一般士大夫都敬他三分。不過,此公在科場上的運氣卻遠比不上他的文名。他22歲中秀才,42歲始中舉人,中間竟落了11榜。待到中進士時,已然52歲,一生仕途可謂無所作為。上引這則日記作于1865年,這一年李慈銘36歲,距他中舉還有五年多,距他中進士也還有十五年。這樣的際遇既不可能“崇高”,更談不上“奇貴”,李文田的預(yù)測其實不準(zhǔn)。
很多時候,算命的作用并不在準(zhǔn)或不準(zhǔn)。仕途變化多端,來訪者所求,更多在心理安慰。或許這才是李文田寥寥數(shù)語,便把一向高傲的李慈銘說到自嘆“自為近理”的秘訣所在。
后來,王文韶也找過李文田算命。他說,李文田“謂余一生平穩(wěn)無風(fēng)波,后嗣必有以科甲起家者,自維德薄不敢作妄想也。”(王文韶:《王文韶日記》,中華書局,1989,第869頁。)短短一則日記,同樣能使人感受到,經(jīng)過“心理按摩”之后,王氏內(nèi)心所表現(xiàn)出的熨帖。
這則日記寫于1895年2月1日。這一天,日軍剛剛攻占威海衛(wèi)北幫炮臺,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只在旦夕之間。八天以前,身為云貴總督的王文韶奉命“幫辦北洋事務(wù)大臣”,可謂受命于危難之間。從風(fēng)平浪靜的云南來到風(fēng)聲鶴唳的直隸,正是內(nèi)亂外患交相侵逼之時,這位綽號“玻璃蛋”的股肱之臣,不關(guān)心如何挽狂瀾于既倒,只在乎自己“一生平穩(wěn)無風(fēng)波”。晚清國事本不可問,甲午之?dāng) ⑶逋⒏餐觯缫炎⒍ā?/p>
其實也不能苛求古人。清代君權(quán)強勢,“其愚天下之術(shù),可謂巧且深矣”(樸趾源:《熱河日記》,《承德歷史文獻集成1》,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 2015,第248頁),及至國家有事,忠臣自然就少。強勢的君權(quán)還有一種附加的效應(yīng),就是使本就極具風(fēng)險的政治生活變得更不確定。不確定的前途教人感到刺激,也使人缺乏起碼的安全感。在慈禧專權(quán)的時代,有人在兩年之間連升數(shù)級,從六品的中允做到二品的巡撫;也有人在一夜之間就遭遣戍,甚至人頭落地。無論是張佩綸的“朝是青云暮逐臣”,還是翁同龢在戊戌變法之前的突然被貶,都是這種風(fēng)險的典型例證。
人在缺乏安全感時,容易訴諸神佛和迷信。無關(guān)時代和科學(xué),這種由恐懼所帶來的心理需求,正是晚清士大夫們癡迷于“命理”、“神數(shù)”和“奇門遁甲”的原因。但其效應(yīng),則不止于心理按摩的層面。
在文廷式筆下,還有一則故事:
若農(nóng)侍郎數(shù)術(shù)之學(xué)頗多奇驗,余別記之。惟其任順天學(xué)政時,甲午七月考八旗科試畢,余與黃仲弢、沈子培、子封昆弟宴之于浙江館,酒半,忽言曰:予近相安小峰御史(維峻)不出百日必有風(fēng)波。余曰:大約以言事革職耳。侍郎曰:尚不止此。乃冬間,安御史以忤旨譴戍,如侍郎言。蓋試八旗時安為監(jiān)試,侍郎相之特詳審也。又,壬辰春間,志伯愚詹事(志銳)有奉使外洋之信,中外皆謂必得,而侍郎以相法決其不然,卒亦竟如所說。惟相余則屢易其說而皆不驗,此不可解者也。(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中華書局,1993,第724頁)
文廷式,字道希、蕓閣,號純常子,光緒十六年(1890年)榜眼,與翁同龢、李文田等人關(guān)系極近,是甲午、戊戌前后政壇上的風(fēng)云人物。文中“多奇驗”、“皆不驗”和“不可解者”,都有點抱怨李文田為他算命不準(zhǔn)的意思。
所謂“不可解者”,倒也不難解釋。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中推測《左傳》為吳起所作,一條主要的證據(jù)即在于“左氏預(yù)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后即無徵,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測。”(《先秦諸子系年》,商務(wù)印書館,2005,第223頁)道理其實很簡單。事后追記,傳之口耳者,則易有奇驗。但文廷式親身所試,便只能是“屢易其說而皆不驗”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那位遭革職的御史安維峻。李文田之所以在七月間忽“相”安維峻“特詳審”,又云此人“不出百日必有風(fēng)波”,很可能有另一番解釋。事情的起因在七月十三日,安某“劾及樞臣”“欺蒙”(翁同龢《甲午日記》,翁同龢著,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8卷,上海:中西書局,2012,第3746頁。)。此時,安維峻官不過福建道監(jiān)察御史,且背景不深,同時得罪行走軍機處的禮親王世鐸、武英殿大學(xué)士額勒和布、東閣大學(xué)士張之萬。到他彈劾李文田時,就連一向措辭謹慎的翁同龢都在日記中說他“丑詆之,有靦然人面語”(《甲午日記》,《翁同龢日記》第8卷,第3764頁。)。他的直諫,既可以理解為直聲震天下,卻也難保沒有沽名釣譽、政治投機的嫌疑。這樣的人,官恐怕就做到頭了,風(fēng)波自然難出百日。
上引文廷式所錄,乃是京官雅集時的場景。清末京官集會,除了巧結(jié)人緣之外,很重要的一個節(jié)目就是打探官場上的各路消息。李文田侍值南齋,天子近臣,又與翁同龢、潘祖蔭等人交誼甚厚,非尋常官員可比,找他探聽消息的人自然不會少。宴席之間,看似是游戲,又隱約透露出政治內(nèi)幕。有些話可以明言,有的則改頭換面,成了相面的結(jié)果。以虛幻的手段釋放確實的消息,既達到目的,又不授人以柄。“頗多奇驗”豈不自然而然?
類似的例子至少還有兩則。一是李文田相文廷式,云“蕓閣官不過四品,且即當(dāng)失勢”(馬敘倫:《石屋馀沈》,建文書店, 1948,第170頁)。一則是他相梁啟超,說任公是“擾亂天下耗子精也”(冒鶴亭,陳子善編:《孽海花閑話》,海豚出版社, 2010,第25頁),言語間皆帶有明顯的政治暗示。人謂李文田“善談風(fēng)鑒”,他嘗言“是非余所知也。”(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續(xù)修四庫全書》第57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06頁)其所知者,未必是命理,倒可能是真“是非”。
也許是因為這種手段影響太大,后來流傳的許多極具戲劇性的情節(jié),也常借用李文田的名字。典型的一例,是梁鼎芬受李文田以“非常之厄”而避死的慫恿,彈劾李鴻章的故事。此事已被證明為虛構(gòu),但在清末流傳甚廣,以至于黃濬這樣謹慎的遺老都不能分辨真?zhèn)巍_@正好反證出李文田假風(fēng)鑒而影射政治的手段。
李商隱有兩句名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寫的雖是漢文帝和賈誼,卻大抵描出了歷朝歷代的通病。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刀筆小吏,自古信鬼神者不少,真正心系蒼生的,卻未必多。不確定的前途和不自信的內(nèi)心是他們迷信的根源,也折射出王朝體制的落后。其實,這樣的詩,恐怕只有生活在晚唐的李商隱才寫得出來,如若放在盛唐,類似的現(xiàn)象便很難引起士人的警醒。而李文田為人算命的傳說,至今仍被贊為高妙。比之晚唐,當(dāng)作何解?
(本文初載于《文史知識》2020年第3期,后收入《李文田年譜長編》,為“引言”部分內(nèi)容。)